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苗景墨，号而农，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５日出生于辽宁省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子的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２６年中学毕业后，考进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预科读书，１９２９年预科毕业升入本科。在此期间，他精勤奋勉，孜孜不倦，潜心探求学问。他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著有关于论述荀子的文章２０余万言，文中立意新颖，颇得师友们信服。同时，他还主办过文学刊物，并经常发表一些进步诗歌。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稳重老成，苗可秀深受同学们的爱戴。
苗可秀在大学读书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十分愤慨。他提倡使用国货，抵制日货。１９２８年５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日商被抢，在济南大肆杀戮中国官民，并且非法攫取吉会筑路权，引起东北人民的愤怒反抗。这年暑假回本溪时，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他宁肯徒步，也不乘坐日本人经营的安奉路火车。对此，同学们都称赞他的爱国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占沈阳，东北大学在遭到日军大肆搜捕和破坏后被迫解散，各院系师生１０００余人相继离沈他去。９月下旬，苗可秀和车向忱等人一起到了北平，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但国难当头，日军步步进逼，使他无法平静地读书。因此，在北大借读期间，除听课外，他日夜为抗日救国事业而奔走。
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７日，由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人发起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苗可秀和一大批流亡学生经常到抗日救国会活动。为了集中人才，以备东北民众抗日之需，车向忱、苗可秀、张希尧、高鹏等人组织了东北学生军，在北平江西会馆设了总部，苗可秀任学生军大队长，属救国会直接领导。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５日，苗可秀和一部分东北学生军参加了“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并且是请愿团的负责人之一。苗可秀在参加这次请愿活动中，进一步看清了南京政府妥协、投降的真面目。他原来曾迷信过国家主义，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收复东北还抱有一定幻想，南京之行使他认识到必须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御外敌，东北青年更要作全国青年的先声，奔赴东北抗日前线，杀敌救国。赴京请愿团返回北平之后，东北抗日救国会为充实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领导骨干，选拔一大批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各大、中学的学生，分派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１９３２年２月末，苗可秀受救国会的委托，到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所部义勇军中了解情况，观察形势。
