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１９０７—１９９１），湖南醴陵人，１９２７年入党。曾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中顾委常委等职。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上将军衔。１９９１年病逝。
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广州制造“四一五”惨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１００余人。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在广州被捕，关进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宋时轮坐了两年牢，直到１９２９年４月狱期满。由于宋时轮没有暴露党员身份，在党组织营救下，经保人担保，才被释放。
宋时轮出狱后很快离开广州，来到香港，开始了他寻找党组织“千里走单骑”的艰难行程。在香港无法找到党组织，他又来到上海，为上海的街头小报写点文章勉强度日，艰难等待、寻找。
寻找无果，宋时轮又离开上海，独自一人先后到了武汉、长沙，依然与党组织没能取得联系。在此种情况下，他决定回乡，心想就算暂时找不到党组织，也要在醴陵拉起一支队伍来，打游击。
宋时轮回到家，因为没有活动资金，想问家里要点钱，告诉家里人：“我要继续干革命，与地主、军阀势不两立！”话刚出口，掌管着一家家务的兄长宋方桂非但不给资金，还要把宋时轮羁押到乡公所去。兄弟俩恶语相向，互不让步。宋时轮愤怒了，随手拿起身边的条凳将宋方桂打倒，迅即冲出家门。宋时轮的父亲宋名德见状，紧紧在后面追赶上宋时轮，塞给他几块钱，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注意，好好努力，干出点名堂来。”宋时轮对宋名德坚定地说：“你放心，革命一定会成功！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宋时轮离开了家，白天躲在山上，晚上才敢下山来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饿了就采点野果子充饥。历尽千难万苦，他终于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并将游击队取名黑杀队，自己则化名“张司令”，在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四处活跃着。他首先抢了为军阀控制的小火车站，缴获１０多支枪，这支队伍最后发展为３７人。
宋时轮带领游击队四处打游击。１９２９年秋末，终于在湘赣边界遇到了党的队伍，这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得以完成了一代名将宋时轮“千里走单骑”的寻找党组织的革命之旅。他领导发展起来的这支游击队于１９３０年被编入黄公略领导的红六军。因１９２９年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１９３０年初，宋时轮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１９３４年，红军大学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ＡＢ团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３个月”的处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经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第三次入党。１９４５年７月，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恢复宋时轮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务委员会依据上述证明和理由，决定取消对宋被捕问题的怀疑、ＡＢ团的怀疑以及一九三四年红大所给予的处分，并恢复其一九二七年四月被捕到一九三零年初重新入党，及一九三四年春被开除党籍到一九三五年冬再重新入党期间的两段党龄。即宋同志的党籍从一九二七年起计算。”
宋时轮凭借其坚定的永恒信仰之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永远跟党走的光辉使命。
１９４４年，宋时轮（前左）、陶铸、邓华、萧向荣（后左）、李涛（后右）在延安党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