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
——记马保三烈士事迹
■刘之申 马耕 马林才
马保三，原名马鑑堂，曾化名张炳炎，山东省寿光县牛头镇人，１８８８年１０月生。１９２４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１９６４年２月病逝于济南，享年７７岁。在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贯忠于党的事业，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勇于坚持原则；在对敌斗争中顽强不屈，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这是中共山东省委对他所作的评价，也是马保三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一
马保三１０岁时，父亲将他送入私塾。他聪颖好学，喜爱绘画，在廪生赵文炳的指导下，书画水平提高很快，小小年纪就在当地很有名气。
马保三只上了六年私塾，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此后，他种过地，开过小布店，挑过锢漏担子。曲折的生活道路，促使他广泛接触社会实际，了解群众的苦难。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国家的悲惨情景、人民的贫穷潦倒，深深印在马保三的心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他以新的启迪，激发了他和反动势力做斗争的勇气。年仅２０多岁的马保三，就曾多次参与反抗旧政府的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怒殴县长的事件。
那时，牛头镇的农民积年累月，辛勤劳动，在巨淀湖畔的荒地和滩涂上修建了千亩多台田。这些台田和滩涂，竟为官府和豪绅垂涎，他们时常挑起夺地的纠纷。１９２１年，反动县长赵思忠带领武装人员来到牛头镇，划界插标，硬要掠夺４００亩地作为“学田”。这一蛮横行为遭到村民强烈反对，大家推举马保三出面交涉。赵思忠依仗官势，蛮不讲理，甚至破口大骂。马保三按捺不住胸中怒火，向前一步，将这个“县大老爷”打倒在地。在场的村民也蜂拥齐上，将插标人员痛打了一顿。赵思忠看到众怒难犯，便灰溜溜地逃回了县衙，牛头镇的民众莫不称快。后来，赵思忠虽然凭借法权将４００亩台田强行划走，但当地农民每到麦收时节，便在马保三推动和组织下到官府地里抢收。在这场斗争中，马保三得到了寿光县第一位共产党员张玉山的鼓励和帮助。张玉山经常到牛头镇与马保三密商对策，使斗争持续了四五年。通过斗争，马保三经受了锻炼，同时也得到了民众的称赞。
二
马保三在带领群众反抗官府压榨的斗争过程中，与张玉山结成挚友。张玉山经常拿一些革命书籍，如“二七”大罢工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等给他阅读，还给他讲许多革命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马保三原来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逐渐上升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１９２４年８月，经张玉山、李铁梅介绍，马保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崭新的姿态和坚强的信念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入党后，马保三为开展革命工作，在村西的台田上盖了一间土房子，以看洼、看园地为名，在那里秘密进行党的活动。为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慨然卖掉自己的一块场院地；为了建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他在本村发展了七名党员，建立了牛头镇第一个党支部，由他担任支部书记。
１９２６年８月，第一届中共寿光县委成立，马保三为县委宣传委员，并任县农协主席。之后，他积极领导和发展农民协会，开展抗粮抗捐斗争。他除在本村发展了３０多名农协会员，成立村农协外，还和其他县委委员一起，两年内在寿光县发展农协会员千余名，在２０多个村建立了村农协。当时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痛苦不堪。农协发动群众抗粮抗捐，马保三坚定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早在１９２４年，他就参加了张玉山领导的寿光六区抗粮抗捐，驱赶区董（即区长）侯乃萱的斗争。张玉山指定马保三为组织斗争的“案头”，由他出面揭露区董侯乃萱贪污粮款、鱼肉人民的罪行。马保三和党员范德玉跑几十里路，把反对区董贪污粮款的传单贴到县府大堂上。经过斗争，终于把侯乃萱赶下了台。１９２６年，军阀爪牙黄风岐派人到牛头镇征税。在马保三、赵一萍指挥下，农协会员将征税的人扣押起来。以后，这伙人再不敢到牛头镇横行。马保三还带领本村农民到羊角沟，捣毁了垄断食盐销售、高利盘剥农民的盐局子。
在党的领导下，马保三组织群众进行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山东，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五卅”惨案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在这种形势下，马保三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全县的抗日斗争。１９２５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与国民党寿光县党部负责人辛景章召开了全县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声援“五卅”工人罢工斗争的大会。同年秋，有两名日本浪人窜到巨淀湖，强迫牛头镇的农民为他们撑船进湖打鸟。马保三见此情景顿生一计，示意农民分驾两只小船，各载一名日本浪人驶入巨淀湖。船到深水区，船上的农民同时行动，将两个不法浪人翻入水中溺死。同年１１月，一个日本人到村里收购铜元。马保三便与几个党员和群众一起动手，扣押了他的自行车，赶走了这个日本人。
