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崝泉（１８９５—１９２８），又名振标、正表。１８９５年１月出生于江苏江阴县一个农民家庭，４个月后父亲病故，母亲被迫带着他改嫁，童年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由于家境贫困无力上学，少年时每当路过北门外一家私人学堂，朗朗的读书声常吸引着他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凝神细听，后深得学堂老师赏识而破格入学。１９１２年春，经人推荐到励实中学（美国人所办教会学校）免学膳费读书，不久通过捐款救灾看透教会的伪善面目愤而离校。１９１４年秋，考进江苏省立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两位好友，一位是江阴顾山人周水平（刚直），另一位是丹阳人戴盆天（英夫）。他们三人思想激进，才华出众，常为报刊撰文，披其志向，露其锋芒，极为大家推崇，被誉为“三师三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钱崝泉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坚决反对北洋政府，抵制日货。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充实了社会知识，提高了革命觉悟。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和刘半农、刘天华在江阴南菁中学发起举办爱国游艺会，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大胆揭露军阀政府的无耻嘴脸，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不久，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通过《民国日报》广泛征求党员，钱崝泉和戴盆天怀着报效祖国的激情，同年夏天到上海加入国民党。随后，二人奉命到镇江、常州、川沙、金坛、江阴等地发展国民党组织。
１９２５年３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介绍恽代英、侯绍裘到丹阳等地做革命宣传工作，使钱崝泉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决心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不久，经恽代英、侯绍裘介绍，他和戴盆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５年夏天，李大钊在北平接见宣侠父和钱崝泉等十几位江浙籍共产党员，并应冯玉祥要求，安排他们以国民党党务特派员身份前去张家口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宣传工作。１０月，钱崝泉和宣侠父偕师长刘郁芬率国民军１军第２师西征甘肃，处置甘肃陆军１师旅长李长清的军事叛乱。到兰州以后，钱崝泉和宣侠父以刘郁芬师政治处党务特派员和甘肃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的公开身份，通过办俱乐部、图书馆、训练班形式，广泛接触官兵，开展革命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与此同时，与先期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于１９２５年底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简称中共甘肃特支），张一悟任书记，钱崝泉和宣侠父任委员。
中共甘肃特支成立后，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宣传南方的革命形势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开办民众夜校和甘肃省政治训练所，向民众进行文化教育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支持甘南藏族拉卜楞寺僧俗群众反抗军阀欺压的正义斗争，帮助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钱崝泉作为国民军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并做了演讲，指出“藏民文化促进会所提出的文化意义是民族的存在和独立所需要的文化，不是奴隶文化，藏民不需要奴隶文化”。他的演讲引起藏民代表和青年的热烈鼓掌和欢呼。
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钱崝泉和张一悟、宣侠父等着手筹建党的秘密活动据点。在结识“兰州中外大药房”的浙江人杜酋康后，他重点对杜酋康出身贫苦的妻子秦仪贞进行教育和培养。１９２６年春，中共甘肃特支接受秦仪贞入党，成为甘肃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从此，“杜太太”家便成为党的秘密活动据点，秦仪贞担负了中共甘肃特支的交通联络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秦仪贞忠诚不贰，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为党传递情报，为党组织筹措经费，千里奔波掩护和营救革命同志，在艰苦环境中为党、为革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１９２６年９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并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响应北伐。冯玉祥特电召钱崝泉赴陕北，策动驻陕北的井岳秀部参加北伐革命。钱崝泉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策动任务后再次回到兰州，受到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面目日益暴露。