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漠华，原名恺尧，学名训，还用过潘四、田言等笔名，１９０２年出生于浙江省宣平县上坦村。１３岁从村小毕业，１９２０年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习。
潘漠华从少年时就喜爱文学，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创作新诗，并在《诗》刊上发表了《立在街头吹箫的浪子》《游子》等十几首白话诗。１９２１年１０月，经他倡议，和同学汪静之、柔石、魏金枝等发起，组织了杭州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晨光社”，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三位老师还被聘为顾问。他们以《新浙江报》的“晨光”副刊为阵地，经常发表新文学作品，抒发青春的激情，在当时的杭州文学界有很大影响。
１９２２年３月底，潘漠华、汪静之、冯雪峰与青年诗人应修人在杭州西子湖畔相聚。几位志趣相投的年青人泛舟湖上，畅谈新诗，交流作品，于４月４日成立了“湖畔诗社”，相继出版了白话诗诗集《湖畔》《春的歌集》，分别收录了潘漠华的１６首白话诗和５２首新诗。他们的诗集得到鲁迅等人赞赏，也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王瑶先生也肯定了“湖畔诗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这些青年为五四运动的浪潮所唤醒，所作新诗“含有反封建的意义”。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些“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的风格；少年的气氛充满在这些作品里”。潘漠华的诗作表现了“人间的悲与爱”，朱自清先生评论说：“就艺术而论，我觉得漠华君最是稳练缜密。”
１９２４年８月，潘漠华考入北京大学一院（文学院）预科，后升入一院外国文学系学习。他广泛、深入地钻研中外文学，热情探求新文学。他把文学创作的目光伸向了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者，笔触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破产农民的痛苦生活。他的短篇小说《人间》，就是他在１９２３年的寒假回乡，参加宣平当年遭受水灾的调查救济工作时，在山乡与染布工施火咤相遇，深入了解后构思创作的。这篇作品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山区人民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的悲惨情景。
在北京大学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里，潘漠华大量阅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亲身参加了学生运动。当１９２５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罢课和集会游行。１９２６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愤然握笔，在《京报》副刊等多种报刊上发表评论，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他把革命斗争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站在了斗争的前列。同年，潘漠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秋，当大革命的浪潮由南向北推进时，潘漠华毅然离开北大，经党组织安排，南下武汉，投身北伐先遣军第三十六军，任该军第二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组织科长等职，随军沿京汉路北上，一直挺进到郑州。途中，身处军旅，任务繁重，他仍不忘创作针贬时弊的小品文和每天的《行军日记》。部队在漯河附近的一次战斗中，他组织政工人员一面展开宣传鼓动，一面编成战斗队投入战斗，以艰苦踏实的工作精神给军中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天，政工队伍沿铁路线行军，正要通过铁道桥时，他及时提醒大家：过桥目标大，还是涉水过河好。果然，队伍刚到河边，铁道桥就遭敌军炮击。他的建议使部队避免了一次伤亡，保证了队伍顺利行进。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潘漠华所在部队停止了北进，回师武汉。期间，他参与主持欢迎由上海转移到武汉的浙江籍革命同志的欢迎会，并亲赴汉口邀当时的《民国日报》总编辑沈雁冰到会讲话，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７月１５日，汪精卫也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形势日益紧迫。潘漠华愤然离开北伐军，从武汉经上海潜回杭州。
当时的杭州，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领导人一批批被捕关押，不少人倒在血泊之中。潘漠华在革命受到重大挫折的紧急关头，回到腥风血雨中的杭州，迅速接上组织关系，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共浙江省委领导的秘密工作。他的家乡宣平当时尚未建立党组织，潘漠华和马东林一起介绍了刚从杭州宗文中学毕业的曾志达入党。他向省委建议，指派曾志达回宣平建立党组织，并推荐中共党员潘振武回乡负责宣平地下党的通信联络工作。曾志达遂携带省委指示信，与潘振武一起在宣平积极开展建立党组织活动。１０月，中共宣平独立支部建立。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潘漠华在杭州被捕，关押在杭州公安局的柴木巷拘留所。他的亲属和同学闻讯，紧急救助。由于他在浙一师的老师许宝驹出面保释，得以获救。出狱后，他回到宣平上坦，继而又因宣平党内同志被捕而暂时避居少妃附近的冷泉岩（山洞）。
冷泉岩僻谷幽静，以养病名义居留在此的潘漠华，却在这里紧张地开展秘密活动。他与县委曾志达等同志联系，研究在基层建立党组织的工作；还以县委名义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商讨在农村广泛建立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斗争；在县城组织工会、开办读书会、平民夜校等活动，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不久，潘漠华回到上坦，在上坦、上陶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经短短几个月的活动，就介绍了十多名农民入党，建立了上坦、上陶党支部。后来，这一带成为当地党组织发展最快、农民协会建立最早的地区之一。
１９２８年春夏之交，潘漠华离开宣平，转辗于上海、厦门等地，以教学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工作。尽管他行踪漂泊，工作艰辛，但他与中共宣平县委领导人始终保持联系，关注着家乡的革命斗争。同年冬，宣平农村以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党组织发动了当地农民武装暴动。１９２９年初，农民暴动遭国民党省防军大肆镇压，全县被捕者达１００多人，县委、区委领导人被悬赏通缉。曾志达、吴谦等十余人被迫避往上海，找到潘漠华，受到他真挚的帮助。潘漠华通过关系，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房子，隐蔽安顿了他们。他又日以继夜地把自己翻译整理准备出版的俄国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长篇小说《沙宁》译稿，连同版权一起卖给光华书局，将所得的八百银元稿费和版权费，悉数交给曾志达等人作生活费，鼓励他们在危急关头坚定信念，增强勇气。潘漠华还乘当时的中共中央巡视员、前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也在上海之机，指导曾志达等人撰写了《浙江宣平党务报告》，亲自陪同他们向卓兰芳当面汇报了宣平党组织和农民运动情况。以后，这些同志大多返回宣平，重新点燃家乡的革命烈火，在斗争中一些人相继献出了生命。