在北伐战争顺利进展的形势下，中共寿光县委于１９２６年９月召开会议，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可以用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马保三和张玉山、李铁梅等还参加了国民党寿光县党部的领导。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在崔家庄双凤学校举办了国共两党骨干分子训练班，马保三是训练班主持者之一。在这一时期，马保三还经常到学校去进行关于北伐战争、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放足等宣传。牛头镇这个穷乡僻壤，在他的宣传推动下，呈现出一些新气象：学堂里用孙中山像代替了“至圣先师”的孔子牌位，用“新共和”课本代替了原来的《百家姓》、《千字文》；有些膏年妇女不再缠足；封建迷信受到冲击。
三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马保三被迫离乡背井，出走朝鲜。在汉城，他住在同学陈化之的药铺里，和华侨经常来往，结识了养马岛人杨赞臣和朝鲜进步人士赵东明。马保三协助他们深入华侨中间，以朝鲜亡国的惨痛历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为了保护华侨利益，１９２８年３月，他和赵东明、杨赞臣组织了“中华劳动组合”。这个群众性组织由小到大，很快发展到２００多人，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不安，他们强令解散这一组织，并准备逮捕马保三。杨赞臣得到消息后，立即送马保三到仁川躲避。不久，马保三由仁川辗转回国到哈尔滨，经同乡介绍，去黑龙江省汤原县山林狩猎所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当地的共产党员裴守卿，并发展了狩猎队长于祥为党员。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东北人民纷纷组织义勇军，反抗日本侵略。马保三和于祥等人以山林狩猎队为基础，组织起“汤原县自卫队”，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１９３２年，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派人把这支自卫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汤原山林游击队”，马保三任队长，于祥任副队长，裴守卿任政委。这支游击队活跃在佳木斯一带，后转移到内兴安岭山林中，不断出击敌人。在鸡心沟的一次战斗中，裴守卿牺牲，马保三左腿受伤。１９３３年３月，于祥设法送马保三到哈尔滨医伤，不科引起日本警察的怀疑。同年６月，马保三被迫返回寿光。
四
马保三回到家乡不久，由于叛徒出卖，１９３３年８月与中共寿光临时县委书记杨化村同时被捕。同年１０月，马保三被押到济南。在狱中和法庭上，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刑讯逼供，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国民党寿光县党部头子辛景章就曾以“老相识”的面目对马保三进行劝降，要马保三“顺应潮流”，做“识时务”的“俊杰”，“不要为共产党作无谓的牺牲”。马保三严词驳斥道：“我干革命就是顺应潮流。为了工农大众的解放，为国家免于危亡，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语言铿锵，使辛景章张口结舌。
同马保三一起坐过牢的刘仲益（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回忆说：“保三同志在狱中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他不怕敌人严刑拷打，不受敌人软化利诱，同敌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１９３４年５月，马保三被保释出狱。他出狱后，有一段时间未与党取得联系，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如傲雪青松，继续开展革命活动。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５年间，他领导村民对乡长马秉修进行了斗争。马秉修欺压百姓，派粮派款，贪污自肥，民愤极大。马保三带领群众查封了乡公所的账目。阴险恶毒的马秉修到县府诬告马保三“纠合共产党，闯入乡公所，撕毁账目，抢走金钱”，请县长“严惩”。于是，这场斗争转为一场“官司”。马保三与马秉修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揭露他贪污公款、欺压民众的劣迹。经过一年多的斗争，旧县府不得不撤掉马秉修湖东乡乡长职务。马保三名声大振。
１９３６年，马保三经群众推举任湖东乡乡长。他在任职期间，为本乡农民兴利除弊，办了不少好事：查清了地主大户的不少黑地，公平赋税；利用反霸退赔的赃款，发展教育事业；整修牛头镇东门外的大桥和道路，改善了交通运输，等等。同时，马保三还经常向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当地革命斗争的发展。
五
１９３６年秋，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寿光县委正式成立，恢复了党的组织活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中共寿光县委在马保三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张文通传达了省委关于分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并作出了在牛头镇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牛头镇是寿光有名的大村镇，这一带地广人稀，濒临芦荡千顷的巨淀湖，进可以迎击敌人，退便于保存自己，又有马保三为乡长，因此，会议决定以牛头镇为起义中心，并决定将起义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为支队长。