１９２７年２月，在省、市国民党２００余人参加的春节联欢会上，钱崝泉按照中共甘肃特支部署，以大会执行主席身份，联合国民党左派延国符等，当场历数国民党右派、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田昆山贪污公款、吸食鸦片、克扣市党部经费、排斥共产党、反对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问题，立时激起人们对田昆山和国民党右派的愤恨，纷纷起来批判质问，群起将田昆山狠揍一顿。钱崝泉和宣侠父等抓住机会因势利导，当场选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会，接着又解散了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兰州市党部。事后，田昆山向冯玉祥控告钱崝泉。时隔不久，钱崝泉在秦仪贞家中被突然冲进的国民党军警逮捕，押解西安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即被派往西安中山学院任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倒向蒋介石，钱崝泉被“礼送”出国民军，从而结束了他历时两年的西北远征，回到江南家乡迎接新的战斗。
江浙一带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形势更为险恶。钱崝泉回到江苏，在南京晓庄师范等处得知中共江苏省委在六七月间迭遭破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接任的代理书记赵世炎相继被捕后英勇牺牲，党的活动完全转入秘密，便到丹阳等地继续寻找党的组织。
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不久，钱崝泉和党中央派到江苏恢复省委工作的王若飞接上关系，并被任命为临时省委委员、省委特派员，后又任命为江阴县委书记。他回江阴后，立即积极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积极组织和发动农民暴动。
早在钱崝泉远征西北时，周水平在江阴顾山发动农民同土豪劣绅展开斗争，于１９２５年秋组织成立了“佃户合作自救会”，在当地影响很大。江阴、常熟、无锡三县的土豪劣绅联名向省、县署控告，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于１９２６年１月密令将周水平枭首示众。这一暴行，激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愤怒和反抗。毛泽东在《向导》上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充分肯定和热情介绍了顾山农民的斗争和周水平的事迹。北伐军进入江阴后，党组织大力推动农民运动，江阴地区的农民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阴尚存的１００余名党员和一些农运积极分子分散隐蔽、蓄势待发。钱崝泉回到江阴后，找到在农村坚持斗争的陈叔璇、蒋云等人，秘密地把这些革命力量聚集起来。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江阴县委正式成立，钱崝泉化名高大鹏，兼任江阴农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领导江阴农民准备秋收起义。
江阴北乡有个大集镇叫后塍镇，那里虽然店铺鳞次栉比，市场繁荣，但它远离江阴县城，国民党江阴县政府在后塍镇法水庵设有公安分局，配有十几名警察。钱崝泉和陈叔璇、蒋云、茅学勤等合议后认为公安分局力量孤单，易于对它包围，遂决定从这里动手。为准备暴动，他们通过打入国民党江阴县市政局的共产党员运出了几支手枪和“盒子炮”，分发给茅学勤等人。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５日零时许，百余暴动农民在暴动指挥所所在地通兴桥附近集结后，钱崝泉布置先割断距县城１０里的金童桥电线，又派一部分人守住外围，自己率领一支队伍把法水庵悄悄包围起来。解决岗哨后，这支手握刀棍的革命队伍蜂拥而入，同刚刚惊醒的国民党警察展开搏斗，缴获毛瑟枪５支，砍伤反抗警察２名。紧接着，暴动队伍又包围了禁烟检验处，缴获毛瑟枪２支。暴动农民取得胜利后，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涌往后塍街，冲进罪大恶极的地头蛇、国民党乡行政局委员俞道聘家，将俞家的田契、债据、租簿连同全部房屋一把火烧毁。时隔一个多月后，钱崝泉与茅学勤等又领导了规模更大的二次后塍暴动，并取得了胜利。
同年１２月２０日，钱崝泉与茅学勤、朱松涛等人在周庄开会，被敌人密探发现，国民党江阴游巡第３支队长梅寿根即刻率队到长寿十八亩桥逮捕了朱寿山、茅学明和张老四等３个农暴骨干，钱崝泉和茅学勤脱险。梅寿根路过后塍镇时天色已晚，暂住在后塍镇公安分局对门的电灯厂。钱崝泉和茅学勤、陈叔璇得悉后，立即连夜组织了３００多名农民并配备快枪、“盒子炮”，于翌日凌晨３时许分东西两路向公安分局和电灯厂发起猛攻。暴动农民切断电线，又在电灯厂附近放起火，趁敌人混乱之机救出被捕人员。但后塍公安分局的敌人早有戒备，暴动农民与之激战４小时之久，打死６名警察，处决密探，缴获１支毛瑟枪后安全撤退。此后，钱崝泉又领导了大桥、占文桥等地的农民暴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并把他们的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得到省委的重视。
１９２８年１月，江阴县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县委，同时正式组建成立江阴红军。为武装红军，钱崝泉亲赴上海，通过关系购买枪支，不料在闸北车站被巡捕逮捕。此时，秦仪贞因西北形势紧急，以兰州中外大药房采办的身份转移到达上海，得知钱崝泉又一次被捕的消息后，当即拿出采购药品的所有现款并典当随身携带的贵重首饰，买通巡捕房把他救了出来。
