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同荣：和李大钊一同就义的琼籍党员
■陈立超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英勇牺牲，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１９名革命者，这其中就有来自海南万宁的共产党员莫同荣。时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农民部长的莫同荣是李大钊的学生，两人因为共同的信仰慷慨赴死，令人感动。
勇斗天德号老板
莫同荣，原名莫同标，海南岛万宁县第四区（今龙滚镇）青山园村人，１８９４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莫聘珍，母亲蔡氏，都是勤劳的农民。除了种田外，父亲还擅长草医，平时为患病者捡草药收点费维持生计。莫同荣家中还有一位大哥莫同华，他排行第二。莫家虽然家境贫寒，但莫同荣的父亲重视教育，他在节衣缩食中苦撑，供莫同荣上学读书。
小学毕业后，莫同荣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广东省立十三中。在校内，他被大家公认为文才、口才齐备的优秀学生。这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１９１９年５月底到６月，琼崖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全岛各县已成风起云涌之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浪潮在步步升级，从原先的游行、集会、示威演化为坚决抵制外国货的激烈行动。
当时万宁县的学生联合起来抵制日货，并连续以强制的手段销毁了天德号商行贩卖的大批日产布匹、成衣和日用品等。万宁县的天德号商行老板因此对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极端仇恨，于是勾结万宁县的反动政府以种种卑劣的手段镇压学生运动。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万宁县的各个学校当即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并火速派出代表到琼崖学联汇报情况。琼崖学联派省十三中学联负责人莫同荣和学生代表到天德号商行痛斥该店老板，责令他向全体师生赔礼道歉，并负责被打伤学生的全部医疗费。
莫同荣到万宁后，一方面积极联络工农群众以及社会进步人士，取得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另一方面，他亲自带领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直接到天德号商行去进行公开交涉和正面谈判。他大义凛然，临场斗智，以理服人，痛斥了商行老板的汉奸行径，最终迫使老板答应了爱国师生的全部要求。在琼崖学联和莫同荣的积极支持下，万宁县学生抵制日货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李大钊的好学生
１９２３年，莫同荣考进了北京大学。在校期间，他勤工俭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他经常和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一起。在李大钊的教育下，莫同荣的思想成长很快。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在１９２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天，为在琼籍学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和柯柏森、柯嘉予等创办《琼岛魂》刊物。《琼岛魂》是半月刊，主要为灌输民主革命精神，宣传民主革命的主张，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起到一定作用。从此，莫同荣便成了旅京读书的琼崖知名学生。１９２５年，为了支持琼崖学生的革命斗争，莫同荣、柯嘉予等以“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的名义，通电全国，反对军阀邓本殷丧权辱国的行径，推动了琼崖反军阀斗争向前发展。
１９２６年春，莫同荣父亲逝世，他千里迢迢回到家乡送葬。当时琼崖已经被国民革命军光复，共产党员在全琼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莫同荣作为北方回来的琼籍著名党员，一到海口便被热情的学生包围。中共琼崖特别支部也要求莫同荣在府海停留一段时间，宣传革命思想。为了不辜负广大革命同志对他的信任，莫同荣在琼北各地四处宣讲，足足宣讲了三个月。回到家乡后，为了掀起琼崖革命斗争的热潮，莫同荣在青山园、坡尾一带乡村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北京革命斗争形势，激发农民群众参加革命。他还挨门串户帮助妇女破除封建迷信，冲破世俗观念，剪辫子、放裹脚。他的大女儿莫礼美（当时８岁），后来回忆父亲时说：“他总是抓住一切时机向人们讲解许多振奋人心的崭新革命道理，他每天都精力充沛，孜孜不倦。”
△１９２７年，报纸关于李大钊、莫同荣等人被判决的报道。
刑场就义浩气长存
由于莫同荣对敌斗争坚决，工作成绩突出，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１９２７年初他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取消后，市内党务便归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办理。该党部在组织“北京国民讨张吴大会”“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农民部长的莫同荣与组织部长谢伯俞、执委兼文书谭祖尧、常委邓文辉、妇女部长张挹兰等共产党员精诚合作。
这一时期，莫同荣和李大钊坚持在北洋政府的心脏战斗，他协助李大钊在北方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扩大国民党的队伍，对推动北方的国民革命运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１９２７年初，随着北方政治形势的紧张，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反共面目愈加明显。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党组织安排李大钊和莫同荣等人暂居苏联大使馆。４月６日，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８０余人。李大钊在监狱中备受酷刑，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狱中，莫同荣亦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
在经过４月２５日、２６日两次预审后开庭，４月２８日上午１０时，北洋政府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四机关组成的军事法庭，进一步核实了李大钊和莫同荣等被捕革命者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及入党年月、服务工作等，当庭宣判，以“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２０人死刑。这２０人按照职务高低顺序进行了排名，分别是：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莫同荣的名字排在第五。
当天下午，李大钊和莫同荣等被六辆汽车押往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当时《世界日报》报道：“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甚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当时绞死这批革命者的绞刑架是张作霖特意从法国购买的，由于是新式绞刑架，仅购置了两台，在使用时只能分批执行。
李大钊和莫同荣等２０人被押至刑场。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神态慈祥，目光和悦，泰然自若，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牺牲时年仅３８岁。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很难找到莫同荣就义时的记录。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２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详细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就义的经过：“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又张挹兰同志下车时，面现喜色，摇首挺身而入。某同志临刑时，从容微笑云：‘这样就死了吗’，其余皆从容就义，毫无恐惧之色。”从容就义、毫无惧色，这也是莫同荣生前的最后表情，也是最坚定的表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莫同荣的遗体迁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莫同荣是海南籍中较早去北方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人，也是唯一一位受到李大钊直接培养，进而成为李大钊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的琼籍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他始终不忘初心，坚持信念，牺牲时年仅３３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