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友仁，号无真，别号中亮、悟人，参加革命后化名水平、许评，１９０３年８月２６日出生于江西省余干县城关镇后街湾“二酉庐”（现余干县镇阳水沟）。
１９２１年彭友仁高小毕业后，考入南昌心远中学。当时，学生爱国运动高涨，他在运动中结识了就读南昌的方志敏、邵式平，因志同道合，即成知己。在声援方志敏领导的“甲工”学潮中，彭友仁多方奔走，不遗余力。
１９２２年春，彭友仁考入上海美专。７月，方志敏到上海，有一段时间他们同住彭友仁租的寓所。江西籍的同乡经常在此聚会，并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赵醒侬、方志敏等一道阅读《先驱》报，讨论时局，抨击黑暗社会。１９２３年，彭友仁参加了上海大学的“演说讲习会”和上海学联举办的夏令营，先后接触了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等著名共产党人，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１９２４年秋，彭友仁在上海学联任宣传干事。他在一首白话诗中，表达了自己革命的决心：
“世界哪一种道路，没有高低曲折？
世界哪一种河流，未分深浅缓急？
世界哪一个人生，不受艰难困苦？
……
既要走路，就不要避那高低曲折！
既要航船，就不要嫌那深浅缓急！
既已出世，就不要怕那艰难困苦！”
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彭友仁与学联宣传部的同仁，夜以继日地绘画、写传单，赶制出大量宣传品。他们在警棍、高压水龙乃至枪弹声中，屹立街头，发表演说。彭友仁还给家里写下了“绝命书”，表示：“愿为中华民族争自由、争独立而牺牲一切！”
同年夏，彭友仁在上海美专毕业后，回到家乡，在余干县玉亭中学任教，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彭友仁遭通缉，被迫离乡到鄱阳陶业学校、芝阳师范任教。他用笔绘制了《新军阀蒋介石》的漫画，声讨蒋氏反革命罪行。他借辅导机会，培养进步学生，宣传马列主义，鼓励学生投身革命。这年１０月下旬，他与好友方志敏在城隍庙２号——中共鄱阳县委秘密机关重逢。数日后，方志敏返回弋阳领导革命斗争。彭友仁被县委派赴浮梁（今景德镇）协助当地党组织工作。不久，因浮梁和鄱阳党的组织分别遭破坏，他与上级失去联系，只好返回余干家中。
１９２８年春，彭友仁被余干县反动当局逮捕入狱，虽经巨款保释，但在家乡已不能立足，遂第二次出走。他漂泊到杭州，租住紧靠岳庙的一间小店铺，自题“雨今室”。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愁肠百结，终日作画卖画，苦谋生计。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画家徐悲鸿，经常与之吟诗作画，评古论今，抒发愤世嫉俗情怀，成为挚友。在杭州，他完成了《壮士头颅》《苏武牧羊》《难民行》三幅画。徐悲鸿极为赏识《难民行》的思想境界与画技，亲笔题诗于画面：“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百忧。天下尽是滔滔者，洪水猛兽漫相求。吁嗟彭君幸得免，悲苦流离写成卷。且抒郁抑自宽怀，吾侪有艺堪消遣。好望拭目待升平，闻道黄河能自清。”
彭友仁在杭州寒暑两度，虽与进步人士为伴，且借绘画抒发爱国情怀，但正值血气方刚之年华，无时无刻不渴望投身火热的斗争。１９３０年８月，赣东北特区军委主席邵式平秘密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路过杭州。彭友仁在“雨今室”与之晤面，获悉苏区盛况，大为振奋，当即决定赴苏区，追随党和方志敏干一番事业。次月，他不避风险，来到中共赣东北特委所在地万年县富林村，找到了阔别两载有余的方志敏。为了加速苏区向外扩展，方志敏代表党组织要求彭友仁回余干，利用社会关系进行党的秘密工作，适时发动武装暴动。彭友仁毫不犹豫地接受党交给的艰巨任务，重返家乡。
彭友仁首先结识了新上任的县长彭作霖。这位县长系湖南人，年轻、开明，很想网罗人才，干出点政绩，于是委彭友仁任六区区长。彭友仁推荐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秘密党员罗英任县保安大队大队长。他们以李梅岭为据点，轮训保安队官兵，灌输革命思想。时间一久，余干县的土豪劣绅有所察觉。一次，他们掌握到彭友仁、罗英将保安队调离县城，让红十军顺利过境情况，立即到南昌状告县长彭作霖私通共产党。随即，在省里召开的县长会上，彭作霖被捕（不久死于狱中），反动当局还紧急派兵欲缴保安队的枪。彭友仁得此情报，夜奔苏区报告方志敏。方志敏决定让彭友仁、罗英设法将保安队拉到苏区。
１９３２年９月，彭友仁与罗英以“剿匪”为名，抢在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将保安队１７０余人开到锅秃山，宣布起义。随即，急返县城，焚毁县府衙门，捉拿贪官污吏。起义后，部队顺利进入赣东北苏区，被编入红十军。罗英任红军团长，彭友仁被分派到中共赣东北省委（不久改为闽浙赣省）宣传部工作。
