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彬，原名银子，字志卿，化名史志清，１８８７年１１月２９日生于山东省青城县（今高青县）史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１８９５年夏，青城一带暴雨如注，扎子大堤决了口，黄河泛滥，青城县全境成泽国。史家村滩地被淹没，房屋倒塌，史文彬全家无处栖身，流落到济南谋生。生活的艰辛使史文彬早早地懂事了，小小年纪就开始劳作，为家庭分忧。１９０１年，哥哥史文成托人将史文彬送进济南公益学校，半工半读。１９０７年，史文彬在公益学校期满，转到济南铁厂做工。在工厂做工期间，因他常团结工友与压迫工人的厂主做斗争，厂主欲勾结警察将其逮捕入狱，他闻讯后逃遁隐蔽。
１９１２年，史文彬经友人推荐，进入长辛店铁路工厂铆工场当了白铁匠。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帝国主义当年在北京开办的京汉铁路机车修理厂。该厂厂长、厂务总管、工程师以及要害部门负责人，均由法国人、比利时人充任。工人大部分是京津破产的小工业者及河北一带的穷苦农民，他们在洋人、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１９１８年夏，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出国前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半工半读，他们常到车间学习技术。史文彬从学生们订阅的《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看到了“劳工神圣”、“民众大联合”等内容文章，听到了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好像在茫茫的黑夜里见到了一丝光亮，进步思想日渐萌生。同年１１月，毛泽东冒着凛冽的寒风，到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湖南学生，并深入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曾和史文彬等工友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毛泽东的话滋润着史文彬的心田，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他从此逐步明确了奋斗的方向。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长辛店铁路工厂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跑到天安门参加集会游行，晚上回厂后，把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吓跑曹汝霖的生动场面，一一讲给史文彬等人听，使他们深受鼓舞。从此之后，史文彬和学生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往来更加频繁了。６月３日，北京军阀政府逮捕学生１０００余名，激起各界群众的更大愤怒。上海、天津、唐山、武汉、长沙等地的广大工人，首先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们的爱国斗争。长辛店的工人们在史文彬、陶善琮等人的鼓动带领下，也走上大街，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以实际行动声援爱国运动。在工人逐渐觉悟起来、群众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长辛店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及其下层组织救国十人团。史文彬、陶善琮等人被选为联合会委员。
１９２０年４月，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邓中夏等人，趁学校放假之机，带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达长辛店，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史文彬等代表长辛店的工人前往迎接。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联系。同年冬，史文彬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该组的工人成员之一。
１９２１年１月，在张特立（张国焘）、邓中夏的指导下，史文彬积极筹备，办起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作为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的基地。史文彬被推举为学校委员。５月１日，长辛店铁路工厂两千多名工人，在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在娘娘宫举行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宣布长辛店工会（对外称俱乐部）成立，史文彬被选为委员长，并在大会上发了言。邓中夏当天赶到长辛店祝贺，并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北京、天津、唐山、保定、正定、济南等地，也派代表前往祝贺。会后，工人们高举“劳工神圣”、“八小时工作”等标语，在大街上游行。
长辛店工会成立后，组织开展了“反工头”、“斗监工”、“撵厂长”、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劳工福利的斗争，使史文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政治上逐渐成熟。正如邓中夏所说：“无论按阶级成份，按觉悟程度，按为人的诚恳实在，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人。”史文彬几次到北京大学找罗章龙、邓中夏谈申请入党问题。１９２１年秋，邓中夏在长辛店二仙洞介绍史文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长辛店铁路工厂工头邓长荣、火车房总管郭长太等，在其主子的怂恿包庇下，任意欺压工人，破坏工会，无恶不作。为了维护工人利益，扩大工会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史文彬和委员们在邓中夏等人帮助下，依靠骨干，发动工人向厂方和路局提出了包括开除强霸恶棍之一——火车房总管郭长太在内的９项条件。工会把工人提出的条件送交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要求迅速答复。过了一个多月，没见下文。于是，史文彬等委员决定，再通知赵继贤。８月２０日，俱乐部严正地发表了宣言，限３天内答复，否则采取最后手段——罢工。工人们听到向赵继贤发出最后通牒，个个扬眉吐气，奔走相告。
８月２４日，罢工的笛声震荡着长辛店上空，工人们立即拥向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这阵势把洋人、厂长和大小工头们吓得龟缩在屋里不敢出来。俱乐部派出代表，率领几百名工人到北京找赵继贤谈判。赵继贤看到形势对他不利，便勾结北京宪兵司令，试图压服工人，但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赵继贤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八月罢工的胜利，在北方各铁路沿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从此，罢工的怒潮汹涌澎湃，席卷北方大地。
在全国罢工浪潮的影响下，京汉铁路沿线陆续成立了１６个工会。１９２２年４月，由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起，京汉铁路全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史文彬参与组织领导了这次会议。１９２３年１月５日，筹备会又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全路组织确已统一，成立总工会的时机确已成熟，当即草拟了总工会章程，并决定２月１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同时选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杨德甫为委员长，史文彬、凌楚潘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
