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集贤，原名道立，字集贤，号露冷、天绪，１８９９年出生于陕西省合阳县城关镇东安家庄一户农民家庭。幼年丧父母，由叔父母抚养成人。他少时天资聪颖，在乡村读书时，所学文章，无论长短，一遍即解，尤爱绘画，所见之物，皆入笔下。在乡人合力出资帮助下，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就读。１９１７年由合阳高小毕业，考入西安成德中学。
１９２１年，２２岁的师集贤从古都西安来到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上海求学，考入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欲专攻绘画。但该校只是一些无聊文人为收费投机而办，学生们对学校不满，控告校长不学无术，误人子弟，最终赶走“学店老板”，另邀革命党人、知名文人于右任先生任校长。学校发生的深刻变化，深深教育了师集贤，他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他所在的美术科有丰子恺等教授，这让他学业精进。他还参加学校的探美画会，孜孜不倦地求索着艺术之美。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正式改名为上海大学，于右任先生仍为校长。１９２３年，中国共产党派邓安石（邓中夏）为校务长，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中共优秀人才均到该校任教，李大钊曾多次来校讲授“演化与进步”“社会主义释疑”等专题，上海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最高革命学府。师集贤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殖民文化入侵，还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抗议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贿选方式取得“大总统”职位。一次次斗争，使师集贤在政治上成长起来。
１９２４年由上海大学毕业后，师集贤满怀希望回到家乡，先后在西安美术学校、西安中山中学任教。这位身材高大、相貌周正、德才出众的先生，积极传播革命思想，以新思想、新文化统领美术教学，受到学生爱戴。师集贤也在教书期间更多地看到了人民的疾苦，深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人民于苦难之中。他曾创作了一幅宣传画，画面是一枚银元，一柄利斧带着呼啸声劈向银元。当同学们问师集贤这幅画的含义时，他说：“银元象征着社会上万恶的金钱关系，利斧代表革命势力，现在我们就是要打碎金钱关系。”
１９２８年秋冬，陕西发生特大旱灾，关中地区饥民遍野，无以为生，人心惶恐。中共地下党员张更生与陕西爱国进步人士王复初博士密商，由王复初带着师集贤等出陕至上海、南京，秘密联络旅居两地的陕西人士，以谋陕西饥民举义暴动。后因诸多原因，暴动未果。
在为革命四处奔波的日子里，尽管离开家乡多年，师集贤始终难忘那里的山川林木，虽多遭艰难，却没有停下手中的画笔，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这些丹青画作生动鲜活地反映了师集贤热爱国家、热爱生活的情怀，以及为真理而奋斗、坚持革命到底的意志。
师集贤羁留南京期间，在国民政府审计院第二厅第二科任办事员，以职业为掩护，继续做革命工作。师集贤擅长绘画，也长于文学诗歌等的创作。他与进步知识分子李卓如、崔斗山等创办《工作半月刊》杂志，以漫画、国画等形式开展革命宣传。他曾以笔名“师露冷”出版新体长篇叙事诗《谁是我的妈妈》，并且亲自设计了红色的诗集封面。“儿呀，娘是旧社会的牺牲者，儿是新社会的托命者。娘无能，而今后，愿儿长成解脱自身痛苦，推翻旧礼教，创造新生活。儿呀，努力着，奋斗着。”诗集借一个私生子的血泪控诉，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描写了劳动人民痛苦的生活，讽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呐喊出“在这无情的社会里，怎能好生活”。长诗发表后，颇受读者欢迎。
师集贤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国民党南京市警察局疑其为共产党员，捕之入狱审讯，后经审计院科长邵师周保释出狱。
１９３０年，师集贤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中共地下交通工作，经常为中共南京市委任曜（任雪涛）传递秘密文件。当时的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与党组织的每次联系都必须格外小心。师集贤与上级组织秘密接头的地点选在了热闹的南京第一公园，每次双方都装作游人，简单交谈几句，交换完信息情报后，便匆匆分手。他还经常参加鼓楼公园的秘密集会。除此之外，师集贤还冒着极大的危险，挺身而出做了南京成贤街１２号房屋的担保人。要知道，这一处是中共地下南京市委机关所在地，一旦遭到破坏，师集贤必将暴露。
１９３０年，上海复旦大学地下党员刘高天（合阳人）因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受到党内批评，暂居师集贤处。当时，同乡友好王子宜、雷仲山、屈仰之、习志合和杨佩韦等进步师生亦常来师集贤的寓所。
刘高天化名芦冷影，主要任务是调查国民党驻南京各部队的番号、组成和武器装备，乃至政府重要官员的车号以及互相之间的关系等。师集贤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为其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可刘高天缺少地下工作经验，犯了一个大错——让上海方面寄来的进步传单和报刊都用“师露冷”之名转交。
当年暑期，国民党特务在邮局发现一封写有“师露冷女士转芦冷影女士收”字样的挂号信，便化装成邮差，将信送到师集贤住处。刘高天接信，未及拆阅，特务多人冲入室内，持枪威逼、查问。师集贤下班返寓所途中，好心邻居提醒他有特务进室搜查。本可脱身的他，想到刘高天年轻经验少，其他几位同乡都是进步学生，当即从容返家，面对特务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房主，有事我一人承担，和同乡青年们无关！”
特务把师集贤、刘高天等七人逮押至国民党南京卫戍司令部。在狱中，法官故作怜悯说：“你是青年诗人，不过为女子所误，为爱情死而无益。只要你供出她的住处，你与朋友都可获释。”师集贤说：“芦女士认为我可靠，赐令转信，我若抛她，何以为人？”
敌人百般折磨，用尽酷刑，并以刑场“陪桩”恐吓，师集贤视死如归，虽昏死数次，仍绝不屈服，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他像自己所画的梅花一般，以铮铮傲骨对抗凛冽的寒风，君子气度永世长存。一次，敌人将他的大拇指捆住吊起，挥舞皮鞭上下抽打，逼他招供。师集贤知道自己暴露，遂将生死置之度外，把一切都承担下来，以此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今日我犯到你们手里，惟愿一死，休想我出卖自己的朋友！”
回到牢房内，难友见师集贤大拇指上有深陷的血印，身上亦处处血痕，知其受刑甚重，都十分难过。为了宽慰难友，他强忍着疼痛，幽默地说：“不要紧，我今天是凤凰单展翅……”
由于师集贤的挺身掩护和反复抗争，与他同时被捕的刘高天等六人被宣布“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分手时，师集贤告诉刘高天：“善自奋斗，勿找任何人，莫为我做无谓的营救。请你替我见王先生（王复初）一面，传话：‘母勿念，此生再见十有九无望，永别了。’”
很快，国民党反动派以“丧心病狂，图谋反动”的罪名，判处师集贤死刑。１９３０年９月４日，他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年仅３１岁。王复初和师集贤的同乡、战友将他的遗体安葬于雨花台三藏殿附近的西北坡。王复初题字立碑：“关中师道立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