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郁，原名潘文友，又名潘文玉、潘玉华，１９０６年４月４日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县东津镇。其父潘继贤能诗善文，当过保董，经过商，是一个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私塾教师。潘文郁四五岁时，父亲就教他读书写字，给他讲屈原、岳飞、文天祥等英雄人物故事，激励他做一个有抱负的人。潘文郁７岁入私塾，读书用功，好学善思，９岁能写文章；１２岁转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读书；１４岁考入第二师范学校，正值萧楚女到二师任教。他从萧楚女那里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加入了二师学生自治会和全城的学生联合会，参加了萧楚女发动和领导的反对北洋政府不接受苏俄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宣言的游行示威。他和同学们一起开展了一系列抵制英、日货，惩治奸商的反帝爱国活动。１９２３年秋，潘文郁转入武汉董必武创建的共进中学读书。董必武利用这个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步师生开展反对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斗争。潘文郁在共进中学读书两年，增长了文化知识，丰富了革命理论，增强了社会活动能力。他积极参加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活动，写文章，作演讲，号召商人、工人、学生、平民各自组织起来，向卖国的段祺瑞政府开展斗争。
１９２５年，潘文郁被共进中学推选为湖北省学联代表，参与领导武汉学生界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他的出色表现，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８月转为中共党员，并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国共合作期间，他受董必武委派回襄阳，发展国民党组织。潘文郁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深入群众进行考察，把在第二师范学潮和声援五卅运动中表现突出的方复生、高如松等人吸收为国民党员，建立了鄂北第一个国民党小组。不久，这一批国民党员都成为共产党员，成为鄂西北党的建设的基础。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中共武汉地委派潘文郁同伍修权等１１人赴苏联留学，１０月底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潘文郁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半年可阅读俄文报纸，又半年便可口头翻译；１９２７年，受聘在莫斯科大学讲台上担任翻译；不久，任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长。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潘文郁作为大会代表，又担任大会翻译，为大会笔译和整理了很多文件与资料。
１９２８年回国后，潘文郁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积极参与筹办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兼任《红旗》和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主编，为这些刊物写过不少重要社论，发表过６０多篇文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１９３０年，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潘文郁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同国民党反动文人、托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为阐明中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侵略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１９３０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停止革命文艺内部论战，统一对敌”的决定。潘文郁遵照中央精神，亲自到内山书店找鲁迅商讨，鲁迅赞成中央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在上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潘文郁出席了这次大会。
１９３１年，潘文郁受王明的排挤，被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任干事，做地下联络工作。同年７月，河北省委军委书记廖划平叛变。２１日，潘文郁在北平西交民巷迎贤公寓与共产党员刘尊棋联系时被秘密逮捕，关押在北平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里。叛徒廖划平、李天民在法庭上先后指认潘文郁，亲自参加审讯。潘文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填了表，并表示：“第一，不带宪兵特务上街抓人；第二，我没有什么秘密可谈；第三，我不当堂对质。”仍坚守革命者的情操，信仰马列主义。
在京师警察厅任职的黎天才久慕潘文郁的才能，出面将潘文郁保释，动员潘文郁与他共同撰写一本名为《在帝国主义炮火下的中国国防问题》的书，以黎天才的名字出版。潘文郁在敌人的监视下闭门不出，思想极为苦闷。他认为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所迫切需要的，于是开始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他超负荷地工作，接连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第三分册（约４０万字），分别在１９３２年８月和１９３３年３月以潘冬舟的署名，由东亚书局出版发行。这两分册连同陈启修译出的第一分册，是《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１９３２年春节后，潘文郁结束了独居译著的生活，搬进了西单表兄陶鹏远的家，有了固定的住所。加之中共北平特科对潘文郁进行了深入调查后派吴成方做工作，要求潘文郁打消顾虑、改邪归正，潘文郁流着热泪，庄严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我要重新做人，我一定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
