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承文，又名尚毅，字治周，１９１６年出生在安徽省太平县，后随父母移居到江苏省溧水县落户。父亲尚源干是个裁缝。尚承文有兄妹４人，他是老大。８岁时入学，１９３０年从溧水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市私立华南初级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栖霞师范学校。１９３７年９月，尚承文受聘到溧水县城南中街初级小学当教师。
尚承文在读书期间，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开始思考和寻求救国之路。在任教时，他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并在溧水“青年励志社”的刊物上发表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４日，溧水县城沦陷，尚承文和父母逃到仓口暂避。见到日本兵到处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尚承文无比愤怒，决心外出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他和一个姓吕的朋友一道经武汉去到重庆，希望能在重庆为抗日救亡干一番事业。
１９３８年，尚承文经人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当机要收发员。军令部部长是徐永昌，二厅厅长是军统局主任秘书、大特务郑介民，二厅实际上是军统的特务机关之一。尚承文到二厅搞收发工作后，每天接触的是各类来往信函和文件。这些文件中许多属高层机密，其中有些是国民党当局和特务机关布置反共的或请示抓什么重要人物的文件。尚承文见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抗日，反而千方百计破坏和打击共产党的组织，他认为这是在破坏统一战线，是在帮日本侵略者的忙。经过认真思考，站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的他终于作出了支持、拥护共产党的选择。他常把一些重要机密情报抄录下来，暗中交给中共南方局，使我党事先得知一些敌人将采取行动的消息，提前防范，避免了一些损失。
一些重要情报的泄密，引起特务机关的注意。作为机要收发的尚承文，必然被纳入他们的视线。二厅厅长郑介民接到稽查处少将处长宋达的报告，说尚承文有抄录机密文件送交共产党的嫌疑，遂指示宋达迅速查清后向他报告。宋达立即带了几个特务把尚承文抓起来，送进刑讯室严刑逼供，要他交待出是谁主使，情报又是通过谁交给共产党的。敌人想通过尚承文挖出他的上级和下线，好一网打尽共产党的组织。尚承文虽然被严刑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什么上级，也没有受谁指使，没有把情报交给谁。至于抄录了一些东西，是因为家庭贫寒，月薪菲薄，以“无经济供养父母，故出此下策”作为搪塞，但“抄的情报并未找到买主，所以并没有交给谁”。
郑介民见审不出尚承文情报的去向，便以“奸党”嫌疑，作为“涉红”案件把尚承文移交军统局处理。１９４１年２月，尚承文被关到白公馆，钉上脚镣。郑介民把尚承文的案子呈报后，戴笠批示“不定期监禁”（不定期即无期）。１９４１年夏初，尚承文被送到息烽集中营关押。
尚承文被关到息烽集中营，按规定手表、现金、钢笔等全被收走，先被关入平斋的地下室，学了一个多月“监规”后，转关在“信斋”，不久又被转押到“忠斋”，监号“２６８”。到“忠斋”关押后，尚承文认识了被关在这里的罗世文、许晓轩、车耀先等共产党员。后来，他积极参加和支持了“狱中支部”领导的对敌斗争。
军统特务周养浩接管息烽集中营后推行“狱政革新”，把狱中“修养人”放出来参加劳动。尚承文被安排在由黄显声将军管理的生产组下设的印刷厂当排字工。据幸存者黄彤光回忆，尚承文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他确实有一种读书人的“傲气”，经常“不服管教”。有一次，他因顶撞集中营警卫股股长周纯，被周纯用皮带打得吐血。黄显声为此大为不平，把周纯告到周养浩那里去，但周养浩却未作任何处理。不久，特务郑星槎见尚承文好欺，把尚承文打倒在地，不想尚承文一下子爬起来和郑星槎拼命死打，但尚承文痩弱，不是郑星槎的对手。黄显声跑过去一拳把郑星槎打翻后，痛打了郑星槎一顿，又去找周养浩讨公道。这次，周养浩见众怒难犯，不能不有所表示，遂以“违纪”把郑星槎关进牢中。
后来，尚承文被调到一组，即秘书组，当“修养人”，负责布置会场、准备茶水等杂活。因尚承文写得一手好字，有些非机密的会议也让他作记录。一组是集中营管理机构最高层的部门，对周养浩直接负责，组长是军统少将李祖慰。尚承文在一组必然会接触到一些机密，他就把这些机密及时告诉罗世文或许晓轩，“狱中支部”因此能及时了解一些集中营当局的动态。幸存者施文淇１９８４年在给溧水县史志办写的材料中证实：“……他（尚承文）后来在狱中当‘工作修养人’，曾在一组工作过。他对周养浩及狱中情况知之甚多。经常以工作名义进入‘忠斋’，向罗世文、许晓轩汇报敌情，供‘狱中支部’参考，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尚承文被捕后即和家里失去联络，后来在黄显声的帮助下，给父母写过一封信寄出去。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出身书代之后，赖大人抚养成人。孰随抗战军兴，毅然离去家园，投入社会。自本良知学能，立志做一个正正当当之人……故个人生活始终清淡不染，唯工作与读书而已矣！……稍候时日，自可归来奉养，但不必望之过切……”信虽说是通过黄显声发出去，但他知道不被特务拆开检查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信中除陈述对父母思念之情而告慰双亲外，对身在何处、处境如何避而未谈。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２日，息烽集中营撤销。尚承文和其他在押政治犯一起被转到重庆继续关押。尚承文被关在白公馆，和许晓轩等人关在一起。他在牢内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留驻重庆的中共驻渝联络处和《新华日报》重庆分社负责人吴玉章，向吴玉章汇报狱中关押人员情况。这封信他托当时已出狱、但留在重庆照料黄显声将军的黄彤光秘密带出去，黄彤光把信投到了《新华日报》的信箱中。
尚承文怎么知道吴玉章当时在渝负责？他和吴玉章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向吴玉章汇报工作？是否他和中共有另外一条组织关系？这些目前尚未弄清。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关押１４年之久，在多个国民党监狱（集中营）坐牢的韩子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提供证明材料说：“据我所知，集中营的尚毅即是尚承文，据说他在被捕前在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当收发，和叶（剑英）元帅有关系……”
１９４７年９月初，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丁敏之接到南京保密局电令，对尚承文等数人“密裁”。９月１３日上午，特务杨进兴带着几个特务，以“送你们去飞机场，到南京释放”的谎言，把尚承文和朱念群（中共党员）、张长鳌三人骗上车。车开到杨家山军统气象台时，特务把他们三人推进一间房子，让尚承文和其他二人并排坐着，把电线绕在手铐上，推上电闸，将三人电击致死。尚承文倒下后，杨进兴怕他尚未断气，又用丁字铁镐朝他身上猛烈敲击后，才放心地离开。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出版的一本《传记文学》中有一篇《宋达传》，讲述了当初国民政府二厅稽查处处长宋达办理“尚承文案”的经过，证实了当时尚承文的坚贞不屈。
尚承文牺牲了，他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为党的革命事业而献身的。１９５０年，共和国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他的遗体长眠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