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学名德济，笔名成则人、风、罗美、李清扬，１９０２年６月２３日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他父亲沈永锡，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临终留下遗言，望儿子沈雁冰、沈泽民将来成为振兴实业的人才，并嘱咐他们“不要误解自由、平等”，“要以天下为己任”。母亲陈爱珠，通晓文史。
沈泽民５岁时，母亲和哥哥就教他读书识字。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１２岁时，他便考进省立第三中学。１９１６年夏，沈泽民中学毕业，７月赴南京报考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被录取。在校期间，他不仅努力攻读专业课，而且刻苦学习英文，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１９１８年，他与哥哥沈雁冰合译了美国赛尔·彭特著的科学小说《两月之中建设谭》，译文在《学生杂志》连载。同年暑假，他又用半个月的时间，翻译了科学小说《理工学生在校记》。他的哥哥赞许说：“泽民对科学小说中的技术名词，都知道的详尽，在技术方面译的是好的，在文词上也有较好的修养。”沈泽民也爱读宣传新文化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特别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他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增长起来。
１９１９年，沈泽民在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１１月１日，他与杨贤江等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任该会创办的《少年世界》编辑，并和张闻天担任校勘责任。
１９２０年春，沈泽民给哥哥写信，说他渴望革命，对桥梁建筑、公路工程等功课越来越觉得枯燥乏味，想中途辍学。５月末，他决定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哥哥感到意外，问道：“到日本去又为什么？”沈泽民说：“到日本去是为了掌握日文以便研究社会主义。”
１９２０年７月，沈泽民与同学张闻天到达日本东京。他们住帝国大学。沈泽民很快掌握了日语，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学习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翻译英文版的进步小说，撰写通俗科学短文，寄给上海《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刊用，以补助学习生活费用。在东京，沈泽民还结识了田汉等人，他们一起研究了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苏俄。
１９２１年１月，沈泽民和张闻天又同时由日本返沪，参加实际斗争。４月，经哥哥介绍，沈泽民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底，由陈独秀、李达主持，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沈泽民参加了这所学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英文教员。
１９２２年５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沈泽民出席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２３年春，党调沈泽民到南京建业大学任教，以便在南京发展和建立党组织。他和谢远定等组成南京党小组，本着先建团后建党的精神，在学生、教师、工人、军人中发展团员３０余人。次年６月２３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兼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他和谢远定、张秋人等被选为委员。同年１２月，党派沈泽民到上海，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代编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１９２４年初，沈泽民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这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实现，他和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领导工作。
１９２５年５月，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为推进运动的深入发展，６月３日，党中央决定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沈泽民、郑超麟、何公超等参加编辑工作。
当时，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畏垒（即陈布雷）竭力散布所谓以“全民族利益”为重的谬论，妄图破坏五卅运动。沈泽民撰文质问道：“除了每个工人、学生、小商人（他们的人数千万倍于卖国的高等华人）的利益，我们还能说什么全民族的利益么！”进而提出：“五卅的目标根本是全中国民众的利益，所以是一个民族运动，而不是某个阶级的单独运动。”五卅运动“都是直接从中国民族独立自主的要求上出发的”，它包含的意义“是中国全民族的荣盛，决非只为某阶级利益的”。针对反动派攻击五卅运动是“赤化”的谰言，沈泽民一针见血地指出：“赤化的谣言都是从卖国的高等华人里放出来的，目的是要民众不要响应，任凭他们去出卖民族的利益。”
《热血日报》犹如一把犀利的匕首，直刺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政府。６月２７日，军阀政府封闭了该报，该报仅出了２３期。嗣后，党调沈泽民到党中央创办的通讯社工作。
１９２６年春，刘少奇率中国职工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沈泽民担任英文翻译随团前往。会后，他留在莫斯科，先在中山大学学习，１９２７年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沈泽民在中山大学期间与共产国际米夫有较为经常的接触，米夫认为，沈泽民是中共党内理论“较强的同志”。
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沈泽民参加了大会的翻译工作。会后，他和张闻天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哲学约两年。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取道法国，乘船回国，几经周折，才将信面交瞿秋白。党中央政治局接信后立即进行传达讨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沈泽民协助瞿秋白，于１１月１９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沈泽民还写了《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等文章，批评李立三的错误。这两篇文章有正确的方面，它指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是混淆了革命性质和革命阶段，“按照李立三的说法，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胜利已经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胜利，而已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还指出在革命动力上，李立三“实际上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否认工人农民群众的力量”，因此，“在整个策略上走到军事冒险”，在组织上“完全消灭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陈独秀时代所造成的党内家长制领导”。当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两篇文章中也有明显的教条主义错误。事实上，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组织和经常性工作，对纠正和停止执行冒险主义错误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沈泽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