苗可秀于同年３月初到达邓铁梅的司令部。他与邓铁梅都是辽宁本溪县人，本有同乡之谊。苗可秀少年老成，文质彬彬，谈吐文雅，很受邓铁梅尊重。邓铁梅欢迎苗可秀到东北民众自卫军任职，苗可秀表示回北平请示救国会后即来投效。１９３２年５月末，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情况。这时东北大学已经在北平彰仪门里正式复校，苗可秀与在北大借读的王尧庚等同学回东大参加了６月份的毕业考试。毕业后，许多同学在京津两地谋职，而苗可秀却马上返回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１９３２年７月，苗可秀回到安东三角地带，当即被邓铁梅委任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总参议，辅佐邓铁梅参赞军务。苗可秀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迅速培养训练大批骨干。于是在部队打完岫岩之后，他便提出成立军官学校的建议。邓铁梅欣然同意。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官学校于１９３２年７月建立，校址在邓铁梅部义勇军司令部所在地尖山窑（今属岫岩大营子镇），邓铁梅亲任校长，苗可秀任教育长，实际工作由苗可秀主持。学员包括中、小学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以及一部分青年农民，主要是培养训练自卫军中的下级军官。全大队约有４００余人，分三个中队，预计四个月为一期。军官学校的教学内容以军事训练为主，也进行政治教育。每周安排两个半天讲政治课，由苗可秀亲自任教。他给学生大队讲政治教育课时，尖锐批评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鼓励学员发扬中华民族的正气，坚持抗日到底。苗可秀对于国内各阶层各团体的抗日主张表示欢迎，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表赞同。军官学校为义勇军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和少年铁血军的领导骨干。
１９３２年８月间，日军指使伪凤城县长康济出面对邓铁梅进行劝降，并要求派人谈判。为麻痹敌人，争取一些时间休整部队，补充力量，经东北民众自卫军高级领导人会议决定，派苗可秀与参谋处长王者兴为谈判代表与敌伪代表假意周旋。
８月１７日，苗可秀、王者兴与伪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参事官秘书西辰喜在凤城县西南方向４０里的红旗堡举行第一次谈判。谈判中，民众自卫军提出了敌伪方面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如保留民众自卫军全体官兵，不能拆编缩减；部队原地驻扎不能外调；部队按三个旅、三个独立团的编制补发子弹粮饷；全体官兵始终竭诚拥护邓铁梅总司令继续统率这支队伍，不准更换长官。自卫军提出的这些条件，敌方如果接受，实际上等于允许这支抗日武装继续存在，这对敌伪方面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又表示可以再研究、商量。邓铁梅、苗可秀则利用敌人招抚心切之机，也采取不即不离的战术，继续与敌伪进行周旋，以争取时间使部队进行休整和补充。
敌伪方面又提议自卫军代表前往凤城进行谈判，苗可秀、王者兴于９月４日到达凤城县与敌伪再次进行“谈判”。谈判中日方提出要自卫军代表去奉天协商，苗可秀与王者兴请示邓铁梅后，于９月５日随日军代表及伪县长康济到奉天。在奉天，苗可秀先后与日军及伪警务处周旋数日，便提出离奉返回凤城请示邓铁梅总司令。日伪政权提议派代表一同前往，经苗可秀同意后，日方代表、伪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参事官秘书西辰喜、警务局指导官白井成明、日本警察署警察贺门、藤井、翻译刘大周等六人，随苗可秀一同启程。到凤城后，日方代表一定要同苗可秀一起到自卫军驻地去见邓铁梅。苗可秀将这几个人带到凤城以西７０里的刁窝堡住下，告诉他们义勇军驻防重地不能轻易进出，邓铁梅总司令是否能来会见，必须亲自回司令部请示后方能决定。
于是，苗可秀星夜赶到龙王庙司令部所在地，向邓铁梅报告情况。邓铁梅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将计就计政策行不通，这样拖下去，势必混乱军心，瓦解斗志，失信于群众，幸喜苗可秀、王者兴二位谈判代表安然归来，可以采取断然措施挫败敌伪“招抚”阴谋。同时司令部已得到确实情报，敌人在搞所谓“招抚”的同时，一方面在调兵遣将，伺机向自卫军实行大规模的“进剿”，另一方面制造谣言，说邓铁梅将接受“招抚”，并有意通过报纸、广播大肆宣扬，以蛊惑人心。有鉴于此，苗可秀力主将日本代表处决，以昭示自卫军坚决抗日的决心，安定军民情绪，鼓舞斗志。邓铁梅及其他领导人极表赞同，并派苗可秀全权处理此事。