马保三不负众望，在领导和组织起义中，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合法形式在牛头镇举办“民众训练班”，吸收了８０多名青年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培训骨干。他组织“民团”进行军事训练，并给他们做报告，宣传抗日，鼓舞斗志。他鼓动人们：“只要大家齐心，拿起武器，日本鬼子来了也不怕。鬼子地理不熟，人也不和，必然是到处挨打。”
马保三还积极组建抗日武装，筹备枪支弹药，为起义进行人力物力的准备。１１月中旬，他根据县委意见，组织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湖东乡抗日后援队”。后援队成立的第三天，崔家庄党员李步坦向他报告：南河乡农校的十几名乡丁，正押送一批武器向县城运送，现正在崔家庄休息、吃饭。马保三得到报告，即派八名后援队员到古城北公路上埋伏，截取这批武器。当运送武器的车辆到达时，后援队战士出其不意将车拦住，十余名乡丁措手不及，只好乖乖地交出了武器。
在夺枪胜利的鼓舞下，后援队接连出动，缴获了羊角沟盐警队的３０多支枪，又收编了一支土匪武装，获枪十余支，使队伍日益壮大。
１２月中旬，崔家庄、王高、台头等地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相继建立，武装起义条件成熟。１２月２９日，游击队集结牛头镇，正式举行起义，公开打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旗帜。马保三以支队长的名义发表了《告同胞书》，号召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积极支援抗日战争；同时向寿光县长宋宪章发出通告，要他“以抗战大局为重，共赴国难”。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马保三把家中的存粮拿出来充作军粮，动员全家人为部队做饭、烧水。在他的带动下，牛头镇群众纷纷献粮献款，踊跃参军参战。
１９３８年１月，长征干部韩明柱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到达八支队，分别担任副指挥和政治部主任，加强了八支队的领导。２月４日，这支刚组建一个多月的游击队，就在寿光南三里庄的公路上伏击了日寇的汽车，击毙日军官兵三人，缴获汽车一部、长短枪两支、指挥刀两把和其他军用物资一批。不久，部队又在三合庄迫使伪军６８人缴械投降。２月中旬，朱家庄子地主武装阻挠抗日，与八支队为敌，马保三只身冒险进入地主武装驻地，向他们宣传抗日。接着八支队进入朱家庄子，不费一枪一弹，缴枪５０余支。八支队声威大振，青年纷纷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１０００多人。
六
１９３８年春，中共鲁东工委决定八支队东进昌潍，与七支队会合，然后一起开赴胶东。对于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队伍成立不久，战士多是农民出身，乡土观念较重，不愿远离家乡。马保三与八支队其他领导人，一面深入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一面带头动员自己的家人参军东征。马保三让四子马秀山和年仅１２岁的长孙马家祥随队东征。马保三祖孙三代参军抗战，一时传为佳话。
１９３８年３月，八支队开始东征，４月顺利到达潍北，同七支队合编，组成“鲁东游击队指挥部”，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鹿省三任政委。然后，部队继续东进，与胶东抗日游击队会师黄县。会师后，部队经平度新河镇到达掖县西部。在掖县沙河，指挥部与胶东特委及掖县和黄县党的代表商议，决定鲁东游击队继续东进，帮助胶东党组织开辟抗日根据地。
在黄县，马保三率领七、八支队，帮助胶东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分别解决或击溃了一些地方反动顽固武装，巩固、扩大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壮大了八路军的声威。七、八支队本身也在胶东党组织和人民的支持下，扩大了队伍，改善了供给和装备。八支队还与李梅生一起争取了龙口水上警察局局长纪永芳起义，从而一举解放了胶东重要港口龙口。接着参与光复黄县县城的战斗，消灭了汉奸王景宋部，同时粉碎了招远焦盛卿部的进犯。部队在黄县举行了入城仪式，军容严整，纪律严明。马保三在黄县县城内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声讨日寇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八路军爱国爱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广大群众无不为之振奋。
根据形势的需要，鲁东游击指挥部与胶东第三军、掖县三支队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这三支队伍合编为“胶东抗日联军”指挥部，由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林一山任政委。
