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明，原名马从薰，１８９１年生于江西于都宽田上堡村。幼时，马德明家有耕地６０余担，父亲马美久除种田外，还附带做点卖布的生意，一家人过着小康生活。但是，由于反动官府和豪绅的压榨盘剥，马德明家几年之内就破了产，田地山岭被迫全部卖光。一家大小生活无着落，只好租地耕种。马德明目睹家道衰落，十分痛恨旧社会的黑暗，逐渐养成了勇于反抗恶势力的倔强性格。
１９２７年，马德明领着本村的贫苦农民，反抗反动政府的鸦片税，被当地豪绅吊在屋后的大樟树上毒打，差点送了性命。伤痕未愈，他就带着满腔怨恨，以去纸棚造纸为名，东赴福建。在那里，他秘密参加“三点会”绿林组织。因为事泄，立不住脚，又回到上堡。与马家素有仇隙的当地豪绅兰先仕抓住这一把柄，诬告马德明“拦路行劫”，带着一帮狗腿子前来捉拿他，并扬言将他送官府治罪。马德明几乎被逼到了绝路。他在福建时，就已听说共产党领导农民造反的消息。这时他又听说在于（都）瑞（金）边有一个叫刘观坤的人，也组织了一支造反队伍。于是，他便带着本地６名贫苦农民投奔这支队伍，决心与反动政府作斗争。
刘观坤的队伍号称“游击大队”，虽然也打着“打土豪、抗捐税、劫富济贫”的旗号，其实也是一支“三点会”绿林武装。刘观坤以前曾听到过有关马德明的一些传言，知道他是一个嫉恶如仇、敢作敢为的好汉。马德明投奔到他的名下，他感到喜出望外，当即以兄弟相称，不久又委任马德明为副大队长。参加这支队伍后，马德明起初感到很高兴，以为自己找到了出路。但是，他慢慢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得不到百姓的拥护。特别是刘观坤兵痞出身，享乐无度，贪财爱色，使他越来越反感，感到难以在这支队伍中干下去，可又找不到别的出路。
正当马德明苦闷彷徨之时，中共于北特区委于１９２９年秋派共产党员钟国芬来到沙心、宽田地区，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的组织。钟国芬了解到马德明的情况，千方百计想与他取得联络。马德明也从好友口中听说钟国芬到来的消息，心中十分高兴。他寻找机会潜回上堡，很快与钟国芬联系上了。两人相见恨晚。钟国芬多次与马德明长谈，向他说清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同土豪劣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革命的道理，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马德明这个在黑暗中摸索抗争道路的汉子的心田。他攥紧拳头猛地往桌上一捶：“国芬哥，我马德明说话算数——这一辈子我跟共产党跟定了！”钟国芬紧紧握住马德明的手，信任地点了点头。他要马德明回到“游击大队”，首先做好刘观坤的工作，争取这支队伍参加革命。
马德明回到队伍后，苦口婆心地劝说刘观坤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是，享乐惯了的刘观坤，害怕跟着共产党过艰苦生活，不听马德明的规劝。马德明心中很焦急，真想一枪将刘观坤干掉，然后拉起队伍回上堡。可他转念一想，刘观坤虽说满身绿林习气，但他尚未与共产党作对，自己与他也无深仇，因而并未下手。马德明只是暗中准备与刘观坤分道扬镳。
１９２９年除夕，马德明以回家过春节为名，回到上堡。他召集廖远从、曾日清等６名贫苦农民，商议建立自己的武装。１９３０年２月，马德明带着８个队员和９支快枪、一匹白马，毅然离开刘观坤的“游击大队”，回到上堡，联合宽田、高陂的贫苦农民，正式成立了革命武装——上堡赤卫大队。马德明自任大队长。同年４月，经过考验和锻炼的马德明，由钟国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马德明的心情格外兴奋，他庆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上堡赤卫大队成立后，即在附近开展打土豪斗争。宽田地区的土豪劣绅将上堡赤卫大队视为眼中钉。４月的一天，段屋、寨面、龙泉等地的“靖卫团”联合一起，气势汹汹地扑向宽田圩，向正在圩上的上堡赤卫队发起进攻。这天正好宽田当街，满街都是赴圩的群众。马德明知道如果在圩上与敌人交火，一定会伤害乡亲。于是，他果断地带领赤卫队迅速撤至圩外，抢占有利地形，迎击敌人。但是，当时赤卫队只有二三十人，敌人却有上百名。赤卫队寡不敌众，战斗失利。马德明的右腿受伤。赤卫大队只好向寒婆嶂山区撤退。
没过多久，红六军政委陈毅率该军二纵队从瑞金九堡来到沙心。陈毅直接指导成立了以沙心为中心的中共于（都）瑞（金）会（昌）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由原沙心党支部书记吴礼智任边区特委书记，陈义春担任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还建立了边区赤卫大队，由万田的袁国标任大队长，马德明任副大队长。
袁国标是个投机革命的土匪头目，这家伙有奶便是娘，在万田土豪劣绅的引诱下，于１９３０年６月间倒戈叛变，并企图威迫引诱马德明一道叛变。马德明此时正在上堡家中养枪伤，袁国标连续两次派人到上堡，佯称有紧急军务相商，要马德明火速赶到万田。一听军情紧急，马德明便不顾腿伤未愈，由人扶上马背，急忙赶到万田。可一到万田，映入马德明眼帘的是万田的豪绅地主们不断地往赤卫队送鱼送肉。他好生奇怪，暗自探问，才知道袁国标已叛变投敌。顿时，马德明感到无比愤怒。是啊，边区党组织费了多少心血才建立起这支革命武装，可现在袁国标却蒙骗这支武装投向敌人，怎不令马德明愤怒和痛心！他真想挥刀砍下叛徒的头颅。无奈，马德明因腿伤未愈，行动不便，又已身陷罗网，只好暂且忍耐，等待机会。