工人们的正当权益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野蛮干涉，总工会成立那天，他派出军警阻拦与会代表，捣毁会议牌匾、对联，并冲进会场强制解散会议。吴佩孚的行径激起工友们的极大愤慨，总工会决定举行总同盟罢工，抗议军阀的暴行。２月４日，随着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铁路沿途的工人手持木棍、铁棒拥上街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作为罢工的指挥者之一，史文彬始终站在罢工的第一线，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带领工友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蔑视敌人的威胁利诱，号召工友们“不自由毋宁死，不答复条件，决不复工”。
２月７日，罢工遭到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有４０多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史文彬在北京长辛店不幸被捕，被捆押到保定，关进“保定军政执法处”牢房，带上脚镣、手铐，还以铁链锁住脖颈。敌军法处长审问史文彬等人：“为什么要罢工？受了谁的指使？”他们的回答说：罢工，完全是工人的自动，为着争自由，争人格！并不受任何人的主使和利用。史文彬、康景星等人挨了无数的皮鞭，并罚跪在铁尖上。后来，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全国工人、学生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声援，迫使吴佩孚于１９２３年６月将史文彬等人由军法处转到保定第二监狱。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全国各地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军阀内部分崩离析。冯玉祥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使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权迅速崩溃。中共党组织趁此机会，从狱中救出了在二七罢工中被捕的史文彬等人。
１９２５年初，中共北方区委派史文彬、康景星、张士汉等跟随冯玉祥国民军的胡景翼部由北京南下，恢复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会组织，并抚慰伤亡工人及其家属。史文彬以保定火车房工人身份为掩护，很快恢复了保定铁路工会，还经常于夜间到长辛店指导工作。他爱人就住在长辛店，但他却顾不上回家。同年２月７日，史文彬代表保定铁路工会，出席了党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大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总工会副委员长，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二七罢工二周年时，他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的《“二七”纪念册》上发表了《为“二七”死于忠义的工友二周年放声一哭》一文。文中指出：“我们正在纠合全国劳动阶级，重整前所固有的精神，来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及反对、破坏我们团结的败类血战！我们必须誓死前进，以作‘二七’诸先烈的继续者。”
１９２６年２月，史文彬出席了党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会议，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他被派往京汉铁路发放二七难友家属救济物资和款项。因工贼告密，他被捕入北京监狱，后被转到张家口监狱，判刑４年。后经张家口工会奔走，保释出狱。同年夏，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革命军时，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到达郑州，被派到铁道大队担任领导工作。铁道大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国民革命军中成立的工人组织，有自己的武装。史文彬带领铁道大队随国民革命军南下，在河南信阳地区和吴佩孚军队作战，取得了初步胜利。后来，国民革命军失利，向西北撤退。这时，史文彬等根据党的指示，转到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
１９２６年７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很快攻克武汉三镇。１２月，中共中央和广东国民政府随即迁往武汉。史文彬随之北上，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的司长，并在全国总工会任职。他积极组织了六七百名铁路工人，夜以继日地抢修铁路，保证了军事物资运输畅通无阻，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胜利前进。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７月１５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在白色恐怖下，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１９２８年，史文彬率家人秘密到达上海，全家住在四川路一所小楼上。他出门就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手提一个藤包，勤恳地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的公开职业是摆摊卖毡帽头，有时则化装到武汉、东北等地去指导工运工作。
１９２８年６月至７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史文彬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２９年９月，史文彬代表铁路工人，出席了在海参崴召开的太平洋职工大会。同年１１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１９３１年１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史文彬因反对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被开除党籍。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年夏天，史文彬化名史志清，带领全家秘密离开上海，坐轮船到青岛，又转济南，暂住亲友家中。他趁此时机，四处寻找党组织，谋求职业。由于当时山东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和职业均未找到，他实在无奈，遂沿黄河乘木帆船返回故乡青城。青城县警察局认为史文彬来路不明，行迹可疑，将其抓去毒打拷问。史文彬坚不吐实，后经亲朋作保，才得释放出狱。
生活的穷困潦倒和警察特务的严刑拷打，丝毫不能动摇史文彬坚定的信念，他无时无刻不在积极寻找党组织。１９４０年，八路军清西分区部队在邹长、高苑地区活动。史文彬得知后，立即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第三团政委李曼村取得了联系。经查询，党中央证实了史文彬的身份。
１９４２年冬，史文彬在清河区委工作期间，突患疾病，入广北地区医院治疗，但因医疗条件较差、病情恶化而去世，时年５５岁。史文彬去世后，中共清河区委负责人杨国夫等亲往吊唁，安排丧事，慰问家属，随后将史文彬遗骨葬入纯化镇烈士墓地。
（郝英敏、张传华、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