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继蕴，女，１９０３年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宋家圩。祖父宋传统，家有薄田数亩，在乡设馆课读。父亲宋治平，生二子一女，宋继蕴排行老二。宋继蕴童年随祖父读书，粗通文理，因受封建礼教束缚，未能继续深造。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在各地广泛传播，舒城的社会风气也逐渐开化，一些思想清醒的青年学生开始萌发反对封建制度的意念，有的还到外地求学，吸收新思想的营养。在这个社会变革时期，宋继蕴也感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痛心妇女的命运。这时，她的弟弟在合肥省立第六师范读书，带回宣传新文化的书刊，她从中接触到许多前所未闻的东西，思想上有了初步的觉悟。
１９２４年秋，宋继蕴与刘敏结婚。婚后，双方志同道合，广泛结识安徽旅外进步学生，大量阅读革命书刊，从此知识增进，视野开阔，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也看得较为真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皖西地区部分共产党员由城市转入农村活动，宋继蕴通过刘敏同这些共产党员有了较多的接触，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１９２９年暑期，刘敏赴六安学习。不久，宋继蕴为了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进入舒城女子纺织工厂，一边学纺织，一边学文化，积极支持刘敏参加革命斗争。
１９３０年７月，宋继蕴前往上海，同刘敏一起进行革命工作。她根据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进入新华袜厂做工，在女工中进行宣传，组织妇女解放同盟。是年冬，由朱爱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雨露阳光滋润下，她更加豪情满怀，投入艰苦而复杂的战斗。
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人侦探四出，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浦江两岸弥漫着腥风血雨。宋继蕴目睹敌人的暴行，激起强烈的愤慨。她冒着生命危险，经常往来于各个工厂之间，组织工人罢工，从经济上、政治上打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九一八”事变后，她同工人、学生一起到处奔走呼号，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她积极参加战地救护队，亲自为爱国将士抬担架，包伤口，送汤药，并开展声援和慰问活动。每当“五一”、“五卅”等节日，敌探密布，戒备森严，而宋继蕴仍然发动群众，举行集会游行，并多次机智同敌人周旋。
宋继蕴性格爽直，对人热情，许多工人和青年学生都愿意接近她，亲切地称她为宋大姐。她经常介绍一些革命书刊给他们阅读。对于文化水平低的工人，她还耐心地讲解，甚至连书刊封面的图案也讲清楚。当时有位工人叫李为之，就是在她的帮助下逐步提高认识的，后来由她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２年夏秋之交，纱厂一位姓彭的青年女工被捕，关在漕河泾监狱。宋继蕴恐怕这位青年女工受不住敌人的严刑审讯，便买了一瓶辣椒罐头，装在一个土瓦罐里，叫李为之送给那位女工，并捎话说：“妈妈（指党组织）不放心，特地买瓶辣椒带给你。”暗示她要像辣椒那样泼辣，坚持斗争。由于宋继蕴平时的教育培养，这位青年女工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十分顽强。她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还在自己的内衣里绣上红五星，表示对党的忠诚。她对前来探望的李为之说：“你回去，叫妈妈放心，我喜欢吃辣椒。”后来，经过宋继蕴等设法营救，这位女工终于获释出狱，继续投入斗争。
１９３２年初，宋继蕴接受护送两位同志（一男一女）去东北的任务。当时，敌人在上海防范严密，稍有疏忽，即可能堕入罗网。宋继蕴接受任务后，反复考虑敌人的行动规律，确定走向火车站的路线，并将被护送人化装成为富家的一对情侣，派李为之化装成雇工提着皮箱送上火车。这只皮箱内藏通讯器材，重约３０多斤。宋继蕴一再叮瞩，提皮箱时要使人觉得内中只有日常衣物，不能露出分量过重的态势，并交代彼此的关系和称呼。在她的精心安排下，护送任务顺利地完成。
