施霖，原名昌期，字雨林，１９００年生于福建省福安县溪柄镇田头岗村。其父在邻村设塾课，并替人占卜、看风水等赚钱，以养家糊口。但由于所得微薄，日子过得十分清寒，以致于全家长年打地铺睡觉。施霖１８岁那年，他家租种了邻村一刘姓地主的几亩地，因风雨不调，收成不好，秋后，地主的走狗上门逼租，施霖被殴打险些致残。１９２１年秋，遵双亲之命，他与童养媳完婚。
１９２４年，施霖偕挚友张少廉、张宝田入福安湖山小学读书。两年后，他们来到省城。施霖考入私立国学专修学校。他勤奋苦读，废寝忘食，深得师长器重。在求学期间，他还研修法律，并与福州当时颇有名气的律师张威等结成兄弟。
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的炮声在福建大地隆隆响起，国民革命运动的风潮席卷八闽，给施霖等以极大的影响。是年冬，施霖与张少廉、张宝田联袂返乡度假。在家乡，他们三人发起组织了柏柱乡农民协会。
施霖等发动柏柱乡农民起来反对楼下村大地主包捐勒索，鱼肉乡民。１９２７年４月里的一天，捐蠹们带领走狗气势汹汹到山下丈量鸦片田，与农民发生争执。施霖闻讯，一口气跑上山顶的寺庙，擂动大鼓；远近３６村的会员听到隆隆鼓声，从四面八方涌向楼下村，把捐蠹们吓得胆颤心惊，没命逃窜。楼下村大地主逃到县城，向县长诬告柏柱农民在施霖等带头下造反，县长大为震惊。第二天，４０名警备队员奉命前来弹压，遭到农民的激烈反抗，狼狈而逃。第三日，３００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和警备队员再次开赴柏柱，柏柱乡的青壮年被迫相继逃生，施霖等也避往福州。这场农民斗争尽管失败，但施霖和张少廉、张宝田在柏柱农民心目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被誉为“柏柱三杰”。
福安当局得知施霖逃匿福州，密报福州警备司令部将他抓捕。在刑讯中，施霖正气凛然，唇枪舌剑，使法官理屈词穷，只好将他释放。
斗争的受挫没有动摇施霖的信念，反而使他更坚定了与军阀豪绅势不两立的斗志。“书生报国无它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施霖决心用手中的笔作为斗争武器。他来到县城，寓于江城客栈，挂起律师的衔牌，专为穷人鸣不平。施霖曾带诉状上省控告“四大金刚”陈王基等把持县政、鱼肉百姓等十大罪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并非一支笔一张状纸所能动摇。施霖在赢得穷苦百姓和有识之士的尊敬和钦佩的同时，也遭到了封建势力的打击迫害，他被迫逃离县城。
严酷的事实使施霖清楚地认识到，要同反动势力斗争，必须要有枪杆子。从此，他开始了筹建武装的尝试。１９３０年春，施霖回福安发动组织了一批敢做敢为的青壮年到闽北地方军阀卢兴邦部投军，计划相机拖枪逃回福安。不料事泄，不得已又一次逃离福安，才免遭杀身之祸。
后来，施霖受聘到漳港小学任教。其表弟、共产党员马立峰在漳港小学任校长。施霖在同马立峰等共产党员的密切交往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教育，对党领导的革命开始有了认识，改变了世界观。１９３１年夏，经马立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强烈不满的进步青年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久，他被选为中共福安县委委员。
施霖入党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化名鸿磐，用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本领，走村串户，以算命、看风水等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为穷人写状词、打官司，从不收钱。所以他走到哪里，很快就会同哪里的农民混熟，大家都争着留他吃饭，尊敬地称他“先生”，遇到危险时，不顾一切地掩护他。
施霖根据当时流行于闽东地区的《白扇诗》的形式和曲调，编写了歌词，赋予它崭新的革命内容，对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军阀豪绅的残暴统治，广泛地教育和唤起穷苦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由于施霖在斗争中发挥了出色的宣传才能，受到了同志们和群众的爱戴，１９３２年福安中心县委成立时，施霖被选为委员。
但在成绩面前和赞扬声中，施霖却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对待工作职务。他同中心县委个别领导人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最后发展到不执行组织上调动，而是联络詹建忠等到有较好群众基础的南区一带活动，“另立山头”，各自为政。在南区，施霖和詹建忠等人积极开展地下秘密活动，很快在甘棠一带建立了许多党支部和农会组织，开展了“五抗”斗争。
１９３３年９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曾志到福安工作。她首先到南区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她认为施霖等还是革命的，因此就留在那里，指导并直接参与南区的工作。曾志积极帮助施霖端正思想认识，使他认识到另立山头的错误做法。是年１０月２０日，他们共同领导了震惊闽东的甘棠暴动，指挥甘棠附近红带会、贫农团，攻打驻扎在刘祠的敌海军陆战队，消灭敌一个排，随即成立了闽东北工农游击第五支队。
