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桢，又名明树，１９００年８月２６日生于湖北省蒲圻县莲花塘。他５岁便随父习武，６岁开始读私塾，１５岁考入蒲圻初级中学。在学校，他自己改名沈国桢。
沈国桢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后，由于父亲亡故，家中生活困难，只得放弃求学的机会，回到家中种田。当时军阀混战，加上连年灾荒，乡村中地主豪绅高利盘剥，反动宗教欺诈勒索，弄得民不聊生。他亲眼目睹许多贫苦农民在疾病、饥饿中死去，决心学医来拯救穷苦人。
沈国桢卖掉了家中一部分田，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初步掌握了一些医术，便在蒲圻城里开了一个药铺。凡是找他看病的穷苦人，他都不收钱或少收钱。药不够，他便身背药篓，拿着锄头上山采药；人手不够，他把妻子接到城里，让她帮忙熬药、做饭。路途遥远的乡下农民找他治病，晚上没有住处，他便在自己的房里搭铺让病人住下。许多患病的穷苦农民，在他的精心医治下，恢复了健康。但是，行医济民的沈国桢发现，仅靠个人的医德和医术是不能从根本上拯救贫苦大众的，社会还是那么黑暗，穷人愈来愈穷，患病的越来越多，他们挣扎在死亡线上。
１９２５年冬，董必武派共产党员漆昌元回蒲圻发展和创建党的组织。沈国桢与漆昌元结识后，经常在一起谈论救国之道，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充满希望。通过漆昌元的帮助，他懂得了只有铲除剥削的祸根，才能使整个民族得到解放，而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当时，蒲圻学生运动蓬勃兴起。沈国桢积极参加漆昌元等组织的“反对盐斤加价”、“官票贬值”的斗争，组织爱国学生游行示威，召集群众发表演讲，成为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就在这年冬天，沈国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漆昌元在蒲圻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１９２６年初，中共蒲圻党小组成立，沈国桢任党小组长。当时党的组织是秘密的，为了扩大党组织，沈国桢先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然后根据表现再吸收到共产党里来。他鼓励进步青年，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通过办刊物、写标语等一系列进步活动，宣传国共合作、反对军阀、抵制洋货。沈国桢先后发展了吴至坤、马去从等一些青年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３月，中共湖北区委派刘子谷到蒲圻帮助建立党的特支。刘子谷与漆昌元、沈国桢接头后，传达了湖北区委的指示。月底，由刘子谷主持在县城芦桢祥家召开全体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蒲圻特支，沈国桢当选为特支书记。
在省农运特派员刘子谷的具体指导下，５月，蒲圻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建立，沈国桢任筹备处主任。为了发展农民运动，沈国桢同刘子谷一起，先后到了新店、羊楼洞、赵李桥、茶庵岭、中伙铺、石坑渡、汀泗桥、水仓岭、黄龙畈等地进行发动农民工作。每到一处，他们同农民一起劳动，联络感情，向农民作宣传：“你们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收下的粮食，自己却得不到什么，是谁夺走了呢？是地主豪绅，他们不劳动，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起来反抗地主阶级，才能过上好日子。”
一次，沈国桢正在茶庵白石做发动工作，遇催差贺某等下乡催粮，贺某每到一家都要农民给他开草鞋钱和轿子钱，还要酒肉饭菜招待。白石秘密农民协会立即组织会员彭昊等十人同催差进行说理斗争，催差见平日温顺的农民今天说得头头是道，吓得连轿子都不敢坐，灰溜溜地跑了。沈国桢得知后，笑着对农民说：“你们看，大家团结起来了，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捆筷子难折嘛。”
经过沈国桢等人两个多月的发动宣传，全县建立了秘密农协会。农协会帮助群众调解纠纷、办识字班、兴修水利等，不管农民有什么问题，农协会都会帮助解决。
北伐军进入蒲圻前夕，沈国桢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动员工农群众近两万人，在石坑渡、茶庵岭、蒲圻城设茶水站百余处。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城，他和漆昌元一起组织青年学生成立“敢死队”，在城南鸡公山、铁山马家等地山顶上，把鞭炮点燃丢在洋铁桶里鸣放。城里的北洋军以为北伐军攻城了，吓得弃城而逃，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蒲圻县城。
蒲圻农协组织在北伐运动的推动下，由秘密转为公开，沈国桢在县城挂起了“蒲圻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牌子。工农运动的开展，使得反动土劣深感不安。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城西团和洪石图（柳林铺）发生土劣和警所骚乱、破坏农协会的事件。城西团反动土劣但春林串通反动警察拘捕农协会员，并殴辱会员邱烈青等，还捣毁了农会。沈国桢接到报告后，及时赶到城西团，召集农民大会，散发传单，宣布但春林的九条罪状。会后举行游行，农民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但春林吓得连夜逃跑了。接着，沈国桢又在洪石图动员农会会员及群众数百人，包围反动警所。反动警所慑于农民的威力，放回了被关押的农会会员。
