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英雄马骥宸
■牛建国 吴奇会
１９２０年８月７日，马骥宸出生在河南安阳城里马号后街。他６岁丧父，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他从小既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对家庭和社会问题均有一定的看法和主张，平时很少发表见解，偶尔一说即能说到点子上。他比一般孩子懂事，像个文静小书生，赢得长辈和同龄人的好感。
１９２８年秋，马骥宸进入安阳第一小学读书。他求知欲很强，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中，他都如饥似渴地看书写字，是个门门功课全优的“尖子生”。１９３０年，曾受到“五四”思想启迪、接受过孙中山三民主义教育的青年教师张仲房接任了安阳第一小学校长。张仲房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办学思想解放。随着抗日宣传工作和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开展，这所小学成了进步人士的集中地，人称“小苏区”。马骥宸在这样的环境中，由一个不识字的孩子转变为一名赤色儿童团员——少年先锋战士。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张仲房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开始抛弃国民党，一步步向共产党靠拢。为了在该校发展进步势力，他聘请何高民任训育主任，高其寿任总务主任，薛蔚余、吴菊馨（女）等任教员。这些教师经常向师生介绍进步书刊，向校长讲解国内外形势。何高民创办了《儿童新报》，对少年儿童进行反帝救国宣传，鼓励少年儿童抗日救国。马骥宸的班主任薛蔚余是一位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后在何高民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经常向学生讲解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的种种暴行及其企图鲸吞全中国、称霸全球的狼子野心，也讲岳飞、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还编写了不少抗日歌谣。这些事实在马骥宸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激起了他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热情。课余时间，他结合时事饶有兴趣地阅读进步书刊，学会了不少知识和许多抗日歌谣。了解社会，联系家庭，他从内心坚定了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决心。学校、班级组织开展社会活动，他总是踊跃参加，并通过这些活动和校内外的同学们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党的领导下，安阳第一小学在抗日救亡宣传运动中异常活跃。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公开讲：“一完小校长张仲房已经赤化了。”省立十一中校长说：“一小是个‘小苏区’，对他们的学生录取时要注意。”在这个“小苏区”里，马骥宸接受着党的培养和考验，学习和思想进步很快。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经何高民介绍，马骥宸１３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他更加靠近党的组织，经常以学生身份秘密活动，为党送情报，组织赤色儿童团员写标语、撒传单，被誉为“党的小助手”。
１９３４年，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安阳地下党的负责人在第一小学、男师附小等学校里，公开或秘密地宣传革命道理，从而激发了少年儿童的抗日热情。随后，他们又在小学和工厂、商店的童工中公开组织起安阳儿童救国总会，并在各小学成立分会。在此基础上，又对其中的积极分子加以重点培养，秘密地成立了赤色儿童团。马骥宸被分派为赤色儿童团的领导者，这使他有了更多的与党组织接触的机会。在与党员接洽工作、传递情报的过程中，他虚心问计，学到了不少知识，增长了才干，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１９３４年，马骥宸才１４岁，可是他机智勇敢，思维敏捷，口才流利，讲出话来有条有理。每次给儿童团团员们布置工作任务，他总是交代得清清楚楚，方法想得周到细致，显示了他过人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能力。曾是赤色儿童团团员的吴仁同志回忆说：“平时，他善于和校内外学生友好相处，课余时间还能结合时事给同学讲解革命道理和英雄人物的故事；党有了什么任务就通过马骥宸联络，然后行动。”
赤色儿童团的任务，主要就是送情报，写、贴标语，撒传单。马骥宸领了任务，总是积极想办法去完成。需要集体行动的，他就找小伙伴们先开个“诸葛亮”会，集思广益，从活动时间、地点、人物、服装、方式等方面认真研究，想出了不少巧妙的办法。例如，贴标语，一般在夜里进行，他让五个人一组，前后各一人观察动静，一人拿标语，一人刷糨糊，另一人贴标语；有人来了就佯装打闹玩耍，没有人就抓紧张贴。散发传单方式更灵活，有时他们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公开撒，有时像送礼一样送，有时夜间从各家各户的门缝里塞进去，有时悄悄地放进学生的课本里，有时将传单裹上石子扔进院子里，不少传单扔到了敌人的心脏——县衙里。半年时间内，他们利用三一八惨案、五一劳动节、四四儿童节（国民党政府规定的）等纪念日，搞了几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马骥宸组织的撒传单队、贴标语队、粉笔队一起出动，往往一夜之间弄得“满城红”。