１９２８年２月５日，钱崝泉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化名高启根。２６日，他和新选出的江阴县委书记蒋云，县委委员茅学勤、陈叔璇、朱松涛等，在江阴县城东六七十里的土城——杨厍镇发动了又一次暴动。当夜，江阴红军五六百人，手执土枪大刀，肩扛钉耙扁担和少量的正规武器，在党的秘密联络站马嘶乡第六小学集中，编为３个队同时出发。杨厍镇西门有一条直通江阴县城的大道，是进出杨厍镇的主要门户，设在杨厍镇文昌庙的公安分局在此派有重兵严守。深夜，江阴红军突然在东、南、北三门发起进攻，公安分局警察全部仓皇出逃。红军占领杨厍镇后，烧毁公安分局驻地全部房屋和几家恶霸地主庭院，战士们望着烈火，在大街上高呼“苏维埃政府万岁！”撤离前，江阴红军以“红军江阴东北路司令部”“共产党特委宣传部”的名义张贴布告，宣布通缉梅寿根和宣判土豪劣绅缪伯韬的死刑。这次暴动，共打伤敌警３人，缴获８支长枪和一批弹药，红军无一伤亡。敌人在报上惊呼：江阴红军“均用伏地野战法，指挥者颇具军事学说”。
在江阴红军的发展壮大中，一些不良分子趁机打劫，给红军形象造成不良影响。钱崝泉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调查，掌握罪证，在周庄伞墩召开红军会议，严肃整顿纪律，当场处死犯罪分子。从此，农民暴动队伍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来。
江阴农民的连续暴动，使国民党江阴县长孙揆均胆战心惊，急请上司派兵增援。于是，江阴、无锡、常熟３县的国民党驻军联合起来搜捕红军，甚至把一般农民也当红军抓去。为了惩治孙揆均，钱崝泉和茅学勤给他寄警告信，并向其住宅扔炸弹，吓得孙揆均连连请求辞职，狼狈逃去。但接任县长申炳炎更加仇视红军，凶狠毒辣，对农民暴动进行血腥镇压，逮捕暴动农民一百余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被杀数十人，使得千余人在江阴无法容身，流亡到上海、苏州及江北各地。轰轰烈烈的江阴农民暴动虽然被残酷镇压下去，但农民暴动以其地域广大、时间持久、人员众多、斗争顽强而震惊江南，在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农民暴动失败后，钱崝泉避开反动派的日夜追捕，仍频繁地活动在沪宁一带；茅学勤带领红军一支小分队，继续战斗在江阴、靖江、扬中、常州等地。为了使沪宁周围各县的农民暴动相互呼应、密切配合，根据省委指示，１９２８年８月，苏（州）常（州）特委成立，钱崝泉任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直接组织领导沪宁沿线１４个县的农民武装斗争。
同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钱崝泉在常州大成旅馆６２号房间等待苏常特委负责同志和各县农民暴动骨干开会，突遭国民党江阴县政府侦缉队队长黄秉忠带领军警包围并被捕。第二天，他被押解到江阴，国民党江阴县长申炳炎亲自审问，并让叛徒当面对质，但他从容应对，拒不承认。尔后，申炳炎再次审问，并让更多的人出面对质，逼他交出江阴共产党组织的名单和枪械。此时，钱崝泉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说：“要我交江阴共产党的名单也可以，不过你得把江阴的城墙拆掉。”申炳炎不解其意。他又说：“因为整个江阴县的人民全是共产党。不拆掉城墙，城里站得了吗？！”说罢哈哈大笑。申炳炎受到嘲弄，又气又恼却毫无办法。敌人几次审问一无所获，又以“开释”为幌子央求钱崝泉写自首书。他断然拒绝，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地说：“我钱崝泉投了红旗决不投白旗！”其时，当地党组织和秦仪贞为营救他四处奔走，终因敌人的狡猾而未能实现。
几天以后，牢门又一次打开，走进牢房的是钱崝泉母校的校长——美国人沈文蔚（中文名）。感慨一番后，沈文蔚说：“振标，你是个才华出众、叱咤风云的人物，尽管你今天落到这种地步，政府还是很器重你的。以我之见，共产党是成不了大事业的，因为共产主义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你何苦作无谓的牺牲呢？还是回心转意，站在政府一边吧！”钱崝泉一听顿时变脸，斩钉截铁地说：“你别来游说了，我对于共产主义之信仰至死不变！”说罢“请”洋大人出门。
钱崝泉清醒地了解敌人的用心，也知道他们不会轻易地放过自己。在为革命献身的最后时刻，他觉得有很多话要对亲人说，想了很久最后只写了一份遗嘱。１１月２５日下午，牢门再一次打开，几个军警持枪走进大牢。他预料中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神色安详地换上一身整洁的长袍马褂，拖着一副１８斤重的铁镣被推上黄包车，在几十个军警的押送下，向城北君山陆家坟刑场缓缓行去。望着街道两旁表情沉重的群众，他顿时浑身热血沸腾，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半个小时后，他从容地站立在君山南麓荒凉的陆家坟刑场上。敌人要他转过身跪下，他面对着枪口说：“共产党人要站着死！开枪吧，我倒要看一看你们的枪法！”刽子手在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铁汉面前胆怯了……“呯——”子弹飞向了别处。他轻蔑地说：“怎么，我都不怕，你们倒怕起来了？”执行官命令另一个刽子手上场。周围近千名群众被这位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所震撼，难过地垂下头闭上了眼睛。忽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高亢激越口号，枪声响起，罪恶的子弹从英雄的眼膛下穿过……钱崝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３４岁。
钱崝泉的遗嘱原文如下：
“余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息，不治生产，不顾家室。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并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也……”
（执笔：兰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郑凯文 来源：《甘肃党史人物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