１０月１０日，苗可秀给第三旅旅长张锡藩秘密下达手令，叫他带兵火速到达刁窝堡。张锡藩于１０月１３日黄昏赶到，苗可秀立即与他议定行动方案。由张锡藩出面佯称邓铁梅到来，当谈判的日本人在院内排列整齐准备“迎接”的时候，自卫军战士突然将他们包围，一一逮捕。翻译刘大周吓得哆嗦成一团，哀求道：“别绑我，我是……中国人……”苗可秀怒不可遏地说：“你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也算是中国人？先收拾你这个坏蛋。”说罢命令把日本谈判代表绑到刁窝堡西北沟枪决。至此，敌伪“招抚”丑剧随着友田俊章等人的被处决而告终。
反对诱降斗争的胜利，大长了民众抗日的志气，也震怒了敌伪政权，日本帝国主义对民众自卫军更加恨之入骨，疯狂地调动大批日伪军向抗区“进剿”。此后一个阶段，苗可秀协助邓铁梅指挥了许多次战斗。
东北民众自卫军在１９３２年７月将司令部移驻龙王庙后，附近的黄土坎在自卫军的占据和控制之下。黄土坎与大孤山隔大洋河相望，是自卫军经营的经济重地。１９３２年９月末，伪军李寿山部千余人从大孤山出动，攻占黄土坎，对民众自卫军司令部形成了严重威胁。为保卫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的安全，夺回被侵占之地，给伪军以打击，苗可秀于１０月下旬亲自率第一团、第十团、第十五团、第十八团并武术队一部夜袭黄土坎。在自卫军猛烈攻击下，至次日清晨，伪军败退大孤山，李寿山的弟弟、伪军营长李怀忱被击毙，伪军士兵伤亡甚重。义勇军缴获步枪、手枪３０余支，子弹一万余发。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日军调集了多门师团、坂本师团、独立守备队各一部及大批伪军向三角地带抗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讨伐”。因敌人兵力过于强大，几天之内，白旗堡、沙里塞、尖山窑等几个据点先后被敌人攻占，民众自卫军司令部所在地龙王庙也处于即将被敌人攻占的紧急关头，抗日军大受挫折。中旬，苗可秀率学生大队第一营、第三营及一部分大刀队共３００余人，到龙王庙以北３０余里的皚皚窝一带进行外线游击，以阻击来犯之敌。当时，情报人员探知，有六七百日伪军从凤城向龙王庙方向开来。苗可秀率部在皚皚窝后面的大山沟里，凭借着奇峰怪石、密集松柏，严阵以待。中午１２点左右，日军行至皚皚窝的后山沟，苗可秀早已率队分占两面山头的有利地形，待敌人接近射程时便猛烈开火。日伪军虽曾多次发起攻击，也未能通过山沟。天黑以后，敌人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民众自卫军因兵力不足才自行退出战斗。此战共打死打伤敌人１００多名。
就在这同时，日伪军从岫岩、凤城、安东几个方向大举进犯龙王庙，来势凶猛。邓铁梅于１２月２０日率司令部撤出龙王庙，往西北向凤、岫交界山区转移，行至马道沟附近与苗可秀相遇，兵合一处。民众自卫军在马道沟附近一带山林里，与日伪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１２月下旬的一天夜里，苗可秀随邓铁梅率主力突然袭击驻文家街红花岭之敌，打死日伪军５０多人。旋又一举收复尖山窑，敌军向白旗堡逃窜。尖山窑一战，自卫军重创敌人，凤城四区大部分得以收复。日伪军在白旗堡驻扎，不敢轻举妄动。民众自卫军从而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讨伐”。
１９３３年１月，民众自卫军司令部回师尖山窑。苗可秀在司令部举办了第二期军官学校。同年４月，日军对三角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讨伐”。敌军分多路进击，频繁“扫荡”，尖山窑等几个据点又陷敌手。自卫军实力大受损失，此后大部队行动颇感困难。１９３４年春，自卫军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坚持小股游击，在深山密林里同敌人周旋。
