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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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芳洲,1905年7月3日出生在陕西省洛川县石头乡寨头村一个书香之家。孟芳洲为独子,父亲指望他科举成名,光宗耀祖。他10多岁时,便离开家,被叔父带到榆林、清涧县等地上学。

1924年,孟芳洲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共产党人、校长李子洲和其他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孟芳洲先后阅读了《社会进化简史》《社会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和《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经共产党员刘含初介绍,他转入陕西关中渭南故市渭阳中学就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西,孟芳洲和常普杰带领同学冒雨上街游行,愤怒声讨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罪行,动员各界群众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并带头捐钱捐物。他出席了在三原县召开的全省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参加了几项反帝反封建议案起草工作,并当选为省学联执行委员。他和省学联主席张含辉等人组织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向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发起了冲击,要求改革现行教育,把省立一中校长侯良弼等封建顽固势力代表赶出校园,并在省议会厅门前把反动议员痛斥了一顿。省教育厅长郗朝俊怕学潮发展对自己不利,便满口答应省学联提出的“谋求教育经费独立”等三项要求,但并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几个星期过后,不仅教育经费没有独立,而且连本学期的学费也分文未筹;不仅没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聘入各校任教,反而把披着宗教外衣散布封建毒素的康寄遥从神庙请出任西安女师校长。9月16日,孟芳洲等组织西安、三原、合阳等地学联代表当面质问郗朝俊,并发动西安各中小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迫使省长免了郗朝俊的职,打击了教育界的封建顽固势力,也充分显示了孟芳洲卓越的组织才能。

1925年秋,孟芳洲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同年冬,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科学知识,积极参与《新群》半月刊的编辑发行工作和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革命等活动。1926年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冬,孟芳洲奉命回陕开展革命工作,被分配在共青团陕甘区委搞宣传工作。

1927年7月,党派孟芳洲任团省委委员和三原县团县委书记。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孟芳洲意志坚定,毫不动摇。他和县委书记张秉仁等一起将党团组织转入地下,先后组织渭北中学和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女中、县中等学校的团员与进步青年贴标语、发传单,揭露国民党新军阀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与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孟芳洲还在三原城内开了一个小饭铺,秘密开展地下工作,负责上下联系等。由于过度劳累,孟芳洲积劳成疾,后被县委抽调到三原农村巡视工作。他不顾身体虚弱,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农村党团组织,营救被捕同志,处决罪大恶极的土豪叛徒,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孟芳洲按照党团县委指示,与黄子文等同志成功地领导了以武字区和心字区为中心的3万余名农民参加的围城斗争,迫使县长马润昌不得不答应“免除农民粮款”的要求。

1925年5月初,三原党团县委为了配合渭华等地的武装暴动,决定再次发动群众武装围攻县城,并成立了以孟芳洲为政委、黄子文为总指挥的围城指挥部。

围城失败后,敌人到处抓捕孟芳洲。正当他筹划新的对敌斗争时,不幸被当地驻军马鸿宾部逮捕。敌人如获至宝,妄图以孟芳洲为突破口,把三原地区的党组织一网打尽。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均遭失败的情况下,敌人将孟芳洲投入监狱,长期进行折磨。

在狱中,尽管条件极为恶劣,孟芳洲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看书学习,顽强地忍受伤痛折磨锻炼身体,鼓励难友同敌人斗争到底。狱卒余中学对孟芳洲的品格十分敬重而又同情,暗中关照他。孟芳洲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经常向余中学讲述革命道理,启发他的阶级觉悟。经不断启发教育,余中学终于决心把孟芳洲营救出狱。

1929年初春的一个夜晚,趁天黑下雨站岗的机会,余中学将孟芳洲救出了监狱,并辗转护送到洛川县寨头村家中。孟芳洲回家后,一方面养伤,一方面秘密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劝说父亲、叔父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并帮助在小学任教的堂兄搞教学工作,亲笔为小学生题写“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描红字格,让学生在反复练习中受到教育。

孟芳洲伤病初愈便离开家乡,先后到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寻找党组织,一度担任中共青岛市委秘书职务。青岛市委遭敌破坏后,孟芳洲回陕在西安接上组织关系。在担任西安高中图书馆主任期间,他省吃俭用,把节余下的钱全部交给党组织,用于弥补党组织活动经费的严重不足。

1932年12月6日,孟芳洲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化名“老侯”到陕南工作,改组陕南特委,他担任了中共陕南特委书记。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他组织起草了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开创汉南新苏区的紧急通知。通知分析了红四方面军入陕的重大意义,提出了陕南党组织新的工作任务。在孟芳洲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积极给红四方面军作向导、送情报等,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1933年1月6日,在孟芳洲的主持下,制定了《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二十九军决议》,提出了巩固临时革命政权、扩大新苏区、建立党组织、改造与扩大游击队等11项任务和要求。为了保证《决议》的贯彻执行,孟芳洲又及时为西乡选派了一批干部,加强了游击队和苏区的领导。他于1月中旬将川陕边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在游击支队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特别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游击支队击溃了敌人的三次进攻,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从而军威大振,要求参加红军的人数与日俱增。到1月底,游击支队已发展到2000余人。根据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红二十九军游击支队于2月13日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

3月中旬,为了加强苏区领导,孟芳洲亲赴西乡,对西乡城固边新苏区革命委员会进行改组,选举成立了西乡城固边区苏维埃政府,孟芳洲任主席。下辖10个乡苏维埃政府、1个妇女会和1个赤卫队。同时还成立了中共西乡城固边区委员会,在孟芳洲的领导下,进一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没收地主土地分给了1920多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根据地的面积很快发展到350余平方公里。

红二十九军及固边苏区的发展壮大,使敌人大为震惊。在武装进攻屡遭失败的情况下,敌人不惜用重金收买原川陕边区游击队司令张正万叛变革命。经过密谋,张正万于4月1日发动了震惊陕南的“马儿岩事变”。孟芳洲奋勇突围,4月4日找到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严明发,让其带路前往川北投奔红四方面军。行至梁河坝涉水横渡牧马河时,已经投敌的严明发用木棒和石块将孟芳洲杀害。

孟芳洲倒下了,他的鲜血染红了牧马河的流水。多年来,流淌不止的河水向后人诉说着孟芳洲烈士的英勇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