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８日，蒲圻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延寿寺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全县有１０００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讨论了农民运动的性质、政策、发展方向，选举左家德等９人为县农协会执委，沈国桢当选农民协会委员长，陈丹轩等８人为出席省农协会代表。
县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蒲圻县农民运动出现了高潮。沈国桢领导农民向土豪劣绅清算，展开了减租减息的斗争。他组织夏龙铺农协会收缴地主豪绅的契约、账本，堆在广场上烧毁，提出“谁种谁收”的口号。在石坑渡，他指导农会开展“二五”减租活动。当时正值春荒，他组织农民打开石坑渡豪绅王洪浩、陈荣华的粮仓，分粮给贫苦农民。汀泗桥、新店、贡龙、枫桥等地农民协会也积极行动，开展经济斗争，帮助农民度过了春荒。
沈国桢在领导农民向地主豪绅开展经济斗争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斗争，对罪行较轻的土劣实行罚款，有的没收财产，有的公布罪状或戴高帽游行。凡是经过农协会斗争的土劣，自然威风扫地。１９２７年３月，蒲圻县在全省第一个建立了“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县长袁国绅兼主任委员，沈国桢任副主任委员。由于当时没有具体政策，在对土劣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些过火的行为。沈国桢建议县委召开有关会议，强调要按省农协会颁布的《审判土豪劣绅条例》办事，斗争土劣要注意讲事实、摆道理，对民愤极大的土劣也要经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批准，才能作出处决。
３月中旬，蒲圻四乡两万多农民肩扛锄头、梭标到县城请愿，要求处决在押的蒲圻最大的土劣陈玉卿。沈国桢顺从民意，与袁国绅等委员商量后，将其验明正身，执行枪决，四乡农民拍手称快。
５月，蒲圻县农民协会发展到十个区、７５个乡，有农协会员５．５万人。农民运动的兴起，沉重打击了旧的封建势力。农民协会禁赌、禁烟、破除迷信、提倡妇女放脚、举办农民夜校、办合作社，使农村风气为之一新，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
早在１９２６年８月北伐军攻打汀泗桥时，沈国桢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在汪家堡组织农民数十人，配合北伐军攻打汀泗桥，帮助抬运伤员，送水送饭，押送俘虏。汀泗桥战役结束之后，北伐军发给他们一批快枪，并由此开始组建农民自卫军。１９２７年２月，沈国桢到上寺区农协，组建了上寺区农民自卫军，由汪远本任总指挥，下设３个分团，有农军１０００余人。
１９２７年４月，在沈国桢的具体指导下，第一区农民协会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农军成立时，沈国桢亲自对农军讲话说：“我们农民不但要组织起来，还要武装起来，保卫我们的农民协会，保卫我们的新生活。”该区的农民自卫军的编制设有纠察队、快枪队、土枪队、梭标队和大刀队，近５０００人。５月１日，在城西门外大沙洲举行全区武装大检阅，自卫军人人佩戴红袖章，经过编队后，游行至县城，一路上由军乐前导，枪矛齐举，全城一片沸腾。经过沈国桢的具体指导，蒲圻其他各区农民协会也相继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组织。
正当革命运动高涨之际，夏斗寅叛军偷袭蒲圻，蒲圻各级农民协会及自卫军均受到严重损失。反动土劣贺天锡追随夏斗寅，建立了伪县政府。中央独立师教导营韩营长率部反击夏斗寅部，驻防蒲圻，帮助恢复县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恢复后，中央独立师教导营将缴获的夏斗寅部枪支发给县农协会２４支，沈国桢决定建立县农民自卫军，由向若愚任总指挥。县农民自卫军建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处决追随夏斗寅叛军，另立伪县政府的贺天锡、刘月如等，打击了反动土劣的嚣张气焰。
５月下旬，沈国桢担任湖北省农民部长（仍留蒲圻工作），省农民协会派王礼钦接任县农协会的工作。沈国桢从省农民协会开会回蒲圻后，便召开了各区农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农民协会重要决议案。沈国桢强调说：“这次夏斗寅叛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缺乏武装，而夏匪是有武装的，如果没有武装就很难战胜他们。因此，我们全体农民要武装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除自制梭标、大刀外，还要想办法去夺取敌人的武器。”
这次会议后不久，蒲圻县十个区农民自卫军迅速恢复，参加自卫军的农民近两万人，为鄂南秋收大暴动准备了条件。
党的八七会议之前，湖北省委拟订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计划以蒲圻、咸宁为鄂南秋暴的中心。８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派符向一到蒲圻，传达鄂南秋暴的计划、行动策略及宣传要点。
中共蒲圻县委根据省委秋暴计划，在县城西门清静庵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暴动。会议决定县委委员分散到各地做宣传发动工作，其中沈国桢负责斋公岭第一区一带的工作。