苗可秀在几年的抗日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试图摸索到一种更好的组织形式，以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鉴于过去东北各地义勇军瓦解失败的教训，他认为主要是义勇军的组织松散，目标太大，无力对付敌人强大兵力“围剿”，以致失败。要想使抗日组织更坚实、有力，必须在义勇军中另外组织一个秘密团体，并以此为核心，培养骨干，坚持长期斗争。于是，在１９３４年２月，他另创了一种抗日武装组织。这个组织政治上叫“少年团”，军事上叫“少年铁血军”，其宗旨是“用黑铁赤血精神，采取全民革命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公推苗可秀任铁血军总司令，下设六个大队，１２个分队。铁血军的主要成员是邓铁梅部队中的学生队和凤城、岫岩、庄河、安东几个县境内的中、小学生，中、小学教员和青年农民。
少年铁血军发展很快，到１９３４年末人员已有３００名，这期间曾与日伪军进行过多次战斗。１９３４年４月，铁血军刚组建不久，苗可秀、刘壮飞在凤城境内沙里寨与日伪军相遇，双方激战两小时，敌军伤亡十余名，匆忙逃窜。同年５月，苗可秀率第一、第二大队１５０多人，在大岔沟与敌军３００多人遭遇，铁血军占据有利地形猛击敌人，激战半日，敌军伤亡２０余人，内有中尉军官一名。铁血军以少胜多，未受损失。
１９３４年５月，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被捕，９月间牺牲。噩耗传来，苗可秀和全体铁血军战士无不痛心疾首，他下决心支撑三角抗区的艰难局面。翌年春，苗可秀派出精干队员四处查访出卖邓铁梅的坏人，首先找到了汉奸宁善一，把他枪决；不久又处死了叛徒沈吉五。消息传出，三角地带民心大快，投敌变节的叛徒和汉奸惊恐万状，纷纷把自己的家眷迁至城里躲藏起来。
苗可秀从义勇军斗争失败受挫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抗日军队各部必须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形成一个拳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到１９３４年，三角地区的各部义勇军，除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余部——“少年铁血军”外，其他如刘景文、李春润、李子荣部均已溃散。而此时在杨靖宇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已由长白山区转移到安奉路以东的宽（甸）、桓（仁）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１９３４年秋冬，苗可秀曾派赵同、刘壮飞等人过安奉路东找杨靖宇联系。１９３５年春，杨靖宇派金参谋带２０多战士化装成日军，过安奉路到岫岩县三道沟街会见苗可秀，就如何坚持抗日斗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约定联合协同作战，拟定攻打鸡冠山车站的计划。金参谋离开岫岩以后，安奉路西侧敌人加紧了“讨伐”，致使两军联合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铁血军决定单独攻打火车，战斗中打死打伤日伪军４０余名，后因日军铁甲车增援，铁血军撤出战斗。
１９３５年３月，苗可秀率部在凤城县田家堡子一带活动。一天清晨，哨兵发现村西沟有伪军５００余名向田家堡子进犯。铁血军当时议定，为了促使伪军反正，遇到伪军后一般不主动攻击，而是先呼口号、唱歌，加强政治攻势。这次发现伪军后，铁血军先往山后撤退，在山岗向伪军喊话，唱《唤醒伪军歌》。歌词是：
“想，大家想，伪军未必无心肠。
眼光短小，勇气不足，才到这下场。
几元薪饷，背祖卖国，丧尽天良。
快快唤醒，快快联合，共争荣光……”
歌声使伪军丧失了追击的勇气，整个队伍徘徊不前。但是，夹杂在伪军中的日本侵略者则用枪逼着伪军前进。原来日本人已经知道铁血军对伪军实行政治攻势，因而每逢出发时，就派一部分日军穿着伪军的服装混入其内，以监视伪军的活动。在日军的淫威下，伪军被迫开枪射击。苗可秀率３００余名战士边还击边后撤，行抵猞猁沟附近，已把伪军甩掉很远了，于是稍事休息，埋锅造饭。刚坐下不久，一个在山坡站岗的哨兵匆匆跑来，向苗可秀报告：“南边汽车道上有汽车开来，距此大约十里左右。”苗可秀迅速把兵力配置好，埋伏在两个山头上。不一会儿，满载日伪军的两辆汽车飞速驶来，很快接近射程。苗可秀一声令下：“打！”一霎时弹飞如雨，日伪军纷纷掉下车来，血肉横飞，当场死伤２０余人。