这天晚上，袁国标拿着一叠“靖卫团”的白布符号，来到马德明的住处，对马德明说：“德明兄，我们的队伍明天要去打九堡。为了安全，你是不是到枫树下的石洞里躲一躲，我派几个人给你当警卫？”
马德明知道这是叛徒企图软禁自己，便婉言谢绝：“我不要紧，有自己原来几个警卫就够了，你放心。”接着，他责问袁国标：“队伍行动，怎么不打红旗打白旗？”
袁国标听后，吱吱唔唔地回答：“德明兄，既然你问起，我也不相瞒。我这样做，也是形势所逼啊。我们整天提着脑袋过日子，还不是为吃为穿为钱财。谁跟我们好，我就为谁卖命，何必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呢？”
“啊，原来这样！”马德明假装若有所悟，“那好，明天见吧！”
当晚，马德明秘密召集原上堡赤卫大队的革命骨干，告诉他们袁国标已叛变投敌。考虑到袁国标已掌握队伍的实权，对他一时难予处理，马德明只好要求这些革命骨干团结队伍中忠于革命的同志，寻找机会早日离开万田，回到边区苏维埃政府，重建革命武装。同时，他反复叮咛：革命同志决不能打自己人！最后，他安排了几个骨干留下监视袁国标的活动，待机处决叛徒。
第二天天未亮，马德明带着七八个队员和５支枪，骑上自己的白马，悄悄地离开万田，回到上堡。他向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报告了袁国标叛变的情况。在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很快重建起一支有７５人、３５条枪的赤卫队，由马德明担任大队长。叛徒袁国标后来被共产党员袁国扬处决。
１９３０年冬，主力红军离开赣南，地主反动武装伺机向革命势力猖狂反扑。于瑞会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沙心不断受到会昌县西江五区联防“靖卫团”和万田“靖卫团”的进攻，红色区域日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以及部分群众共６００余人，被迫于１９３１年初转移到于北曲洋地区。中共于北特区委对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进行了调整，马德明被任命为于瑞会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边区赤卫大队改编为边区独立营，下辖３个连：一连驻兴国樟木，一连驻桥头水背，一连驻葛坳大田。驻大田这一连由边区苏维埃政府直接指挥。
马德明任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一方面妥善安置随同转移到曲洋的群众生活，一方面带领驻大田的一连边区武装主动出击，先后攻打了于瑞边地区的船子背、杨梅头、小燕、鸭婆寨等土围子，活捉了一批土豪。同时，先后向瑞林、岗面等地“靖卫团”发起进攻，帮助这些地方建立起乡村红色政权，扩大了边区的红色区域。边区武装也在斗争中壮大。到１９３１年１１月间，在主力红军的帮助下，于瑞会边区的白色据点全部被拔除，边区红色区域连成一块，边区苏维埃政府也迁回沙心。
１１月７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随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恢复原来的行政区域，于瑞会边区苏维埃政府宣布撤销。马德明服从党组织安排，回到宽田区担任区委书记。在区委领导下，宽田全区很快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接着，又建立了乡村农民协会、雇农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赤少队等革命群众组织，从贫雇农中吸收了一批革命骨干分子入党，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在此同时，全区深入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马德明带领全区翻身农民大力发展生产，搞好经济、文化、卫生等各项建设事业。在工作中，马德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艰苦朴素，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个区无论是扩红支前、拥军优属，还是购买公债、发展生产，各方面的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
１９３３年７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会昌的西江为中心，设立西江县。马德明调任西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１０月，改任中共西江县委书记。马德明领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尤其是扩红工作，西江县每一次都受到中央表扬。如１９３３年１２月的扩红突击月运动、１９３４年３月动员赤少队上前线运动及同年５月红五月扩红突击运动，西江县都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主力红军长征前夕的九月扩红突击，西江县又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同马德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与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未能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长征。