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敌探密布，危机四伏，潘漠华的活动不断受到威胁。１９２９年９月，他离开上海，并经常转换工作地点，流离往返在北平、开封、沧州等地，以教书的公开职业为掩护，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
１９２９年９月，他化名田言到开封第一初级中学当教师。他通过学校学生会组织了学生读书会和壁报组，指导师生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帮助进步学生创办了反响很大的《火信》刊物，介绍师生参加“反帝大同盟”，发展左翼进步团体和党团组织。当一名进步学生被学校无故开除时，潘漠华发动学生会干部进行罢课斗争。他因而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幸他外出未归，前来搜捕的特务们才扑了空。
１９３０年春，潘漠华被迫离开开封，栖身北平，先后隐蔽在北平翊教女中、香山慈幼院，以教职为掩护，秘密从事“北方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参加八一国际反战日的游行示威中，他第二次被捕，受尽酷刑，坚不吐实，使敌终无证据而获释出狱。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化名潘模和，转移到沧州省立二中任教职，直到年底。根据党的指示，他在学校组织演讲会，办起了宣传抗日的一四墙报和《大众反日报》，亲自为该报撰写了题为《怒吼吧，中国！》的发刊词，在校内外广为印发。还发动师生开展罢课、游行示威，张贴标语、下乡宣传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实际斗争中，培养了一批优秀分子。他亲自介绍了杨钦、刘树功（刘建勋）等七名青年学生入党，建立了学校党团支部以及“左联”、“反帝大同盟”、“抗日救国会”等党的外围组织。他的活动受到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的拥护，也引起了学校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的密切注意。任教仅半年时间，潘漠华就被校长解聘，再次返回北平从事“北方左联”的活动。
１９３２年５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调查期间，潘漠华和左联其他执委在北京多次举行集会讲演，揭露“国际联盟”袒护日本侵略、诬蔑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真面目。这一年的五卅纪念游行示威，队伍拉得很长，潘漠华右手拿着一把网球拍，走在队伍最前面。当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大街的南口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士兵在日本使馆的操场上散开卧倒，拉动枪栓作射击状，企图威吓游行群众。潘漠华右手挥动网球拍，左手高举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抗日军！”“拥护苏维埃！”“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成千上万的游行群众跟随着他的声音一起呼喊，像大海的怒涛翻腾在东长安街上，吓得日本兵趴在地上连头也不敢抬。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由于革命互济会张慕陶叛变，地下党的安全受到威胁，潘漠华调往天津组织市委，就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他既要从事天津地下党的工作，又要开展“北方左联”的革命活动，还要在中国大学任讲师，讲授《社会发展史》。他在平津之间忙碌地奔波，不知疲倦地工作。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的一天，潘漠华前往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马哲民家商谈工作，与侯外庐、许德珩、马哲民等一起被捕。为了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在看守所故意喊叫：“你们混蛋，我是来找系主任商量功课的，怎么把我也逮进来了！”马哲民听懂了他的话，互相对上了口供。到了警察厅拘留所，趁“放风”时，潘漠华悄悄地鼓励教授们：“你们不要怕，有人会营救的，我不能不赶快出去，追下去危险……”由于他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他的第三次被捕，居然化险为夷。
不久，潘漠华又第四次被捕。这次是特务跟踪他来到辅仁大学教务主任台静农家，与台静农一起被捕，也因查无实据而获释。
１９３３年４月，为了实现党和文化界广大群众的要求，“北方左联”通过北方文总与革命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共同发起了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活动。潘漠华与近两千人的送葬队伍一起，护送李大钊烈士的灵柩向万安公墓前进。沿途，他一面与国民党蒋孝先宪兵部队的暴徒抵抗，一面呼口号，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１９３３年初，日本侵略者侵占热河并继续向华北进攻。５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协助下，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武装抗日和收复失地的战争。潘漠华奉命奔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担任该军机关报——《老百姓报》的编辑工作，紧密配合了抗日宣传。在８月１日召开的华北民众御侮救亡大会上，潘漠华还作为北方文总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帮助起草了大会宣言等文件。
９月，抗日同盟军在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侵略军联合围攻下失败。１０月，潘漠华随吉鸿昌部突围，潜返北平，后转移天津，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１９３３年年底，由于左联内部混入敌探，潘漠华在天津的河北大旅社第五次被捕。在落入敌手的一刹那，他迅速撤掉了安全信号，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们。
在被捕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白天，潘漠华被敌人押回旅社去作“钓饵”，以诱捕其他中共党员；晚上，关押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特务队，遭受严刑逼供。他经受了考验，严守了党的机密。一无所获的敌人将他转押天津法院看守所。他被关入一间阴暗潮湿的单身牢房，酷刑折磨得他身患重病，全身蜷缩着不住地痉挛，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后来，敌人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处他五年刑期，囚于天津河北省第一监狱。
潘漠华进了监狱，失去自由，却又走上了对敌斗争的第二个战场。他仍然牵挂着党和同志们，千方百计从狱中传出信件，把“××叛变”“××被捕”的消息报告党组织。为了抗议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虐待和迫害，他抱病和难友们一起，以血肉之躯作为唯一的武器，先后发动三次绝食斗争，与敌人展开了生与死的搏斗。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４日，当狱中第三次绝食斗争取得胜利之际，潘漠华竟遭敌人浇灌滚烫的开水而惨烈牺牲，时年３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