１９３８年７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调七、八支队去鲁中，与四支队共同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马保三与其他领导同志坚决服从省委决定，立即作了部署。在回师西征途中，穿越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在寿光境内的驻区时，张景月派兵阻拦。马保三冒险前往与张景月面谈，终于说服了张景月，部队得以顺利通过。９月下旬，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王尚志、李笑文、张景南、宋雨田、高竹筠、杨湘南等１１个“司令”，麇集于长山县焦家桥一带，企图将长途行军立足未稳的七、八支队一举消灭。指挥部研究后，决定先发制人。在三支队配合下，由韩明柱率部队长途奔袭焦家桥，给反动武装以沉重打击，迫使他们逃到了小清河以北。此后，又乘胜袭击了日军盘踞的周村。事隔不久，日军发动了对清河区的疯狂大“扫荡”，副指挥韩明柱带领部队在长山蒙家庄与日伪军２０００多人遭遇，激战终日，毙敌伪２００余人。韩明柱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马保三为失去英勇善战并肩战斗的战友，心中非常难过。他眼含热泪号召全体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向鲁中挺进。这支部队在马保三率领下，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下旬胜利到达鲁中的博山、淄川、临朐、南麻一带，完成了转移任务。
１９３８年底，山东纵队建立。１９３９年春，七、八支队编为山东纵队第八支队（不久改为一支队），马保三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从此，这支武装在山纵直接领导下，转战沂蒙山，驰骋鲁中南，粉碎了日寇无数次“扫荡”。１０月２５日，在临朐五井战斗中，毙伤、俘虏日伪军１３０余人。《大众日报》发表社论，称这次战斗是“模范的胜利战斗”。
这支部队在马保三等同志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山东抗日主力部队之一。马保三在这个支队的创建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作为部队司令员，十分注意集体领导，发挥每个领导成员的积极作用。他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如对几任副司令员，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军事特长，放手让他们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对年轻的政治委员，也是处处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支部队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是与指挥部的团结友爱，特别是民主作风、集体领导分不开的。
马保三善于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帮助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他一有空闲，就深入到战士中讲故事，拉家常，和大家亲密无间。他谈话生动有趣，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七
１９４０年，抗战进入极为艰苦的时期，为团结全省人民，坚持抗战到底，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部署，于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６日到８月２６日在临沂县青驼寺召开联合大会。会上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简称省临参会，是全省统一的民意机构）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是全省最高政权机关），马保三当选为省临参会副参议长、省战工会委员和山东省出席“国大”代表。１９４１年４月，中共山东分局为加强政府的领导，成立了政府工作委员会，马保三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从此，他便离开了部队，开始从事政府工作。
在山东分局领导下，马保三主持省临参会的日常工作。他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实现团结抗日贡献力量。在他的主持和参与下，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其中有保护农民利益的租佃和借贷、改善雇工待遇、改善小学教师待遇、惩治贪污、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烈士家属和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条例。这些条例对于支援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根据地的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
马保三特别注意关心群众利益，听取群众呼声。１９４４年，他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讲话中，特别强调关心群众利益和发扬民主这两个问题。他谆谆告诫到会同志：“要关心群众利益，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谈到发扬民主，他说：“中国抗战胜利需要民主，战后的新中国也必须是民主的新中国。”他一再强调，这两件事都必须“加倍努力去做到”。
