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应源，１９１２年冬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白土乡。他３岁那年父亲病故，由母亲康氏拖着一家大小苦苦度日。尽管日子艰难，当他和哥哥戚应森、妹妹戚应雪都长到就学的年龄时，康氏还是咬着牙卖田当地，将他们送进附近的小学读书。戚应源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学习十分刻苦，高小毕业后考入阆中县立中学。这时，家中田产当尽，母亲再也无力送他继续深造了，而戚家族人眼见戚应源聪慧好学，成绩出类拔萃，认为他将是戚家今后大有作为的人才，都奢望有朝一日能“光宗耀祖”，所以，都自愿凑钱，予以资助，供他上学。
戚应源到了县城继续就读后，在县中教师廖敬六进步思想的熏陶下，一面发愤读书，一面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很快成了学校的活跃人物。
戚应源在学校的进步表现，早已引起联中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视，特安排与戚应源是同乡好友的联中学生、共产党员杨林书对他进行培养。１９２９年腊梅盛开的时节，戚应源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０年，戚应源考入保九属联立中学（联中）高中部。这里是阆中地下党组织的摇篮，也是新旧力量斗争激烈的地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戚应源积极参加反“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当时，学校有个训育员姓唐，此人是“国家主义派”的忠实信徒，深得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的赏识，不久便兼任历史教员。学生对他既讨厌又鄙视，背后都叫他“唐包子”。
一天下午自习课，“唐包子”看了墙壁上的《蜜蜂》壁报里署名“本立”写的一篇《论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后，指着壁头大嚷道：“这是赤化宣传，违背国家利益。哪个叫本立？”
“本立就是我。”戚应源站起来大声回答道。
“唐包子”一看，是个穿着朴素的学生，就嘲弄道：“你本该立国家利益至上嘛，怎么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戚应源平静地说：“请问唐先生，我所提出当今中国的问题，是不是事实？这个国家为什么被列强瓜分，军阀割据？文章到底乱在哪里？糟在何处？”
“这个……”“唐包子”支吾一阵后，不敢正面问答，只好说道，“国家的命运如何，用不着你来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将来报效国家。”说到这里，他忙叫戚应源坐下，企图终止这场辩论。
戚应源继续说道：“唐先生，你张口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天却又一反常态，这自相矛盾的话如何解释呢？试问：若国之不存，我们又如何效忠？而今的国家千疮百孔，外受列强欺凌，内部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能不管吗？”
一阵阵掌声，在教室内外响起。原来，他在开讲之后，许多同学已经寻声而来，围在外面静静地听着。
“好，戚应源，讲下去！”有不少人为他鼓气。
“唐包子”无言以对，败下阵来。
这消息很快在全校传开。联中学生又乘胜掀起了以“驱唐”为主要目标的“择师运动”。
“唐包子”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卡先生好”（唐把卞字读成卡）、“别字先生来了”的起哄嘲笑声，使“唐包子”狼狈不堪。戚应源、王野晴等同学还在班级墙报上公开贴出“我们不要别字先生上课”的标语。校长没有办法，只好忍痛辞退了“唐包子”。在这次择师斗争中，全校共有四名“国家主义派”的教师先后被赶出学校。
１９３１年６月，学校放了暑假，戚应源返回了家乡。因他质问本家族长“戚二老爷”拷打穷人，失去了上学读书、继续深造的机会。戚应源并不因此屈服，毅然辍学在家从事农耕。
不久，党组织派戚应源到阆中砖瓦厂去和吕子谦一道工作。在吕子谦的活动下，戚应源当上了厂里的庶务（伙食管理员）。
