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用真实材料勾勒红色中华
■徐佳佳
１９２８年，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来到中国。在５年多时间里，史沫特莱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偏见地报道中国。为了将中国红色革命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史沫特莱决心写下一本客观介绍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著作。
虽然史沫特莱非常想到江西苏区实地采访毛泽东、朱德并亲身体验苏区的革命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和严厉封锁，史沫特莱根本无法实现她的苏区采访计划。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中国革命、苏区和工农红军的真实信息，史沫特莱开辟了多种“途径”。
和左翼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广交朋友
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通过各种渠道，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宋庆龄、杨杏佛、邹韬奋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广交朋友。通过与他们的接触，史沫特莱了解了中国红军的建立、发展及苏维埃政权构建的大致情况。史沫特莱曾说：第一次较为详细地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故事就是通过鲁迅。
据史沫特莱回忆，１９３０年夏秋之交，她曾受左翼知识分子的委托，为鲁迅５０岁生日庆祝会找一处场地。虽然知道要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多是被国民党政府密切监控的人物，但出于对鲁迅的敬仰和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同情，史沫特莱还是出面租到了一家餐厅。在这次聚会上，与会青年毫无保留地将自己了解的共产党的情况详尽地告诉了史沫特莱，这些情况对她日后的写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通过鲁迅、宋庆龄等人的引荐，史沫特莱还和一些拥有“红色背景”的进步人士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些人，如胡也频等还到瑞金参加过一苏大会，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并承担过培养与中央苏区秘密联络的工农通讯员的任务。
这些人的见闻，为史沫特莱书写中国红军和苏区的事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采访从苏区来的革命者
从１９３２年起，史沫特莱将自己的住所提供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联络点，并利用其身份掩护了许多从苏区转移而来的革命者，并帮助他们隐蔽文件、寻找医药和其他物资。其间，请他们讲述苏区、工农红军的情况，“收获颇丰”。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３２年１１月陈赓到上海后，当地的地下工作者很关心苏区的情况，陈赓就对他们讲了很多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英勇斗争的事迹和自己所了解的中央苏区开展土地革命、文化建设和战斗等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将陈赓的口述内容整理成文稿并委托冯雪峰转交给鲁迅，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以此为素材写一些关于苏区的作品。史沫特莱得知后，主动约见陈赓，请他详细讲述自己在红军和苏区的见闻，并进行了认真的记录、整理。
史沫特莱还在其寓所秘密接待了一名女共产党员姗菲。姗菲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了追求婚姻自由，她到武昌学习并成长为革命青年。姗菲向史沫特莱介绍了自己在革命法庭审判土豪劣绅并为农民分土地以及参与秋收起义的见闻——“湘西的农民武装起来拒绝交纳租税，并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为了搞好革命宣传，党安排我负责油印出版工作”。姗菲还向史沫特莱讲述了她作为一名女性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这些材料日后都为史沫特莱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深入工农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轨迹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经常前往矿山、工厂，了解工农群众的真实生活，并通过工农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轨迹。她曾经采访过一位在湖南耒阳矿山工作的老矿工。这位老矿工告诉她：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７月到１２月这里就有３８７名矿工惨遭杀害。他们赴刑场时，个个昂首阔步，面无惧色，一路高呼革命口号”。幸存下来的矿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南矿工游击队”，并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位老矿工也带着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向国民党军队开展斗争。“我的儿子带领矿工游击队到耒阳城和朱德部队会师，改编成立红军第一旅，我儿子就当上旅长了。后来，为了建立红军兵工厂，我儿子从红军中抽调出来自广州的２０名军火工人和将近１００名干过冶金、锻工、修补、制造枪炮的其他产业工人，创办红军第一个兵工厂。”史沫特莱将这些内容整理后写成了通讯《湖南的矿工起义》，并在此后的著作中多次加以引用。
“公开”资料和秘密“线人”
为了让材料尽可能全面、客观，史沫特莱特别聘请冯达等人作为自己的秘书，收集各种国民党当局的“公开”资料。据史沫特莱回忆，冯达的工作是：“把中文报纸上的消息剪下，译成英文，帮助我建立档案。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卡片就有几盒。”
在整理这些“公开”资料的过程中，史沫特莱很快发现了其中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如她在国民党当局的统计数字中发现：被国民党军消灭的红军人数半年里竟高达５０万，但被红军夺取的地方却越来越多；国民党当局曾多次宣称朱德、毛泽东已被“击毙”，但没过多久却又在报纸上刊登“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的广告。因此，在选用这些资料时，史沫特莱非常谨慎，每一个材料都要经过多次调查、比对。
为了搜集材料，史沫特莱还在交往中认识了一些秘密“线人”，这些“线人”能够帮助她获得一些珍贵的一手资料。史沫特莱曾回忆，有一个德国飞行员，“他的消息来源非常有价值。他从内地各大城市回来，就把他拍摄的照片和得到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位德国飞行员曾经为她提供过“汉口江汉大楼前面空场上”国民党当局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工人的照片。
再版与补录
在搜集、整理了大量准确、客观的材料后，１９３３年５月，史沫特莱前往苏联，并用１０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终于完成了记录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期间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的《中国的红色风暴》一书。
《中国的红色风暴》于１９３４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１９３６年，史沫特莱在再版中增加了大量关于苏区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将书更名为《中国红军在前进》。
再版时新增的内容主要来自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６年期间史沫特莱对大量苏区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其中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史沫特莱对“李工程师”和周建屏的采访内容。
１９３３年春，“李工程师”就见过史沫特莱。初次见面时，他还委托史沫特莱“帮助自己前往北平，以便他参加东北义勇军”。１９３５年春，返回上海的史沫特莱与“李工程师”再次巧遇。在这次会面中，“李工程师”向她详细讲述了自己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长征的传奇经历。史沫特莱回忆，“李工程师”“在瑞金附近的红军工厂担任负责工作，因为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很少的缘故，工作需要他干什么他都自己动手干，从制造枪炮弹药、战争物资到红军医院筹建制药厂、肥皂厂，事事他都在行”。“李工程师”向史沫特莱讲述的中央苏区情况非常具体，“包括江西中央苏区各个方面的活动情况，医疗卫生、教育法制、行政问题、矿藏资源、农副产品、书刊报纸等等都谈到了”，同时还为史沫特莱讲述了红军几次反“围剿”的战斗。
相比于“李工程师”着重对中央苏区的描绘，周建屏的讲述为史沫特莱了解赣东北苏区提供了丰富素材。１９３５年６月，周建屏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到上海医治。其间，他在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并经胡风与上海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为确保疗养期间的安全，党组织安排他到位于公共租界的史沫特莱寓所居住。在两个月的疗养过程中，史沫特莱与他进行了深入交谈。据史沫特莱回忆，“周建屏用一种平淡无味、实事求是的态度跟我讲方志敏的英勇事迹”“方志敏之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有那样大的神奇号召力，原因在于他创办了国民小学、农民夜校、扫盲识字班、改良品种农业展览会、采矿局、红军医院和技术学校”。
史沫特莱的这部著作以其严谨翔实的内容、生动细腻的语言及“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这部著作不仅让世界拥有了一个了解真实中国的机会，也深深地影响了众多中外青年的人生道路。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