正当安阳儿童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红红火火的时候，１９３４年夏，马骥宸以优异成绩从安阳第一小学毕业了。他渴求知识，向往中学生活，然而他更离不开他所从事的少年工作。为了二者兼得，他报考了省立第十一中学，因为它既是名牌中学，又有地下党团组织的秘密活动。虽然马骥宸在小学生中小有名气，在一完小是高才生，但还是落个榜上无名。马骥宸又气又恨，决定不上中学，继续同小伙伴们搞地下工作。他母亲、叔叔得知这一情况后，逼其再考私立中学，他无奈考了大公中学，名列榜首。
全家人非常高兴，表示要尽力供他读书，然而，马骥宸思想上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知道，私立大公中学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进入大公中学可能要脱离赤色儿童团的工作；同时，他清楚，家里并不宽裕，如果不上大公中学，从此将失去求学的机会，造成终生遗憾。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拿定了主意，决定不离开革命斗争生活，不再加重家人的经济负担。家人得知后极力反对，奶奶说：“你不听话，以后别进家！”但他主意既定，任何人都说服不了，从此离家出走，流浪街头……
一阵迷茫之后，马骥宸没有消沉，又回到了母校，回到赤色儿童中间，继续为党工作。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何高民向学校提议，校方同意马骥宸留在学校图书馆工作。马骥宸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把对党的感激之情化作了行动。他一边刻苦自学，努力工作，又以职业为掩护，大力开展秘密活动。安阳城里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几所小学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赤色儿童团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了保密，他们经常变换接头地点。接头时有外人，他们就谈功课或者嬉戏打闹，等人走了再商量工作。有一次，马骥宸约男师附小学生、赤色儿童团员吴仁在城里西南营街水坑边谈工作，突然发现背后有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转悠。他机警地察觉到情况不好，便悄悄对吴仁说：“有坏人！快伪装把书抢过去，你跑我追，追上咱们俩伙看，然后再抢再追，叫他跟着我们跑。”说罢，他俩就互相追赶，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南、忽而北地跑了数次，弄得那个家伙也跟着他们来回转，后来就犹豫地待在那里不动了。趁这个机会，马骥宸又从吴仁手里抢过书，沉着地说：“走吧，快来撵我，明天再到西北坑去。”马骥宸跑着，吴仁吃力地追赶，两人嘻嘻哈哈不停地奔跑，终于把那个家伙甩开了。
１９３４年，马骥宸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在校搞图书工作之便，不断到十一中、彰德中学、大公中学活动。在十一中，秘密发展常百川、王佩等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秋天，他与常百川一起建立了一个秘密图书馆，“馆址”就在常百川的寝室。这里藏的都是当局查禁的进步书刊，装在一个箱子里。为了使这些书刊在传阅时不易引起注意，他们按照书本的薄厚，把禁书的封面改装成《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之类的封面。外校来借书，一般要通过赤色儿童团员。
同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马骥宸和常百川等积极组织声援，他们半公开地发动了一次欢迎红军北上抗日的募捐活动，不少学生把零花钱捐出来。在这一次活动中，他和常百川等同学曾闯入国民党河南第三行政专员兼安阳县县长方策家里，要方专员也参加募捐。方策见是十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质问：“谁让你们组织募捐的？”常百川等同学义正词严地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这是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相信方专员会支持我们的。”说得方策只好拿出几块大洋捐了。十几天时间，他们就收到捐款２０００元，马骥宸等人将这笔捐款寄给了中共中央驻上海留守机关。为此，上海一家进步报纸还发表了《向安阳青少年学习致敬》一文。
赤色儿童团的活动，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安阳城乡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河南绥靖公署通知安阳专员公署在安阳缉拿共产党人，安阳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全城进行严密监控，特务对党团员跟踪盯梢。１９３５年１月２日，反动政府下了逮捕令，特务警宪分路出动，企图把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一网打尽。当日早晨，警宪数十人到一完小逮捕张仲房，扬言还要抓捕“少年党”，搞得全校师生惊恐不安。消息传到马家大院，马骥宸的母亲为儿担忧，坐卧不安；奶奶指使他三叔和姐夫到学校找马骥宸，劝其回家。马骥宸说：“警宪抓校长，又不是抓我，全校那么多师生，他们为什么偏要抓我？我不害怕，你们也不要为我担忧。”三叔看其不听劝告，当众打了马骥宸一顿，其姐夫把他拉到自己家里，劝他回心转意。