１９３５年５月，中共“北京特科”吸收潘文郁为成员。他根据特科的指示，在周怡指导下与张学良、黎天才和特务头子戴笠等人周旋，掌握上层特务机关的部署和动向，为特科秘密收集、转送大量情报。潘文郁的家成了情报点，他让妻子廖素丹帮他抄写情报，让弟弟潘子云为他送信件跑交通。他带领全家冒着敌特追捕的危险，在敌特内部发展工作关系，收集敌人的机密文件，营救被捕的同志，积极完成“北京特科”分配的各项任务。“北京特科”为了保护潘文郁，指定在京师警察厅内工作的另一工作人员杨清林与他联系。当时，除了国民党宪兵三团外，北平、天津、保定各派系特务的情报，潘文郁都能搞到。
当黎天才把潘文郁介绍给急于了解共产党的张学良之后，潘文郁向张学良系统地谈了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热河事件之后，为蒋介石当了替罪羊的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考察。在张学良临出国前，“北京特科”指示潘文郁劝说黎天才，由黎天才出面向张学良建议，下令从宽处理羁押在保定反省院的政治犯。张学良批准了这个建议。潘文郁争取参加了审查处理工作。他按照“北京特科”的指示，先后释放了３０多名政治犯，其中有许权中等３个红军师级干部。
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良旅欧归来，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总部设在武汉。张学良在司令部里设立一个机要组，把从北平调来的几个得力心腹都放在机要组，任命黎天才为组长，任命潘文郁为机要秘书。张学良对潘文郁非常赏识，要潘文郁教他学习《资本论》，两人的私人友谊日渐加深。潘文郁利用他在“剿匪”司令部机要组任中校秘书的有利条件，将机密军事情报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被国民党“围剿”的红军经常不失时机地跳出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起了重大作用。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北京特科”派杨青林来到武汉，向潘文郁要国民党军队进攻红军的兵力布置和战役行动等机密情报。潘文郁把机要组大量机密军事情报材料弄回家中，叫妻子帮着抄写。由于杨青林急着返回北平，来不及抄写，潘文郁就把原件交给了杨青林，其中有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参谋处编印的团以上部队番号、军官姓名、驻防地区分布等极机密的文件。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７日，“北京特科”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致使从领导人到一般成员有２０多人被敌人逮捕。这是“北京特科”成立以来遭到的最严重的破坏。敌人从五箱情报材料中，查出武汉“剿匪”司令部印制的极机密文件。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如获至宝，火急直报南京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一严重泄露重大军事机密案极为震怒，急电张学良把总部“通匪有据、案情重大”的机要秘书潘玉华（潘文郁在武汉的化名）押解来京法办。
张学良认为潘文郁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一心想保他；另一方面，张学良很重义气，对自己的部下从来是处处保护。事发后，他对黎天才说：“我张某从不出卖自己的部下。”因此，他尽力拖延着不办。当南京又来电催促时，他回电蒋介石请求从宽处理潘文郁，偷偷把潘文郁收押到武汉徐家栅加以保护。潘文郁向黎天才请假回家去看看，黎天才批准后非常后悔，深怕潘文郁趁此机会逃之夭夭，无法向张学良交待。不久，潘文郁按时回来，黎天才为此极为感动，向潘文郁坦露自己的心事。潘文郁动情地对黎天才说：“我逃跑了叫你吃官司，那不是人做的事。”黎天才把潘文郁的这番话汇报给张学良，张更加敬佩潘文郁的品德。他提笔给潘文郁写了一封信，告慰潘文郁不要惊慌，安心等待，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解救潘文郁。
这样拖了近一个月，蒋介石又来电，并把从北平查获的总部印制的极机密文件作为确凿证据发来，电令立即处死潘文郁。同时，蒋介石亲自派人来武汉监刑。张学良接到命令还不死心，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他又一次复电蒋介石，恳求饶潘文郁一死。这下子激怒了蒋介石，亲下手谕，严厉地斥责张学良“疏于防范，执法不严”，指定由司令部参谋长钱大钧监刑，立即执行。
张学良拿着这个手谕，绕室转个不停，最后只得按蒋介石的命令行事。在执行潘文郁死刑之前，张学良与潘文郁见了一面，说：“委员长发的脾气很厉害，我实在无法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事要办？你对我说吧。”
潘文郁深思了一下，望着张学良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想给我的妻子和儿女留份遗书，不知行不行？”
“可以。”张学良答应了。
１９３５年３月３日黄昏，潘文郁从容地走向刑场，壮烈牺牲，时年２９岁。
潘文郁过早地离开了党和同志，他的曲折斗争鲜为人知，造成了一些误解和迷雾。但党没有忘记他，同志们没有忘记他。
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前上海中央特科老同志座谈会，吴成方谈起了特科成员潘文郁的功绩，有人持怀疑态度。公安部为了搞清这个问题，责成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研究室调查处理。北京市公安局组成专门班子，从南到北跑了１５个城市，访问了４０多位老同志，查阅了上千卷档案资料，弄清了潘文郁的传奇般革命经历。
１９８８年５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布（１９８８）民优字函第１０２号文，批准潘文郁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