１９３５年３月中旬，日军又对三角抗区进行了“大讨伐”。敌军每到一处便大肆杀戮群众，烧房毁村。苗可秀率领铁血军避开敌人的主力，沿岫岩、盖平、海城等县交界的山区迂回活动。４月２１日下午，队伍开到岫岩西北部沟汤。这是一个天然浴场，终年不息的温泉泉水从地下涌出，在带有硫磺味的四十摄氏度的热汤里洗个澡，行军的疲劳会为之一扫。部队放出警戒后，一面埋锅造饭，一面轮流洗澡。苗可秀不顾行军的劳累，到村里小学校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他讲得生动，群众听得入神。突然，南山鸣枪数响，接着弹如连珠响个不停。苗可秀迅速把群众分散开，命令部队往北山撤退。不一会儿，敌骑兵２００多人赶到沟汤村里，见村内没有抗日军，以为被吓跑，因当时天色已晚，敌人便就地宿营。
苗可秀率２００多名战士爬过北山后，派人去侦察，从群众口里得知，近日从大石桥、海城、盖平方向来了一批日伪军，分三处驻扎。当晚在沟汤的大部分是伪军，大约２００人左右，还有一小部分日军，由大石桥守备队的西泽中尉率领。敌人分住东西两个大院，东院住１００多伪军，西院住日军及少数伪军。苗可秀决定当夜袭击。二更时分，铁血军从沟汤后山上悄悄摸下来，向两个大院逼近。刘壮飞、白君实分别率第一和第二大队，经过巧妙的配合，一举歼灭了两个大院的敌人。
这次战斗，在场日军八人，打死七人，只有一人逃脱，一部分伪军被击毙，大部分逃散。此次战斗共缴获三八式马枪百余支，手枪四支，机枪两挺。天明以后，敌人部队赶来增援，铁血军已走出６０多里了。
６月１３日晚，是一个伸手不见掌的黑夜，苗可秀率部队由凤城界渡大洋河向岫岩方向转移。一路上，山林小道崎岖不平，到处是悬崖陡壁，溪涧深沟，稍不小心就有掉队丧生危险。行军中不能高声喊话，只能以拍手或吹口哨进行联络。走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山下有一片火光，时隐时现。苗可秀断定是一个村庄，但摸不清村里有没有敌人。于是部队先采取包围形式接近村庄，到了近处才发现是庄户人家唱皮影戏。这个小村叫羊角沟，村内群众见铁血军到来都很高兴，又继续看皮影戏。战士们经过大半夜的行军都已困倦，很快便分散到各家休息。苗可秀布置岗哨之后，进到一间房子里和其他几个领导人商量行军路线。
天快放亮了，苗可秀刚刚躺下休息，蓦地枪声四起，敌人包围上来了。事后得知，羊角沟有个汉奸刘仁安连夜跑到哨子河向日本密探张兴武报告，引来日伪军。枪响以后，苗可秀迅速将队伍集合好，往北山上撤。苗可秀带一部分战士掩护部队转移，刚出院外，不料一颗炮弹飞来炸伤苗可秀臀部，当即倒地。卫士王德才奋力背起他，绕过山坡冲出敌人重围，在山后一个大树林里和部队会合。苗可秀因伤势很重不能行走，决定由赵伟及四个战士保护在密林里医治，部队由白君实率领继续向凤城方向游动。
负伤后，苗可秀整天躲在密林深处，晚上找到可靠的群众家里吃些东西。当时没有医生，没有药物，治伤很困难，通过内部关系找到一位医生，后来他帮助买药时被日军捉去。敌人知道苗可秀已受重伤不能随军行动，便派日伪军到处搜捕。由于情况紧急，６月２０日赵伟率战士在一天夜里抬苗可秀过哨子河到凤城县界。天刚放亮，到了胡家沟小南台老朱家，准备在这里暂住休息。进屋后刚躺下，突然出现５０多名日军把朱家院子包围了。情况十分危急，必须马上抬苗可秀突围。苗可秀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赶快往后山跑，不能在这里同归于尽，要活着，要战斗。”战士们不肯离开，失声痛哭。苗可秀沉着地命令他们服从指挥，赶快撤走，他们不得已才哭泣而出。刚出院，敌人已经从大门涌了进来。这时，苗可秀镇定自若，神色如常，仰卧床上。这位坚强的抗日战士，不幸落入魔掌。
敌人把苗可秀逮捕之后，押解到凤城，囚在狱中。日伪官员纷纷前来“探望”，作着各种伪善、丑恶的表演。首先封官许愿，极力拉拢，以委任警备司令为诱饵，劝其“归顺”，苗可秀不为所动。敌人拉拢诱惑不成，又日夜拷打并以处死相威胁。一个日本高级官员说：“你打死那么多日本人，他们的家属都要求处死你，你要归顺，还能享受高官厚禄，不然必死无疑。”苗可秀斩钉截铁回答：“我愿意死，死是我最后的归宿。”敌人见其志不可夺，便决定将他杀害。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５日上午，民族英雄苗可秀在凤城二龙山下被杀害，为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２９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