马骥宸虽然意志坚定，但也理解长辈们的心情。第二天，姐夫将马骥宸送回家后，奶奶让家人监视其行动。马骥宸像往常一样，帮大人干杂活，看孩子，食宿如常，但嫂子胡秉枝发现马骥宸睡觉时总是蒙着头，眼泪不住地流。她可怜小弟弟，理解他痛苦的心，但在家也只得听从奶奶安排。１月１７日，北风呼啸，大雪纷飞，马骥宸拿把扫帚在上房门前一会儿打扫一次雪。奶奶在上房问胡秉枝：“你看小二生（马骥宸）安心不安心？”胡秉枝说：“看来安心，没事儿了。”奶奶遂放下心来。
傍晚，有人敲门。因冰天雪地，客人一进屋，大人自然围炉烤火。借此机会，马骥宸急忙走出家门，消失在漫天飞雪中。少顷，大人们不见“二生”，赶忙四处寻找，发现几个门前都有他的足印。奶奶怒气冲冲地说：“他故意设下疑团，看来是执意要走，又不想让我们找到。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他不要家了，你们也就当没有他，任其自便吧！”马骥宸又回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中。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洹北安阳桥村过庙会，马骥宸带着传单、书籍上郭家湾、纱厂方向去，不料有坏人跟踪。当他走到郭家湾南边的石桥上时，叛徒王斌领着地方团队队长郭志武一班人马将他包围。“你姓什么？家住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敌人问。“我姓段，俺家是种田的，我叫段金铭，家里有哥段金生和老母亲，别无他人。”马骥宸机智地回答。“你拿的是什么书，要带到哪里去？”敌人又问。“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书，我要去赶会，在桥上休息。”马骥宸继续冷静地和敌人周旋着。敌人看了他带的书籍、传单，不由马骥宸再说，便将他带走了。
在安阳羁押所里，敌人见马骥宸年岁不大，先是甜言蜜语哄骗他招供：“只要你说出谁印的传单，谁印的书籍，谁让你送的，你的同伙是谁，就让你回家，并奖赏你金钱……”马骥宸回答：“你们说的这些，我一个小孩子怎么能知道？”“那你的传单和书是从哪里来的？”敌人恶狠狠地问。“我是从桥上拣的。”马骥宸毫不示弱。敌人推测他一定是受过共产党教育的孩子，就对他下了毒手，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但他仍然坚贞不屈地说：“传单是我拾的，我拾东西有什么罪？！”敌人没有从他身上捞到一点儿情报，遂将马骥宸关入监牢。
马骥宸二婶有两个兄弟在县监狱里当看役，因马骥宸小时候常跟婶子一块串娘家，这两位舅舅一眼便认出了“马二生”。他们吃惊地问：“马二生，你怎么来到这里？”马骥宸说：“我不姓马，我姓段，你们认错人了。”他们二人见此情况，赶紧告知马家。马骥宸奶奶得知，大骂家中出了个不孝的孙子，母亲泣不成声，叔叔婶子如坐针毡。他们先让马骥宸二叔家的儿子马骥忠随其舅到监中认人，兄弟相见，马骥忠痛哭不止，马骥宸严厉地批评马骥忠一顿，说他不坚强。
日后，马骥宸三叔马福元为他写了状子，过堂前托亲戚见到马骥宸，告知：“明天审你，你说出真名实姓，如何如何……”马骥宸说：“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管了，明天你说由你，我说由我。”三叔一阵心酸，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你从小没爹，我不管谁管！”“我知道你没主意！我又没让你管，你走！”马骥宸几句话把他叔叔气得哭着回去。第二天过堂，他仍然坚持“我姓段，传单是拾的，写状人与我无关！”于是又遭皮肉之苦。
在县监狱里的“犯人”中，马骥宸年龄最小，不怕坐牢，不怕皮鞭打，大“犯人”也无不佩服。平时，他常常帮人写信，写状子，别人家里送来的饭都让他吃。时间稍长，大“犯人”给他送了个“马段先生”的雅号。
当党组织得知马骥宸被捕的消息后，也设法与之联系，竭力营救。有一天，党组织借小女孩郭保珍给其哥哥郭福来（地下党员）送饭的机会，在碗底上贴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信件（上面写着１００多个字）与马骥宸联系，不料被敌人发现了。他们得知是共产党送的信件，企图顺藤摸瓜，得到更多线索，于是找到马骥宸当场质问：“你与郭福来、郭保珍是什么关系？”马骥宸说：“我不认识他（们）！”一顿毒打后，敌人给他加了重刑，命看役严加看管。日后，再次提审他时，马骥宸满身伤痕，戴着手铐脚镣，但仍然昂首挺胸。当路过马号街时，有不少人认识他，他怕家里大人看到，下意识地低下头加快步伐。回来时，他说服了看役，顺县前街回来，以避免家里大人看到后伤心。
虽然经过几番审讯，马骥宸始终坚持“传单、书籍是我拾的”，敌人抓不到更多证据，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马骥宸有期徒刑三年。后来又借口案情复杂，把马骥宸当作重大“政治犯”，押送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
在狱中，一个姓李的叛变革命，一口咬定马骥宸是赤色儿童团首要分子。敌人酷刑逼供，以死相唬，但马骥宸志坚如钢，守口如瓶，坚贞不屈。反动派在这个少年身上丝毫没有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刽子手们恼羞成怒，穷凶极恶欲下毒手。这时，省城开封街头反蒋抗日的呼声日渐高涨，敌人怕杀了马骥宸这个１６岁的孩子会引起社会公愤，又施一计，他们丧尽天良和人性，用软刀子杀人，不给马骥宸饭吃。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这位血气方刚、壮志未酬的英雄少年被活活饿死在狱中。
安阳解放后，市人民政府追认马骥宸为革命烈士。他是安阳党史上牺牲的革命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位。１９６１年１月，市民政局给他母亲送去了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签署的《烈士证》，上书“永垂不朽”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