为了更好地联系和发动群众，戚应源除想方设法办好工人的伙食外，还在青瓦工吴尚德的帮助下，利用空余时间虚心学习，很快掌握了做砖瓦和烧窑的手艺。在共同劳动中，他和吴尚德（现名吴瑞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海军副司令员）等一批青年工人交上了朋友，工作局面打开了。接着，他和吕子谦吸收吴尚德等人入团，初步掌握了一批骨干力量。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的一天早晨，戚应源、吕子谦、吴尚德三人在阆中码头附近江面上的一只木船上，听取了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于岱生关于省委把工作向农村发展、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指示，并接受了赴通江、南江、巴中开展工作的任务。不久，他们便到了通江县城。
吴尚德找到曾和他在一起学过手艺、已在保安队当司号长的王顺成帮助找活干，被介绍到属保安队管辖的伐木场。按规矩，进场干活先要干拉纤这个差事，据说过去有不少人因吃不了这个苦而半途离去。
冬天的小通河上，大小船只上上下下，显得格外忙碌。沿河两岸的河滩上，一行行单衣赤足的船工拉着长长的纤绳，攀着乱石吃力地爬动着。戚应源和吕子谦、吴尚德他们满头是汗，艰难地拉着一只木船，向通江县二道沟的伐木场驶去。
他们终于进了伐木场。在王顺成的熟人、一个叫李班长的人帮助下，戚应源、吴尚德干上一些轻活。不久吕子谦当上了伐木场的师爷。
两个月后，戚应源和吴尚德又通过李班长到了涪阳坝银耳场。由于戚应源善于接近群众，不久当上庶务，不仅伙食管得好，且又按期公布账目，很受工人拥戴，他们即秘密建立起银耳场团支部。
１９３２年秋，巴中地下党组织派戚应源到南江县，与在银耳场发展的党员汤世富一道，在大河区一带做瓦烧砖，秘密开展活动。
一天下午，戚应源“师徒”正在做瓦，这家老板突然来到工地，把干了的泥瓦坯往屋里搬运，说：“戚师傅，这窑瓦我烧不起了！”
“怎么，嫌我的手艺孬？”戚应源感到诧异。
“这是哪里话哟，谁不知道戚师傅手艺好。”老板慌忙解释道。
“你有两百多亩田地，又是甲长，还烧不起一窑瓦，不成了笑话吗？”戚应源故意激怒他。
老板哭丧着脸说：“今天我赶大河场，看到县上来的催款员把那些缴不清征银和军款的人，吊起来打得好惨罗！他们说：县长有令，杀人可恕，欠款难容。赶场的人吓得都跑光了。唉！我这一家一年的捐款就要缴两千元，加上军款五百元，咋个缴得清嘛？不缴吗，挨打不说还要杀头。你说，我这砖瓦哪个烧得起哟！”
“你们这一甲，有几户缴清了？”汤世富问道。
“别说这甲，就是我们这一保也没有哪户缴得清。”
“这样看来，你们全保一个个都要挨打啊。”戚应源微笑着说道。
老板手中掰着砖瓦坯摇着头，喃喃地说：“都跑不脱……”
戚应源看到这位大甲长此时六神无主、狼狈不堪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就启发他说：“催款员一到，你就把全甲人喊拢来。反正都缴不起，他打得过来吗？如果你把全保的人聚在一起，他就更不敢打人了。”
“那我就成了聚众造反、抗税不缴了……”老板摸着光头，惊恐地望着戚应源。
“你们一不拿棍棒，二不拿刀枪，造反从何说起？不然，你就等挨打、杀头罢！”戚应源不再理睬他，继续做瓦。
停了一会儿，老板走到戚应源身旁，讨好说：“你莫忙做，请你给我出个好主意，到底怎么联络人嘛！”说着拿下戚应源手中的工具。
“你们当甲长、保长的都缴不清，穷人就更不用说了。只要你出面去给各个甲长和保长说清楚，大家一定同意。到时候，上面催款人一来，派人一联络，全保的人不都聚拢了吗？这叫法不罚众。”
老板一听，兴奋地嚷道：“要得，我去联络。”
一天下午，老板兴冲冲地对戚应源说：“你出的这个主意真灵验！今天催款员到第八甲，全甲的人把他几个围住。一会儿，九甲、十甲的人也涌来了。大家都喊：‘款实在缴不起，要打请便，要命只有一条。’围了半天，这伙人饭也不吃就回去了。”
戚应源笑了一笑说：“别处早就用这个办法了，不过，把人联络得越多，就越灵验。”
保甲联合抗捐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河乡，人们都跟着效仿起来。不久，大河区全境的百姓都行动起来了。面对联合抗捐的群众，大河区区长郑栋之束手无策。怎么是好？情急之下，就干脆托病回家去了。
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３日，大河区一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捐斗争，六七千农民涌向南江县城。戚应源与当地乡民同一身装扮，投身抗捐队伍，领头高呼：“要闹款，联络干；杀不尽，打不完。”“湖南湖北闹共产，万贯家财一夕丢！”抗捐群众随声呼应，声震四野，如卷地而来的洪流……