甘棠暴动后，施霖便离开福安县前往霞浦县。在他的发动领导下，青皎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施霖先派青皎红带会第一中队直捣尤姓大地主的老巢，开仓分掉４００多担粮食，从而揭开暴动序幕。紧接着四方响应，风起云涌，斗争遍及整个青皎地区。红带会先后共镇压作恶乡里的地霸、反动分子３０余人，分掉他们的粮食和财产，烧毁地契债单，还攻打了盐田海关，捣毁敌炮楼两座。青皎暴动威震霞浦，施霖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不久，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中心县委决定借此机会举行全区性农民武装暴动，创建闽东苏区。１９３４年１月６日，经中心县委同意，施霖和任铁锋等率领上南区４００多名红带会武装以及霞浦青皎一带和上西区红带会武装共２０００多人围攻霞浦县城。守敌紧闭城门死守，施霖见久攻不下，只好下令撤军。１月１８日拂晓，施霖、任铁锋等又率领红带会武装，配合新成立的闽东红军独立团再次围攻霞浦城，也没有成功。虽然两次攻城都没有成功，红色风暴却吓得各地乡间地主、土豪躲进县城，大片农村被红色武装控制，为党在福安、霞浦、福鼎交界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后，施霖再次因意见分歧脱离中心县委的领导，与詹建忠等人一道，留在霞浦一带独立开展革命活动。在施霖、詹建忠领导下，霞浦西南部也像闽东苏区的其他地区一样燃起革命的烈火，成为霞浦苏区工作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这些地区虽未开展分田，但已废除租债，几乎是谁种田归谁有，广大农民扬眉吐气。他们还组织起赤卫队，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６月，施霖等将游击队扩编为闽东红军第十独立团。随即率队出击，连续攻打了龟岐、坪岗、大沙、马洋、宁德白瓠山等地反动民团“大刀会”和七星海关，收缴枪支２０多支。随后又攻克宁德青山、斗帽及下浒盐仓，没收食盐分给群众，还打下了下浒税关及牙行，取得了接连胜利。施霖的名字和红十团的旗号也因此威震官井洋、三都澳沿岸一带。
这期间，为了维护闽东党的团结，福安中心县委曾派曾志前往霞浦找施霖，说服其回到党内。但曾志等人在半路上不期与敌遭遇，只好折回。当时中心县委误以为是施霖所为，加上他前期的错误，因此在１９３４年８月的一次闽东特委会议上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有的领导人还派人前往霞浦，准备对其进行“内部处理”。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敌重兵大举“围剿”闽东苏区。大敌当前，闽东特委恢复了施霖的党籍并派闽东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少廉到霞浦，请施霖和詹建忠回福安共谋大计。他们乘坐交通船从海路返福安，途中经六屿与敌船遭遇，被迫折回霞浦。张少廉只好留下与施霖等人一道活动。这时，由于红十团团长连成法的叛变，詹建忠被敌逮捕，壮烈牺牲于霞浦城关。施霖惊悉这一噩耗，悲痛万分。他为失去亲密战友，以及亲手开创的霞浦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挫折而痛心疾首，被迫转移到赤白交界的沿海一带地区，开辟新的区域。
此后，敌人对闽东苏区的“清剿”越来越紧，施霖与张少廉等人被迫分散活动。施霖隐蔽在大南区斗米村，以教书职业作掩护，继续地下革命活动。
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９日，施霖因东坝村林桂元（施霖义子）告密，并被其从斗米村骗到大南区界石村前海滩，被盐田民团捕去，送到福安赛岐国民党军新十师师部报功讨赏。
敌师长史宏烈见抓住施霖，喜出望外。他满以为从这个身穿长衫、俨然一介书生的共产党员身上是不难打开缺口的，然而，他没有想到，在审讯中，施霖以其出众的辩才，舌战群魔，驳得敌酋无言以对；在严刑酷打面前，施霖更是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始终保持了一个革命者不屈淫威的崇高气节。
在狱中，施霖想到自己此次被捕断难生还，也想到自己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历尽艰辛坎坷，心中感慨万千。他向看守索取纸笔，席地而坐，略加思索便挥毫疾书。他尽情抒发了对党无比忠诚的真挚感情，表达了自己为革命而死矢志不悔的豪情壮志，文笔优美、流畅，慷慨激昂。史宏烈不甘失败，又以高官厚禄相诱。施霖早已听得不耐烦，厉声道：“少说废话，快成全我气节！”
５月８日凌晨，施霖被一阵吆喝吵醒。看守端进一壶酒让他喝，并告诉他：“今天是你升天之日。”这位三度入狱的坚强革命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起床，穿上长衫，神情自若地让敌人拍了照。敌兵再次上酒，他怒目圆睁叱道：“革命者不怕死，何用此为！”说罢，拂袖就走。
在押赴刑场的路上，施霖昂首挺胸，毫无惧色，沿途的群众无不为他视死如归、从容不迫的豪迈气概所感动。当施霖等人被押到镇外黄土岗下的一口井边时，他面对敌人的枪口，引吭高吟：“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一阵枪声响过，施霖英勇就义，时年３５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