沈泽民任中央宣传部长才３个月，即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４月中旬到达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驻地。４月底，张国焘也到达金家寨。他下车伊始，攻击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认为必须按四中全会的路线，实行“转变”和“改造”。
根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指示，张国焘于５月１１日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分局常委兼共青团鄂豫皖分局书记，沈泽民任分局委员。６月２８日，张国焘又召开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思想指导下，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工作。从而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鄂豫皖苏区的统治。张国焘不经分局讨论，借口“肃反”，错杀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一些重要干部。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０日，鄂豫皖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历时１１天，选举了省委，沈泽民任书记。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犯有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但他能不断地改正错误，是正派的好共产党员，和王明、张国焘有本质区别。他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特别是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中，是有功勋的。
１９３１年８月，红四军在军长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的指挥下，攻克英山，继而抵制了张国焘要红军通过近２００公里的白区进攻安庆的冒险计划，决定向蕲春、黄梅、广济进军，连克蕲、黄、广等县城，把鄂东北和皖西北联成一片，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斗争。沈泽民在支援红军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在蕲、黄、广战役中，他提出了“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庆祝红四军大捷”等宣传口号。战役结束后，他主持召开了欢迎和慰劳红四军大会，并根据分局再扩建红军１个师的决定，动员根据地青年参军。
沈泽民在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１９３２年初，吉鸿昌将军出国考察归来，于８月率原第二十二路军旧部１个旅投奔红军，在赴苏区途中，被蒋军尾随阻击，到羊山角附近遭敌重重包围，部队无法突围。这时，吉鸿昌身着便衣，带少数亲随进入苏区。沈泽民在红安附近的长冲会见了吉鸿昌，同他畅谈了一天一夜，讲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形势，讲中国革命的前途，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欢迎他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来，还召开了有六七人参加的小型欢迎会。这使吉鸿昌深受感动。他离开苏区时，沈泽民代表省委送给他３０００元作路费，并指派徐海东护送一程。这些做法得到省委和边区多数领导人的赞同，认为“这都是好的”。
沈泽民在负责苏区党和政府的工作期间，很注意尊重有经验的同志，提拔了大批地方干部。他和郑位三、郭述申等领导了苏区的土地改革，强调要把分配土地和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发展苏维埃等工作联系起来。他把赤卫队、共青团、童子团、贫农团、妇女会一齐动员起来，开展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的宣传活动，提出“快快武装起来，扩大红军，保卫苏区，扩大苏区”的口号，并抓住红军的祝捷和节日纪念等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扩红运动。
在农业生产方面，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沈泽民同省委的领导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根据自愿互助的原则，以村为单位组织不同形式的互助组；村苏维埃组织代耕红军家属和鳏寡孤独残废者的田；在春耕秋收农忙季节，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投入生产，特别是在接近白区地带帮助农民抢种抢收。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使边区的农业在战争环境的困难情况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１９３２年６月，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重新纠集了６３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时，张国焘被鄂豫皖苏区军民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轻敌，对客观形势发展，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他在省代表大会上报告，“估计国民党主力只剩下７师人，其余的都是杂色队伍”，还说“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但是，到了敌人新的进攻开始，张国焘又惊慌失措，主张逃跑。沈泽民写了一封长信，经郑位三、成仿吾、郭述申等省委负责同志传阅签名后送交张国焘，要求召开分局会议，讨论粉碎敌人“围剿”和武装保卫苏区的问题。张国焘以没有时间开会为由，拖了１个多月。１０月初，沈泽民等同志到中央分局驻地，他气愤地对张国焘说：“革命不是你张国焘一个人的事，这是全党的大事，要开会决定才行。”他质问张国焘：“丢掉苏区，要逃到哪里去？”进而坚定地说：“要保卫苏区，要开会，我非到会不可。”
经过沈泽民等的坚决斗争，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在红安以西河口地区的黄柴畈召开会议。沈泽民等坚持红军不应脱离苏区，仍应在苏区坚持战斗的意见，并在会上重申了保卫苏区的决心。会议根据敌我形势，最后决定：红军主力转移到京汉路以西外线作战，以调动和歼灭敌人，待机重返苏区。会议决定沈泽民、徐海东等留下领导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这时，沈泽民肺病复发，时常吐血，同志们劝他随主力到外线去，他却回答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
