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文，原名李安心，１９１６年生于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古城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李清国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民，在家开着一个小杂货店，用来补充家中生活上的不足。李从文童年时除随父耕种外，还在杂货店里给父亲当帮手。他天资聪慧，性格活泼，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寄于厚望。一家人省吃俭用，攒钱供他入了私塾。李从文非常懂事，学习刻苦，成绩一直名列榜首，深得老师的赏识。１９３０年，他虽身在农村，但心怀大志，梦想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１９３３年秋，李从文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在这里，他于刻苦钻研学业之余，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尤其是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这使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发生了质的飞跃。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自治”，李从文踊跃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发表演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行为引起了敌人的严密注意，因此，成了阎锡山当局缉捕的一个重要对象。１９３６年被捕入狱后，李从文毫不惧怕敌人的残酷迫害，继续坚持与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不久，他就作为最年轻的共产党员参加了狱中党组织领导的绝食活动。一个监狱看守人员带着虚情假意的关心对他说：“你年纪轻轻的，别上旁人的当，你只判了一年徒刑，眼看就要出狱了，何必跟着那些判了十年八年的政治犯瞎闹？听我的话，马上给你换个房间，叫伙房给你准备饭去。”此番话的用心很明显：企图通过他来破坏和瓦解狱中党组织领导的绝食斗争。李从文觉得无须跟他多费口舌，于是狠狠地瞪了那个看守人员一眼，继续义无反顾地同敌人进行绝食斗争。
太原陆军监狱中的革命志士牵动着上级党组织的心。１９３７年初，薄一波奉中央北方局指示，到太原营救他们。得救后，李从文又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了。同年秋天，他在中共山西省委的统一安排下，受牺盟会派遣，担任了临汾县牺盟会特派员。在他的主持下，临汾县牺盟会组织发展很快，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太原失陷前夕，上级决定在临汾创办八路军学兵大队，招收青年学生进行正规训练，培养军政干部。他积极响应，密切配合，时而召集群众大会，号召工农学商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而走街串巷，同各界青年促膝谈心，动员他们积极报名参加抗日武装，很快使八路军学兵大队发展到近千人，为抗日武装建设做出了贡献。
太原失陷后，临汾吃紧，阎锡山任命的临汾县县长牛甫毅携带公款、公章向西逃命。李从文闻讯后立即策马追赶，截住牛甫毅，痛斥他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迫使牛甫毅交出了公章、公款和部分武器。１９３７年冬，临汾县抗日政府成立，李从文被任命为县长。他不负上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厚望，立即带领全县人民抗击日军，打击汉奸，并在各区建立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后改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二纵队临汾游击支队”），李从文兼任支队长，周东武、亢宝芳等任副支队长。他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斗争，使人民抗日武装遍及全县各村，总人数达到８０００余人，并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武器。这支抗日武装除抗击本县境内的日寇外，还偷袭襄陵城，夜袭尧庙飞机场，围攻大阳、芦曲、涧头等地的敌人据点。李从文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深得广大官兵和群众的信赖。
为了全面提高抗日武装干部的素质和发展新生力量，１９３８年初，李从文领导抗日政府在龙祠成立了“临汾县抗日行政干部学校”（开始叫“干部训练班”），他亲自兼任校长，为抗日部队培养和输送军政素质较高的青年骨干。下半年，临汾县抗日政府转移到西山垣上村。日军侵占了金殿、刘村，直接威胁到垣上，形势非常严峻。为避开敌人锋芒，李从文率县政府从垣上绕道王斗村转移到枕头山。全县一批批爱国青年又纷纷奔到枕头山寻找抗日县政府，要求参加抗日。在王斗村的一座古庙里，他继续举办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三个月一期，先后办了三期，为抗日前线输送了近２００名骨干人才。他既主持县政府的日常工作，又经常亲自到各村做工作，为抗日部队及学校募集粮食，保证军需。
当时，县政府处于流动状态，主要活动于枕头、桑岔、剪子坡、西庄等村。李从文非常重视宣传鼓动工作，县政府不论流动到哪儿，每天早晨都要开一次由军政干部、警卫人员、驻地群众参加的“朝会”，主要内容是讲军事形势、政治斗争、统一战线等。“朝会”不但在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把周围几十里外的群众也吸引到自己身边。李从文在临汾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胸怀民族解放大志，肩负全县抗日重任，心系百姓冷暖疾苦，脚踏四季风霜雨雪，走遍了临汾的山山水水，寻访了无数的父老乡亲，为他们抗击日伪强暴，送去赤子忠诚，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人们发自内心地称赞他是“人民的好县长”。
１９３９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驻守临汾西山的国民党第六十一军陈长捷部向抗日县政府发起突然袭击。他们一面抓丁勒款，组织反革命武装，一面组织地主劣绅及国民党反动分子在群众中造谣中伤抗日政府，同时派遣一大批特务到处监视逮捕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李从文再次成为阎锡山缉捕残害的重点对象。
这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李从文在县政府所在地桑岔村召开群众团体会。阎锡山第六十一军四一八团团长娄福生带领３０余名便衣，突然将他们包围。李从文意识到来者不善，但表面上不显山不露水，笑脸迎上前去同娄福生握手。寒暄了几句后，他佯称解手，暗地把谷震叫到院外说：“看来情况有变，你马上带一个班去洪洞县政府，通知他们立即转移。”谷震担心李从文的安全，对他说：“那你呢？我真怕他对你……”李从文打断谷震的话：“不怕，你赶快走，不要管我。我和娄福生毕竟还是老乡嘛，想他不会立即向我下手。另外，我还想同他商量营救人的事。”他想通过老乡关系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不让同志们落入阎锡山的魔掌。在他的周旋和秘密安排下，当天就有２０余名革命同志安全转移到了河东办事处（李从文的爱人刘学敬也同时转移）。而他却在当天晚上往仙洞沟转移途中，被第六十一军补充营营长任斌逮捕。消息传出后，全县抗日官兵和人民群众愤恨至极，纷纷谴责阎锡山反共亲日的罪行，并三三两两地前去探望李从文县长。年底，阎锡山任命任斌为临汾县县长，任斌向李从文索要县政府的印章，李从文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抗日县政府的印章是用于抗日的，不能交给反动派和顽固派！”敌人黔驴技穷，多次对李从文施以酷刑，打得他皮开肉绽，血流如注，但都以失败告终。
１９４０年２月９日，日军进攻西山，对革命者心狠手辣的阎锡山第六十一军却闻风而逃。李从文趁乱逃出魔掌，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隐藏在王斗村。他为了和组织取得联系，于次日离开王斗村下山寻找组织，不料走到小岭村前的山沟中时，又和补充营三连相遇，再次被捕。
此时，第六十一军补充营营长任斌已把李从文视为政治上的强敌和他自己仕途上的绊脚石，必欲除之而后快。上次李从文趁乱逃走后，任斌曾紧张过一阵，深恐猛虎归山对他酿成大患，非但自己的县太爷宝座坐不稳，甚至连自己的小命也难保住。李从文再次被抓获，他如释重负，十分欣喜。但他知道从李从文的嘴里和手里得不到什么东西，于是便决定进行秘密杀害。２３日晚，补充营三连连长葛文祥受任斌密命，带了一帮子人，以转移地方为名，将李从文秘密带走。行至洪道村的松山沟时，突然对李从文连开两枪，李从文当即倒在血泊之中。可恶的敌人害怕他未死，又在他身上放了一些荆棘，压了一块大石头，用土草草地埋了起来。李从文就这样被阎锡山军残害了，当时年仅２３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