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士衡，原名孟昭铨，又名十道，字士衡，１９０６年出生于吉林省珲春县三家大榆树村的一个满族知识分子家庭。在幼年时曾在珲春县第二学堂念书，后来考上在延吉的吉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日本侵略者悍然制造“珲春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派大批军队对包括珲春在内的延边各地进行大规模的“庚申年大讨伐”，对延边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亲眼目睹这些惨状的孟士衡，对侵略者怀着无比的仇恨，自幼下定决心：好好学习，报效国家，为拯救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献出自己的一切。就这样，孟士衡自幼勤奋学习，手不释卷。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到家乡珲春当上了小学教员。不久，为了继续深造，他又与其兄孟昭铭一起，考上设在吉林的省立第一中学高中班就读。１９２７年，考上在北京的私立中国大学中文系。
在大学里，孟士衡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同时也对家乡的革命活动给予很大的关注。１９２８年，日本帝国主义用威胁的手段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修筑“满蒙五路”的无理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无理行径引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坚决反抗，孟士衡家乡的各族、各界民众也掀起了反对修筑吉会铁路（即吉林至朝鲜会宁）的护路运动。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县的各界代表集结在延吉，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派代表到吉林和奉天请愿，要求当局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当时在延吉读书的孟士衡的弟弟孟昭恒也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接到这一消息，孟士衡立即给家乡寄去北平学生的反帝宣传刊物，用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反帝斗争。
１９３０年，孟士衡大学毕业后，谢绝亲友们要他留在北平工作的劝告，毅然离开北平，回到了家乡。这时，珲春县正在筹备县立中学，孟士衡立即投入了创办中学的工作。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４日，学校正式开学，孟士衡被聘为第一任校长。“教育救国”，这是孟士衡多年来的心愿。在校任职期间，他为了培养有用人才，呕心沥血，日夜工作。但他的这一心愿不久就破灭了。
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不战而退，使东北大好河山相继沦陷。国难当头，延边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秋收”、“春荒”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击汉奸、走狗的亲日活动。接着，延吉、珲春等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孟士衡以教员的公开身份秘密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接触，在学校内进行了积极的反日活动。但不久，这些活动被告密，孟士衡不得不离开珲春，于１９３２年春再次去北京，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北京期间，孟士衡先在私立广安门中学任教，后被调到河北省教育厅任督学。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我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战火立即扩大到华北地区，孟士衡不得不离开河北去武汉，又于１９３８年去郑州参加了国民政府军孙东先部，立志参加抗战。后来，孟士衡受国民党冀察党政分会主任王葆真的推荐，在冀察党政分会里担任了总务科长。
在曲折的斗争和复杂的生活体验中，孟士衡逐渐地认识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这样，他积极投入了扩大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１９４０年，孟士衡随王葆真到陕北秘密会见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并共同商谈了国共合作的有关事宜。回来时，他特意携带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刊，在洛阳、郑州一带散发。事发后，孟士衡被国民党逮捕，在洛阳监狱里过了一年多的牢房生活。在监狱里，孟士衡始终坚持自己积极的抗日主张，继续与国民党的反共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后来，在王葆真等知名人士的多方营救下，孟士衡终于被释放，后被派到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的党政分会，任教官、参议等职。但是，国民党仍然对他不放心，继续对他监视，特务们经常对他进行无中生有的诬陷和觊觎。这样，孟士衡不得不离开分会，到河南省新蔡县，在该县中学任校长。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孟士衡怀着胜利的喜悦，积极投入了战后的各种善后工作。１０月，他任徐州日侨战犯管理所总务科长。不久，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愿望在战争的炮火中变成了泡影。目睹国民党背信弃义、把人民推向战争深渊的行径，孟士衡毅然辞去官职去南京，投入了人民民主革命运动。１９４７年秋，孟士衡在李济深、王葆真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促进会，从事民主促进运动。
１９４８年１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代表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联合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孟士衡任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负责南京地下民革的领导工作。
孟士衡非常崇敬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不断革命的伟大精神，他服膺孙中山先生遗愿，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在南京工作期间，他积极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有一次，他得到了一本毛泽东写的《论联合政府》，如获至宝，反复阅读，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为了配合共产党的地下斗争，积极组织和指导南京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并组织民革的外围组织“中国宪政会”进行合法斗争。
１９４８年秋，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的统治从根本上开始动摇，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促使国民党反动统治必将灭亡。在这种形势下，孟士衡等在南京的民革进步人士积极开展活动，用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大军。当时，担任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的孟士衡，经常搞地下联络，来往于沪宁道上。民革沪宁区委员会则秘密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共产党员吴士文、肖俭魁的参与和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京沪（南京、上海）特派员、民革上海临时工会主任委员王葆真、孟士衡等的组织下，积极筹划及组织起义，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
地下民革原“民联”成员刘海亭，是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官兼警察厅北区警察局长，受他直接指挥的军警有八个团。当时，国民党五院及各重要部门都在该区；李宗仁、何应钦、张群、谷正纲等人的公馆也在此区。这些部门和公馆的警卫兵都受刘海亭的调遣并受他节制。根据这种有利条件，孟士衡等制定出先通过刘海亭控制北区，扣留李宗仁等重要军政要员，使国民党的指挥中心陷入混乱，然后在南京发动由５０００余人参加的起义的计划。刘海亭还与其结拜兄弟、在国民党警察学校时的同窗、时任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取得联系，要他配合。在上海，王葆真于１９４９年２月通过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准备起事。另外，还通过李泽龙的关系与吴淞附近的国民党驻军取得了联系，到时一起行动。
各项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没想到此事却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派特务秦范五、马志清等跟踪监视，起义计划终于暴露。１９４９年２月，王葆真、孟士衡、刘海亭、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等在南京和上海的５０余名地下组织成员及其有关人员被捕。
孟士衡被捕后，国民党在《中央日报》上大肆刊登“孟士衡为阴谋暴动颠覆政府的首要人，必须依法制裁”的舆论，并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１９４９年５月９日下午３时，孟士衡与吴士文、肖俭魁两位共产党员一起被绑赴刑场枪决，孟士衡牺牲时４３岁。当时的上海《新闻报》载文称“孟士衡、吴士文二人各中三枪毙命，肖俭魁中四枪气绝”，可见他们的就义之英烈。
孟士衡等被害后，沪宁地区以外的几处准备起义的部队大部分起义成功，孟士衡等英烈们的壮举并未白费，终于实现了生前的遗愿。孟士衡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在上海江湾公墓。解放初期，王葆真等人曾去扫过墓，但后来因种种原因，“一抔黄土埋忠骨，荒草蔓烟无人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孟士衡的历史进行调查，并于１９８１年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南京日报》曾刊登了“民革南京地下组织负责人孟士衡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上海民革报》也于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３０日登载了刘海亭、许卜五、梁佐华三位老民革成员撰写的“‘京沪暴动案’与地下民革”史料片断，记述了孟士衡等在解放前夕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孟士衡烈士的光辉一生终于得到了历史的公认。对此，生者感奋，死者当亦含笑九泉。
（金哲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