抗日战争期间的山东省临参会，在马保三同志主持下，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特别是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就。１９４３年９月１日，在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首届二次议员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曾致电该会称：“贵会坚持敌后，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为民族伸正气，为全国做榜样，凡属国人，莫不钦佩。……”对山东省临参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前夕，马保三被选为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不久日本投降，会议未能举行，他中途返回。８月１５日，他签署了省临参会发布的《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保证最后胜利的紧急号召》，号召全省人民：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坚决反对“渝宁合流，日蒋交防”；号召敌占区人民“配合八路军夹击敌人，逮捕汉奸，保护公共财产”，以争取最后胜利。
抗战胜利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中国解放区救济会成立，山东解放区救济分会也应运而生，马保三任分会会长。马保三认为，救济工作不仅是发发救济物资，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他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说：“我们现在直接与救济物资打交道，这些东西是公家的，是救济受灾群众的；不要见了眼红，要有抵抗力。”马保三在这一工作中深入实际，作风严谨，使救济分会的工作顺利完成了任务。
八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大举进攻，马保三根据山东分局指示，撤退到东北大连。１９４８年，济南和山东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６０岁的马保三按组织的安排从大连回到山东。１９４９年３月９日，他接到让他出任青岛市市长的决定。６月２日，青岛解放，他和向明等领导同志一起进入青岛。一进入青岛，他就为自己约法三章。他向秘书交代；“我们进入城市，掌握了政权，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我们要秉公办事，不徇私舞弊。凡是有亲朋好友上门来要工作的：第一要接待，第二要婉言回绝。”有一次，一位族弟来找他要工作，他诙谐地说：“我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回家好好种地干活。”从而，坚持了党的原则，也使部属受到了深刻教育。
生活上，马保三保持艰苦朴素，不搞特殊。解放初期，党政机关仍实行供给制，按规定他吃“小灶”，机关决定每天为小灶加点鸡。他知道后，嘱咐秘书：“吃小灶已经很好了。我们还要艰苦奋斗，不能脱离群众。若问你时，你也不能答应；你若接受，就是帮我的倒忙。”
马保三奉公守法，公私分明。调离青岛时，机关给他送来两只皮箱、两只樟木箱子，都是接收来的旧东西。他让人原封带回这些箱子，并说：“我带什么东西进青岛的，还带什么东西走。公家东西一点不要。不是嫌不好，而是不应该。”
１９５０年春，马保三调离青岛，回省筹备成立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３月８日至１６日，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济南召开。会上，马保三被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此后，马保三又连任省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自１９５６年５月起，他还担任了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马保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与民主人士共事，始终遵循民主协商的精神。民主人士有话都愿跟他谈，当时被称为“七十二贤”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与他都有密切往来。
马保三不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而且，对不符合实际、违反政策的事，勇于提出批评，不计个人得失。特别是在与“大跃进”、“反右倾”等“左”的错误作斗争时，他直言不讳、旗帜鲜明。然而，他的正确意见，当时被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受到了批判。在这种压力下，他仍坚持原则，顽强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革命品德。
由于长期患病，马保三的身体日渐衰弱，最后诊断为肺癌，直至卧床不起。他与疾病做斗争的精神，也是很感人的。病痛折磨得他难以忍受，开始依靠打冬眠灵暂时止痛，后来打针也无济于事了，他痛得用手紧握床沿，牙齿咬得吱吱作响，但他从不呻吟一声。他不愿给医务人员增加麻烦，不愿增加亲人的痛苦，多么坚强的老人啊！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５日，他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马保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被人们誉为“革命一老牛”。李予昂同志《悼保三同志》一诗，形象地评价了他的一生，录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才迎春讯至，忽报谢老成。
泰山梁木摧，吾党逝哲人。
往溯战斗岁月，驰聘胶东渤海，何处不知君？
识途有老马，善农复知兵。
谈锋健，刚骨棱，意气雄，
马列早传山左，真理君先行。
三千里打游击，四十年闹革命，功著黄海滨。
丹心长耿耿，后生有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