１９３２年下半年，闽浙赣苏区正走向鼎盛时期。在省委宣传部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彭友仁，脱下长衫、放下架子，广泛接触工农，群众都乐于同他亲近。他化名水平，提起“水平教师”，在赣东北中心苏区，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彭友仁经常到红军学校第五分校、党校、团校、列宁师范、共产主义学校以及培训妇女干部的“卢森堡卫团”等地讲课或发表演说。学员们钦佩他博学多才，学习中遇到难题，都愿意找“水平老师”作解答。苏区施行全民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列宁小学多达４００余所，成人夜校、工农补习班和识字站更是星罗棋布。彭友仁负责编教材、印课本，想方设法把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苏区的红色歌谣相当普及，这里面也有他所付出的心血。他不仅审批歌谣，还结合斗争需要，套用民间小调填上通俗爽口的新词，并利用一切机会一腔一句地教唱。宣传部下属红色俱乐部４００多个，遍布苏区各个角落。在充满阳光的苏区，无人不唱歌，无处不闻歌。他还担任了中共闽浙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军区政治部、省总工会合办的《红色东北》报的总编辑。为了办好报纸，他撰稿、采稿、审稿，工作起来通宵达旦。
彭友仁精通书画，这一专长得到充分施展。他创办了苏维埃“画室”，自任主任。党、团刊物《突击》《青年实话》中，有他的一幅幅插图；《红色东北》和省苏《工农报》有他画的“开展劳动竞赛”、“为消灭荒田荒地而斗争”的专版；标语、传单上有他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漫画，壁报上有他绘制的刊头，省会葛源的墙壁上，更是布满了他大量宣传画和书写的标语。为发挥宣传画的特殊功效，彭友仁还有一个独创。他以白竹布作画布，将形势、时事以及省苏工农剧团演出节目内容，绘成３００多幅画，随剧团而流动。剧团每到一地演出，首先来一个别开生面的画展，以演员当讲解员，向观众广泛宣传。这一经验，闽浙赣苏区代表团在１９３４年１月于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介绍，得到临时中央政府的肯定赞誉，《红色中华》报就此作了报道。彭友仁以战斗精神和高超技艺，为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彭友仁重视宣传工作在对敌斗争中的实际作用。他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阵地，利用战斗空隙，对白军喊话，进行革命宣传。他还组织妇女宣传队，部署她们在高山密林中，利用浓重的夜色作掩护，对山下的白军军营唱《白军归编》、《妇女解放》、《幸福的苏区》等歌谣，面对面地发起政治攻势。白军士兵被寂静中传来的歌声所打动，常会带枪来苏区投诚。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闽浙赣苏区处在空前激烈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中。奉中革军委电令，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即将率领由来自中央苏区的红七军与红十军合编的红十军团，继续肩负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任。主力红军北上前夕，苏区军民在葛源枫树坞的大操场上举行盛大集会。会前，彭友仁身着戎装，在台上娴熟地操演起大刀。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军民们早就知道“水平老师”不仅文采出众，而且武艺超群。此番献艺，以壮远征战友之行色，也为的是激励广大军民的战斗豪情。会上，方志敏作了长篇讲话，他代表子弟兵向苏区的父老乡亲辞行，并鼓励大家坚定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彭友仁因工作需要留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后不到一个月，彭友仁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担负保障先遣队后勤供应的重任。不幸的是，１９３５年１月，彭友仁在安徽屯溪与敌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３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