从此，“戚瓦匠”的名声就渐渐传开了。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５日拂晓，黑暗依旧笼罩着通江县城。县城四门紧闭，一队巡逻兵不时在城墙上走来走去，间或传来哨兵两声吼叫。此刻，隐蔽在北门城楼保安队里的戚应源、吕子谦，一夜未曾合眼，熬得发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对面的庙子梁山垭。慢慢地天空出现鱼肚白，山梁上突然出现一面红旗，这是约定的信号！他们立即摇晃着白旗，打开城门，让早已埋伏在城外的吴尚德带领的红军第十二师先遣队涌进城来。北门一开，红军势如破竹，不到一小时，将来敌两个营和保安队的大部歼灭。
通江解放了！戚应源、吕子谦、吴尚德当即参加了红军。
１９３３年秋天，戚应源受川陕省委指派，到阆中县的老观场担任边区委员会书记，联系阆中、苍溪、南部三县白区地下党进行工作。由于他对三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熟悉，很快就恢复和建立起秘密交通网，源源不断地向白区送去宣传品，又向苏区送来必需品，转移大批地下党员安全到达苏区，把敌情动态不断送到红军总部。赤白两区党的联系加强了，白区内抗捐、抗粮、抗丁和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很快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７日，红军攻克绥定（达县），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经营多年的兵工厂。总部决定将工厂和战利品全部运到通江苦草坝，戚应源受命负责运输队的组织工作。
兵工厂有各种机器一百多台，拆卸后有的机件重达９００余斤，还有造币厂、铅印厂、被服厂的各种机器，枪支弹药、布匹衣物、盐巴、铜元、硫酸、硝酸……堆积如山的原米和军需品，总共有数百万斤。从达县到苦草坝３４０余里的山路，途中还有四座大山横阻，山高坡陡，沟壑交错，此时又正值秋雨季节，行路十分艰难。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完全靠人力把那么多东西搬到通江，谈何容易！
在长长的运输线上，戚应源和运输队长张克求等人带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身先士卒，哪里有困难有险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由于运输任务的繁重和时间的紧迫，队伍不断扩大，每天一万多人上路，各个招待站供应物资十分紧缺。戚应源和其他负责人宁肯有时一天一顿饭，蹲屋檐，睡露天，也千方百计先解决队员们的食宿问题。不到两个月，就全部运完所有的战利品。
眼看根据地一天天扩大，敌人开始对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红军为了狠狠打击敌人，主动收缩阵地。戚应源被安排到川陕省委秘书处工作。在秘书长吴永康的领导下，他参加起草了《目前政治形势》《土地革命》等文件和宣传提纲。吴永康审阅后，很赏识戚应源的才能，遇事总喜欢先听听他的意见，两人很快成了至交。
戚应源深感组织的信任，竭尽全力勤奋工作。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很快就被委以副秘书长的职务。
１９３４年，在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中，曾一度出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征收中农土地和粮食”的现象。对于这种违背省苏维埃政府布告的“左”倾做法，川陕省委立即召开了扩大会议，要各地进行纠正，还强调了“反对侵犯中农利益”“中农土地不够要补给他”。戚应源按照省委集体讨论意见，起草了《平分土地须知》的文件，讨论后便印发到各地。
张国焘看后，咬牙切齿地骂道：“混账！地主要消灭，富农是一棵韭菜嘛！这简直是在帮这些坏蛋说话。给我查一查，是谁搞的？”就因这件事，戚应源的名字便被张国焘划入另册。
戚应源被秘密杀害后，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人们无法知道他安息的地方，更未建立墓碑，只有默默地悼念。而戚应源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却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永不消失的丰碑。１９５７年，阆中县人民委员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