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为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作出贡献的华籍美人
■任东升
沙博理（Ｓｉｄｎｅｙ Ｓｈａｐｉｒｏ）１９１５年生于纽约，中文取名“沙博理”，意为“博学明理”。３２岁时他远涉重洋来中国，在此娶妻育女，生活了６７年之久，并如愿加入中国国籍。他曾荣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担任第六届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全国政协任职时间最长、年龄最大的“洋委员”。从一个异国他乡来的旁观者转变为新中国对外传播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参与者，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沙博理一生的经历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感召力。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沙博理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中产家庭，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短暂从事律师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服役，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由于时局的需要，美国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各国语言，沙博理被派去学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学习中文。深受中国历史文化影响的沙博理，从美国部队退役后决意去中国实地看看。
１９４７年沙博理初到上海，然而这里的所见所闻让这位富有正义感的美国小伙感慨万千：贫富悬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公平不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及其制造的白色恐怖和战争阴霾，让沙博理逐渐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信任，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表现出极大同情和向往。沙博理当时在上海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律所。其间，他与中共地下党员、演员、剧作家凤子相识相恋，把精心装修的婚房用作地下党的掩护之所，把律师事务所办公室用作地下党碰头开会的地方。他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消息、阅读秘密文章、与地下党交谈，甚至利用自己的母语优势，帮进步学生编辑出版了一份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
正是这段帮助中国革命的宝贵经历，让沙博理得到了党的信任和新中国给予的荣光。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他和妻子一同受邀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光辉的日子和难忘的场景让沙博理终生难忘，他回忆道，“凤子热泪盈眶，我也被深深打动。虽然这里不是我的国家，我那时还是个外国人，但在那人海之中，我能感觉到激动的情绪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心潮澎湃之余，沙博理决心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旁观者、见证者转变为参与者、贡献者，投入新中国的翻译和对外传播事业之中，最终以千万字的译作成就了独属于自己的美名：翻译英雄（Ｈｅｒｏ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从个人事到国家事
１９５０年，沙博理受聘于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任英文翻译。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之际，他与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共事，英译中文稿件并承担英文审稿。１９５２年，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新儿女英雄传》在美国纽约出版，这部反映共产党领导冀中白洋淀地区农民不畏强暴、奋起战斗的长篇小说英译本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ｎｓ成为在美国出版的新中国第一部“红色”作品。
１９６３年，沙博理正式加入中国籍。在５０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共翻译了约１０００万字的中国作品，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集中表现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作品，如《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第二类是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以及地主高利贷者重重压榨农民罪恶行径的作品，如《春蚕》；第三类是展现新中国发展、讴歌劳动人民的作品，如《创业史》《欧阳海之歌》。此外，沙博理翻译的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被收录于《大中华文库》。
受聘于国家部门专事汉英翻译和对外传播，一干就是５０年之久，沙博理已经把翻译当作国家事业而为之兢兢业业。沙博理翻译的《红岩》《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作品，以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为主题，以战士、农民、工人为主角，反映了人民的斗争生活和精神面貌，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历史价值，是国家叙事的重要载体。翻译这些红色作品是新中国实施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家行为，而沙博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沙博理几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新中国的翻译和对外传播事业，始终关心中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幸福，这是他在被中国共产党感召和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作出的政治选择。
从传播者到代言人
１９８３年退休后，沙博理时常关心国家大政方针，情系人民生活，不顾高龄和舟车劳顿多次随政协代表团外出考察，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气象。
实际上，早在１９５７年夏天，沙博理就自费去了一趟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他主动了解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历史、抗战历史、解放战争历史，还参观了毛主席故居。他写道：“毛泽东在这里撰写了很多思想深刻、决定中国命运、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文章。”听到见过毛泽东的老人说“毛主席总是平易近人，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拒绝接受任何特殊待遇，一边领导革命事业、撰写鸿篇大论，一边打理自己的菜地，穿的都是旧衣服”时，沙博理更是由衷地敬佩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步入晚年的沙博理依然笔耕不辍。他时刻不忘自己是学法律出身，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传说》。出于对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思想的极大兴趣，他还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在参加上述学术专著的国际研讨会时，他意识到“西方发布的关于中国的许多消息都是错误的，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是出于恶意。一直以来，他们总想用他们的文化、标准和他们对中国的先入之见判断中国的事情”。因此他多次在国际会议、电视节目、广播访谈中对错误观点予以驳斥，结合自身经历向西方民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沙博理对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高度关注，以极负责的态度履行全国政协委员职责，提出许多具有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提案。２０１０年，沙博理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人民日报》发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一文，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三条建议：一是由外文出版社组织一个由本社专家和其他历史文化专家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专门审核我们已经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期刊。二是选取一些优秀作品，重新编辑，使其更好地适应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的阅读习惯。三是加强这些图书和期刊在英语国家的出版和发行，在公关推广和广告宣传上提供支持。
在沙博理长篇英文自传《我的中国》中，我们能强烈感悟到他对新中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在与中国人民共同经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多次战争痛苦，以及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后，沙博理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对新中国充满了热爱和感情，热切希望“让外国人知道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况、中国人的感情和中国的历史”，沙博理已然从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转变为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