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以后，敌人以近２０万兵力大举进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清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极为严重。沈泽民和郑位三、徐海东、郭述申、吴焕先、成仿吾等同志，领导苏区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游击战争。沈泽民坚信革命必定胜利，他指出：“蒋介石屠杀人民，使苏区人民恨的要吃掉蒋介石。”他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紧急关头，“蒋介石执行与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决一死战的卖国政策，引起广大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新怒潮，蒋介石一定会走投无路的”。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战争，苏区人民消灭敌人近千名，缴获枪支近２０００支，武装了游击队和群众。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９日，鉴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未归，省委在红安檀树岗召开了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１２月，省委和沈泽民获悉红四方面军已到陕西省南部，同时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了解到敌人的“清剿”计划，便于３０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决定红二十五军以师为单位分开活动。后因分兵战果不大，次年３月初，省委和沈泽民又决定红二十五军集中行动，命令全军集结于新集以南野鸡楼一带，伺机歼敌。３月４日，敌第三十五师１个旅攻占根据地郭家河。沈泽民召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开会分析敌情，决定乘敌孤军深入，立足未稳，不易增援和红军经过休整，求战心切，群众条件好等主客观条件和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３月６日，天未破晓，徐海东率主力团攻入郭家河，经过１个多小时的激战，歼俘敌军２０００余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品，取得了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沈泽民无比兴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彰了红二十五军英勇作战的精神：“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积极作战，牵制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的行动，又保卫了大别山的红旗。”接着，红二十五军于４月中旬又取得了潘家河、杨泗寨两次战斗的胜利，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取得初步好转，蒋介石的“清剿”计划破产了。
这一时期，鄂豫皖省委和沈泽民也受到了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郭家河战斗胜利不久，省委收到党中央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０日的《反四次“围剿”中错误及目前军事形势任务》的军事指令。这个带“左”倾错误的文件，指出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要求“集中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并强调“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就在现在”。于是，省委在４月１４日发布的《通告１０６号》中，把“完全消灭鄂豫皖苏区内部一切匪军民团”“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一切城市”作为主要任务，并于５月初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
对省委和沈泽民攻打七里坪的计划，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副军长兼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是不同意的。但省委和沈泽民却一味强调党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坚持要打，结果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
１９３３年６月，国民党开始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省委又根据中央所谓打“正规战”“集中武装力量来防御苏区作猛烈的斗争”的指示，和敌人拼消耗，结果又造成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和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的失利，红二十五军再次受到重大挫折，全军只剩下约３０００人。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人们。严酷的斗争现实，使省委和沈泽民深深感到，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斗争方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７日，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沈泽民认真听取了（黄）陂孝（感）北广大地区和罗山地区外线作战的３个团取得胜利的经验，认识到将红军组成小型的便衣队到外线活动，是打破敌人“围剿”，扩大红军，发动群众，保卫苏区最适宜的办法。沈泽民说：“红军转到外线活动，……大有希望。”“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组织。”
根据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和随后的多次研究，１１月１０日沈泽民执笔写报告向党中央汇报，报告中检讨了省委过去的斗争方针，指出：“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所造成的。”“四次‘包剿’前之大苏区，……至今日之状况，乃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所造成。”报告说：“生死存亡只在一个问题上来判断，即是对群众关系，如转变到真正面对群众，团结群众，敌人再狠些亦包不住我们。”报告表示今后要“洗心革命，重新做起”，“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关于今后的斗争方针，报告写道：“红军既事实上不能担负巩固一方苏区的任务，只能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各游击队联系红军，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域去活动，夺取物资，杀反动派，骚扰敌人，同时宣传与组织群众和建立秘密工作。”“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
其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辗转到天台山一带，艰苦奋战，环境、条件极其艰苦。沈泽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以葛藤、树叶、草根为食。他的肺病日渐恶化，吐血不止，又染上了疟疾。沈泽民知道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长了，握着前来看望他的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同志的手说：“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争方针和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１１月２０日，沈泽民在红安县天台山芦花冲与世长辞。
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５日，红安县人民将沈泽民烈士的遗骨从天台山移葬于红安县烈士陵园，董必武亲笔题字：“沈泽民同志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