长征前夕，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４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区”为最后坚持的阵地。１０月下旬，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由瑞金迁至这个最后坚持的“三角区”的中心——宽田。为了更好地坚持“三角区”的斗争，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以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马德明临危受命，担负起了中共瑞西县委书记兼县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的重任。
这时，“三角区”周围已重兵压进，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瑞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这严峻时刻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扩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留下来的红军部队，保卫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安全；二是协助中央各机关疏散、掩藏机器物资，搞好坚壁清野；三是征集钱粮物资支援红军，支援前线。这些工作都做得很好，项英、陈毅、邓子恢、何叔衡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都很满意。瑞西县面临的又一任务，是接待安置好红军伤病员。主力红军长征后，约有７０００名伤病员留在中央苏区治疗。由于敌人的进攻，形势越来越紧张，这些伤病员除已经痊愈归队的外，剩下的都须分散到各家各户护理。马德明清楚地知道，这些伤病员都是革命的骨干和种子，一定要认真安置和保护好。因此，他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亲自布置。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他以中共瑞西县委的名义，给各区乡发了一封信。信中要求：“（一）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二）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三）每天洗衣一次，无换洗（衣服）借衣裳给他换；（四）每三天洗澡一次，生疮的每天（洗）一次或两次；（五）经常热茶热饭招待；（六）过年发动群众慰劳；（七）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主席支部（书记）参加；（八）每个休养员要（备）一副单（担）架，准备４个人抬，无论任何情况下不使伤病员受到危险；（九）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饱含马德明及整个苏区人民对红军伤病员深厚的阶级感情。
到了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苏区最后坚持的“三角区”已被敌人分割包围，形势十分紧张。２月中旬，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不得不离开瑞西县的井塘村，向于都县南部地区转移。２月下旬，瑞西县委驻地宽田被敌侵占。马德明率领瑞西县独立营和县保卫大队及县委、县苏工作人员，在各区乡游击队配合下，同敌激战７天，然后于３月９日转移到上堡山区。在这里，他动员各区乡游击队回原地分散打游击，并且对县独立营进行了充实、整顿，县委、县苏工作人员都编入独立营中。
３月１１日晚，天空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马德明率领县独立营和县保卫大队共数百人，往汀瑞边界的白竹寨山区突围转移。马德明的大儿子马伯生担任他的警卫员，紧紧跟在他身后。马德明的妻子怀中抱着小儿子，也跟着队伍转移。队伍迎着初春的寒风，在山谷中摸黑前进。由于敌人已侵占整个苏区，队伍随时都有遇到敌人的可能。突然，马德明的小儿子在母亲的怀中受到惊吓，猛哭了起来。听到孩子的哭声，马德明心中一惊：不好，哭声可能引来敌人！他来不及多加思索，快步走到妻子身旁，厉声命令：“卡死他！”
马德明的妻子已经慌了神，一听这话，更不知如何是好。马德明的大儿子，喊了一声“爸爸”，就“咚”地一下跪在地上为小弟弟求情。马德明此时考虑的只是队伍的安全，他没有理睬大儿子，再次厉声催促妻子：“卡死他！”做母亲的怎忍心卡死自己的儿子？！紧急关头，不知谁提醒了一句：“快给他喂奶！”马德明的妻子连忙撩起衣襟，将乳头往孩子嘴里一塞，孩子的哭声堵住了。马德明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用手摸了摸孩子，转身赶回队伍的前头。天亮后，他令妻子离开队伍，并派人将她送回娘家隐蔽。