宋继蕴谦虚谨慎，经常向人征求意见。有的同志坦率指出，她在工作中不注意隐蔽自己，有时在公共汽车上也谈论同资本家的斗争。她欣然接受，并在以后的行动中切实改正。由于她在依靠党组织的同时又能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所以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仍能顺利完成党交给的联络、交通和搜集情报的任务。
１９３３年初秋，宋继蕴调回安徽，担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委员，负责交通和保管党的机要文件、抄写翻印宣传品、处理机关日常工作。为了便于同党中央联系，经中心县委研究决定，由宋继蕴以基督教徒身份为掩护，将中心县委机关暂时设在合肥小南门基督教堂内原外国神甫住的一座小楼上。当时，党中央派人到合肥中心县委或合肥地区党组织派人到外地，都由宋继蕴负责接待和联络。
宋继蕴虽在地下活动的复杂环境中，对工作仍十分负责，一丝不苟。凡是党的文件或宣传品，她都认真抄写、校对和刻印，并且及时完成。每当夜深人静，她总是在灯下振作精神，奋笔疾书。送别了不眠的长夜，又迎接战斗的明天。她的工作精神，获得同志们一致赞扬。
宋继蕴和她的丈夫刘敏，虽然都在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工作，但因斗争需要，长期分居两地。她对此从无怨言，总是积极支持刘敏的工作。她有时肩负任务下乡，尽管距离婆家只有十几里，也从未回家探望。她婚后未育子女，对弟弟宋于斯之子爱如己出。后来此子夭折，宋家又遭火灾，宋于斯复因咯血逝世，父亲来信要她回家一趟，她抑制内心悲痛，坚守工作岗位，始终未曾回家。
１９３４年６月，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制定一份宣传材料，由宋继蕴连夜赶印出来，于６月３０日清晨交给交通员分送下属党组织。不料６月２９日晚，合肥四姑巷褚姓家中黄金被盗，立即报请国民党合肥县政府下令全城戒严，并派常备队分守各城门，严格盘查过往行人。交通员来到南门，见此情景慌忙转身另觅路径。敌兵见他神色慌张，立即上前强行打开他的包袱，搜出大量宣传材料，随即将他捕送县府。在严刑拷问下，此人叛变，供出中心县委机关所在地和宋继蕴。当天，宋继蕴在布置分送宣传材料之后，正在迎候中央分局从上海派来的交通员，突然从窗口看到敌常备队包围了她居住的小楼，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一面迅速将党的文件密藏起来，一面销毁与上海交通员及下属组织的联络暗号。正当炉内残片化尽时，敌兵破门而入，将宋继蕴绑赴国民党县政府，不久被押送六安。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以大批特务和叛徒组成“皖西匪区工作团”，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苗培成率领，正在六安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得知宋继蕴是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委员，如获至宝。特务头子苗培成亲自审讯，先是软化收买，继而以死威胁。宋继蕴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怒斥敌人，并表示视死如归的决心。每经过一次审讯，敌人就遭受一次挫败。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女共产党员面前，敌人束手无策，只得滥施毒刑，用以发泄自己失败的恼怒。
宋继蕴被捕后，中共合肥中心县委派人化装前往狱中探视，了解党的文件下落。宋继蕴在敌人的酷刑折磨中，时刻担心党的文件的安全，曾多次设法把藏文件的地方告知党组织，但因敌人防范甚严，未能成功。如今见到组织来人，自然十分高兴。为了防备敌人破坏，她故意同来人叙谈家常，趁敌看守人员不注意，机警地讲出藏文件的地点，并要来人转告组织对她要绝对信任。后来，宋继蕴用生命保存的文件，终于又回到组织手中。敌人妄图获取党的机密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
１９３４年８月的一天清晨，宋继蕴被押赴六安西郊刑场。她昂首阔步，镇定自如，沿途高唱《国际歌》，并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
宋继蕴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宁死不屈，英勇献身，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好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