会议后的第二天，沈国桢会同吴逢甲、张爱喜、叶佩之等第一区农军５０多人首先在白墅桥暴动，捕捉土劣４人。劣绅张淦伯逃往湖中，沈国桢持手枪指挥附近农民３００余人围湖呐喊，并派５名农军持刀下湖，将其处决。第一区农民暴动得到了符向一的肯定，他在给湖北省委的报告中说：“蒲圻有同志五百人，团员七十人……分十区，一、二、四、六四个区工作较好，尤以一、六两区为最佳，能领导群众者为一区之沈国桢。”
９月初，中共蒲圻县委根据鄂南特委指示，在中伙铺莲花塘石家召开全县党员干部会议，决定成立鄂南农民革命军蒲圻第一路军司令部，下设５个纵队。沈国桢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负责指挥枫桥、白墅桥等地农民自卫军，战斗任务是农历八月十五攻打蒲圻县城。根据县委指示，沈国桢组织第一纵队农军分别在枫桥、白墅桥操练，并调集火炉十多部，在枫桥日夜赶制大刀、梭标等武器。当时还流传这样一首儿歌：
张打铁，李打铁，打张刀儿送农协。
自卫军，拿起刀，武装暴动镇土劣。
你打铁，我打铁，土劣不灭我不歇。
与此同时，沈国桢还与侯矩芳一起分别在枫桥、车埠、肖桥等地动员数千群众组织了担架队、救护队，准备好干粮，等待县委的指示。
由于发生“新店事变”，刘步一带“人民自卫团”叛变，鄂南特委机关被打散，总司令漆昌元遇难，秋收暴动暂告失败。但是，蒲圻各地暴动活动仍没有停止。９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军一个班到矛山“清剿”，肆意抢劫群众的财物。沈国桢立即组织一区农军５０多人，将敌军全部缴械。
国民党反动军队为了彻底扑灭鄂南秋暴之火，于９月底调集两个团进行全面“清剿”。刘步一带保安大队到车埠枫桥，一路杀气腾腾，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见财物就抢。一时间，反革命的腥风血雨笼罩着陆水河两岸。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沈国桢根据县委指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及时组织党员干部转移到嘉鱼、龙口等地，开始了艰苦的游击斗争。
１９２７年冬，沈国桢化名叶春华，从嘉鱼转移到通城，隐蔽在其岳父家，以挖中药材为名，晚上出去搞秘密活动，并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年１２月１４日，沈国桢参加了湖北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省委，沈国桢被选为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
１９２８年１月，长江局派郭亮到岳阳建立湘鄂赣边特委，领导湘鄂赣边十二个县的革命斗争。湘鄂赣边特委派沈国桢到通城黄袍山区发展党组织。在通城黄袍山，沈国桢发展刘永康等加入党组织，建立了党小组。３月，湘鄂赣边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又派沈国桢到江西修水巡视和指导工作。在此期间，他领导了修水杨祠暴动。此后，沈国桢以湘鄂赣边特派员的身份，经常奔走于湘鄂赣边各县，指导工作。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的指导下，通城县暴动委员会在黄袍山区成立，沈国桢担任主任。他率领黄袍山农民赤卫军预备营，配合红十六军攻打通城县城，并在麦市、塘湖和江西修水、铜鼓等地与敌作战数次，粉碎了敌人对苏区的进攻。
１９３１年３月，湘鄂赣边特委派沈国桢回到蒲圻，在蒲圻中心坪创办了鄂南第一所红军学校，培训红军干部。红军学校每三个月为一期，学员是由鄂南各县从游击队中选派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鄂南警卫营的战士。红军学校的课程安排是一天学习文化和党的有关政策，一天学习军事知识。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被送到红十六军和鄂南红二师担任连排干部。
１９３２年５月，国民党派重兵“围剿”鄂南苏区，蒲圻苏区也日益缩小。沈国桢与徐敬之等蒲圻中心县委干部，根据当时的形势，研究突围路线。沈国桢向中心县委提出：“最好是向通城黄袍山转移，因为铁路西已被敌人控制，南面和北面敌人都驻有重兵，只有东部高山峻岭与通城黄袍山相连。”他认为向东突围的有利条件是：一、他自己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情况比较熟悉；二、黄袍山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三、那里比较安全，待形势好转，可再返回蒲圻恢复苏区。蒲圻中心县委同意了他的建议。后来，蒲圻中心县委和蒲圻县委机关干部及所有避难群众沿着沈国桢选择的路线，经过七天七夜，安全到达通城黄袍山苏区，避免了更大的牺牲。
当时，湘鄂赣省委召开第二次全省党代会，会上省委得知鄂南苏区陷入敌手，批评蒲圻中心县委丢掉群众，犯了逃跑主义路线错误。会议专门讨论了鄂南失败的问题。由于湘鄂赣省委在这次会议上贯彻“左”的错误路线，故将蒲圻中心县委所有参加会议的干部全部当作“改组派”关押，沈国桢也同时被关押。不久，省保卫局作出决定，判处沈国桢死刑，押往鄂南处决。
１９３４年２月９日，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沈国桢在被押回鄂南途中，在修水与铜鼓交界的黄狗坑悬崖小道边，失足跌入深谷。
沈国桢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去了，但他为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英雄业绩却永载史册！
（华魏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