队伍于３月中旬突围到了白竹寨。他们未能与中央分局取得联系，于是决定以白竹寨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３月２６日，马德明指挥独立营攻打白竹寨附近的兰田敌据点，缴获２５支步枪。敌人受到打击后，从４月上旬起便以重兵四面包围白竹寨，进行“清剿”。白竹寨虽是山区，方圆近百里，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但是，由于县委和独立营缺乏游击斗争经验，只知与敌人硬拼，而不注意隐蔽保存有生力量，因此在此次“清剿”中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后来，县委组织部长陈书浩投敌叛变，独立营和保卫大队的处境更加困难。５月上旬，马德明率领队伍被迫撤出白竹寨，准备突围回到瑞西的铜钵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突围中，队伍又受到沿途敌人数次阻击。５月１８日，仅剩下１７人的队伍，在瑞金黄柏地区再次遭到敌人袭击，１７个人全被冲散，枪支也全给弄丢了。马德明只好带着自己的儿子马伯生，在一个漆黑的雨夜，回到家乡上堡。
当晚，马德明安排儿子在山上隐蔽，自己摸黑回到家中。马德明轻轻叩开家门，从兄嫂的口中，得知自己的妻子和弟弟马从浩已被敌人杀害，家中已被敌人洗劫一空。马德明，这个从不流泪的硬汉子，这时泪流满面。兄嫂三人相对默坐一会之后，马德明擦净泪水，要求兄嫂设法联络被打散的同志，并告诉了联络地点和信号。随后，他带了一些吃的东西和煮饭的用具，回到了山上。５天后的一个黑夜，经马德明兄嫂暗中联络，马伯沂、马从昌、廖远从等原瑞西县的５名党员干部，陆续来到马德明父子隐蔽的天圆山会合。
战友重逢，大家又悲又喜。马德明与大家一一握手后，举起右手对大家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我们失败了，但我们要斗争到底。我们向党宣誓：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暴露组织，不出卖同志，不投降敌人，坚决革命到底！”７个共产党员低沉而铿锵的誓言在黑夜中回响。宣誓完后，７个党员决议成立一个党支部，由马德明任党支部书记。马德明将儿子拉到自己身边，说：“伯生原是预备党员，我建议党支部现在批准他转为正式党员。”党支部立即通过了他的提议。接着，他们研究了今后的行动，决定由马伯沂、马从昌、廖远从等分头到各处联络被打散的同志，准备重建游击队。会后，大家立即分头行动，马德明父子则留在山中等候消息。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９日清晨，马德明父子从丝毛窝隐藏的茅草丛中钻出，烧火煮饭。丝毛窝是一条长长的山坑，山上树木芳草丛生，坑口则有一垅稻田。不料，正当马德明父子煮饭的青烟袅袅升起时，有人来到坑口给稻田放水，发现了这一情况。那人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别人，消息当天便传到驻万田的国民党第十八团和联保办事处。敌人断定是马德明回到上堡。第二天天未亮，几百名敌人便将丝毛窝团团包围。待马德明发现敌情，几个敌人已冲到了他们的身边。因头天晚上前来汇报情况，马伯沂等人也还在山坑中隐蔽。马德明父子举起随身携带的柴刀，向敌人猛砍，掩护马伯沂等人突围。搏斗中，马德明父子俩同时受伤，不幸被俘。
马德明父子俩被解到万田联保办事处，敌人为得到口供先用软化政策进行引诱。他们炖好红参鸡汤，端到马德明父子面前。马德明对儿子说：“伯生，咱们吃，可吃了不许胡说！”父子俩美美地喝了一顿红参鸡汤，敌人却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半句实话。第三天，残暴的敌人开始施用肉刑。他们将马德明两手大拇指捆在一起，再在拇指中间锤入木尖。马德明的两个拇指骨被打断，当场昏过去。第四天，敌人又将他的手、脚用粗绳绑住，悬空吊起。马德明咬紧牙关，只字不吐。后来，敌人又对他施用踩杠子、用香火烧嘴巴、用烧得通红的火铲烫全身等酷刑。马德明的双腿被踩断，满身起泡。同马德明关在一起的马伯生，望着父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心痛得如同利箭穿心。可他知道父亲的意志和性格，并激励自己以父亲为榜样与敌人斗争。
受尽折磨的马德明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几天了。一天上刑时，他喘着气，圆睁怒目对刽子手说：“你们别打了，我知道上堡埋有许多金、银，我带你们去挖！”敌人一听，高兴极了，连忙将马德明拖回牢房。马伯生对父亲的举动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他知道上堡根本没有埋藏什么金银。他不理解父亲这样做为的是什么。马德明望着儿子，深情地说：“伯生，我是共产党员，死也不能死在万田，要回到我们革命起根发苗的上堡去死！”说完，他吃力地从裤腰带上解下藏着的一只金戒子，对儿子说：“这是党的活动经费。如果你能活下去，就将这只金戒子交给党组织作为我最后的一次党费。如果你也活不出去，就算了。”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３日一早，愚蠢而又贪婪的敌人将马德明捆绑在一张竹椅上，从万田抬回上堡。上堡的乡亲们得知这一消息，纷纷涌出家门看望马德明，人人泪水满眶。马德明被捆在椅子上，用坚毅而深情的目光扫视了一遍生他养他的上堡村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然后，他要敌人将自己抬到村中央狮石岩的蔑丝洞口。只见他艰难地移至洞口，高呼一声：“共产党万岁！”纵身朝怪石嶙峋的岩洞跳了下去。
“马书记！……”目睹这一悲壮情景的乡亲们，呼喊着自己革命的带头人。许多人痛哭不止。乡亲们相信坚强的革命者马德明的英魂融入了巍峨的大山，护佑着上堡的山山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