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得钊，１９０５年出生在浙江省永嘉县港头李宅村。幼时，私塾先生看他天资聪颖、知情达礼而免费授教，使家境贫寒的李得钊得以入塾读书。１９１７年以后，赖亲友乡邻资助，李得钊先后就读于永嘉岩头高等小学和瓯海艺文中学。他勤奋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青年时期，李得钊对就读和任教的这所英人教会学校——瓯海艺文中学深感压抑和不满，对军阀混战、外强掠夺、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极为愤慨。他与少年时的老师谢文锦关系密切，受其影响很深。谢文锦于１９２０年秋在上海成为早期青年团员及至中共党员后，逐渐成为李得钊的革命引路人。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谢文锦从上海传送来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溪山学友会，和金贯真等同学一起，深入农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他在这期间写下了“莫道流萤小小虫，抗暴大胆算英雄。风风雨雨无所惧，长此发光黑暗中”的诗句，表达了他不惧风雨、大胆投身反抗黑暗社会的斗争决心。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李得钊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大革命时期浙江全省唯一直属中央领导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成员。当时前往温州一带发展党团组织的谢文锦，在考察后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介绍李得钊：“毕业于基督教所办的艺文中学，现就在该校任事，人极诚恳可靠。他现在虽仍在教会学校任事，但很有觉悟。”
投身革命后的李得钊，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上海五卅反帝运动的浪潮波及温州时，他不惜失去教职，坚定地领导他所在的艺文中学师生罢教罢课。当友人担忧寻找工作不易时，他表示：“打掉饭碗，也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１９２５年７月，李得钊与金贯真等人一起离开家乡，进入上海大学学习。他在这所我党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里，接受着革命的教育和熏陶，吮吸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
同年冬，受党派遣，李得钊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留苏仅三个月时间，他就掌握了俄语基础知识。于是，他一边继续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利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新学的俄语，担负起翻译工作。１９２７年２月，他受党中央委托，作为第三国际代表的译员，随其返回国内，为东方大学招收了大批学员。
１９２８年，李得钊结束了三年的留学生涯，回到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上海，参加中央机关工作，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并兼职团中央工作。其后，在中央军委工作。１９３１年１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军委改称军事部，李得钊曾在周恩来任部长的军事部担任秘书。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上海中央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工作，他被任命为上海中央局秘书长。
这是充满艰辛的战斗年月。李得钊长期坚持战斗在租界捕房林立，国民党统治区特务横行，到处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地承担了极为繁重的秘密工作任务。
李得钊挥笔撰文，分别在《列宁青宁》《红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宣传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青年努力的方向。在他写的《列宁、李卜克内西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一文中，他介绍说：“列宁指出青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共产主义。但这不是说仅从书上去学得共产主义的知识就够了，最要紧的是把书本上的知识和实际工作连贯起来……青年的终身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因此，李得钊向青年们提出了“青年是新社会的建设者，他责任非常重大；为完成他的责任，他必须团结自己成为严密的组织”的主张。
李得钊在纪念五四爱国运动１０周年的《中国学生已往的光荣和今后的去路》一文中指出：五四以后的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更形巩固了，国民党的卖国媚外比以前北洋军阀更无耻了，豪绅资产阶级对工农民众的剥削更残酷了；青年学生所处的地位——屠杀、监禁、失学的慌，言论出版之不得自由——也更痛苦了。在一切这些情形之下，青年学生应该走那一条道呢？……”他在分析了革命的和反动的两方面学生的情况后，向徘徊中间的学生强调：“希望他们能够认清人类历史之演变必须归结到共产主义，认清现时的反动统治决不能长久，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中国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解放而斗争。”
李得钊在《哈尔滨事变中青年的任务》一文中，要求青年们“必须认清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必须认清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因此，他在《怎样纪念“五卅”》一文中认为，“五卅运动的总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纪念五卅，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并没收其在华的企业和银行”、“贯彻土地革命，解放农民”和“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真正民主政权”。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李得钊在执行党的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工农武装的主要任务中，尤其关注着浙南家乡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１９３０年３月下旬，受命巡视浙南斗争状况的金贯真返回上海，李得钊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工作汇报。根据党中央发出的“党应当坚决在浙南以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建立红军”的指示，当年５月，浙南成立了编入红军正式序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开展武装斗争。李得钊从该军筹备到正式建立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与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军长胡公冕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倾注了他的心血。当金贯真于５月２０日不幸被捕牺牲的消息传来后，李得钊为失去多年来志同道合的战友深深悲痛。他在《红旗》报上撰文写道：“贯真同志死了，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未死的我们在他被肢解了的、血淋淋的尸身之前没有悲哀，而只有愤恨；没有流泪的叹惜，而只有复仇的决心！当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替贯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死难的同志复仇雪恨的日子！”他发誓“血债要血还”！
作为上海中央局秘书长，李得钊既负责接待从各地到上海向中央请示汇报的同志，又要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安排护送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工作的党内干部。这些工作，必须慎之又慎。在险象环生的工作环境中，李得钊依靠机智沉着，一次次化险为夷。有一次，他拿着夹有党的机密文件的书本走在路上，不料租界巡捕突然宣布戒严，搜查过往行人。情急之中，他卷起书本握在手上，同其他行人一起高举双臂，让巡捕搜遍上下口袋而不露破绽。
在那艰难困苦的斗争年代，周恩来就曾极有远见地提出要搜集和保存党内文件，以“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李得钊十分重视这项历史性的工作。他严守党的机密，谨慎周到地布置了党内文件档案材料的保管工作，叮嘱有关人员：这是中央的重要文件，我们一定要保存好这批珍贵史料，生命可以牺牲，文献机密绝不能丢失。后来，这批珍贵的党史资料，历经保管人员多年艰辛，几度易人，直至解放，终于完整无缺地回到党中央手中。
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６日夜幕降临，设在上海马立斯新村的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被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们包围。当外出归来的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出现在门口时，即被捕获。正在机关内的中央局秘书长李得钊等人猝不及防，也一起落入敌人魔掌。
很快，李竹声等被捕的中央局负责人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自首叛变，成为匍匐于敌人脚下的可耻叛徒。然而，李得钊却岿然不动。被捕后，他化名林志明，在审讯中坚不吐实。他的真实身份因叛徒的当庭指认而暴露，处境凶险，但任凭敌人软硬兼施，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心以自己的生命保守党的机密，捍卫党的事业，维护共产党员的尊严。
不久，李得钊被移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过去长期艰苦繁重的地下工作中，他身染肺病，瘦骨嶙峋。但他在狱中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刑讯拷问。他刑伤累累，却铁骨铮铮，始终威武不屈地回答敌人：“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
李得钊被捕关押的年代，正是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艰难时期，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不断缩小，党中央和红军被迫转移，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组织屡遭破坏，损失惨重。国民党借机推行阴险狡猾的自首政策，不少人动摇了，向国民党自首登记，一时间竟浊流滚滚。身陷囹圄的李得钊，以坚定的革命信念，面对敌人的劝导诱降，一再严词拒绝，不肯就范，敌人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口供。一个法官曾以同乡人的名义叹息着劝诱说：“登个记，办个自新手续，这是潮流！”“不登记，何苦呢？”李得钊沉稳地回答：“我没有什么好登记的，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朋友的蠢事。”
李得钊毫不动摇的革命品质和宁折不弯的顽强意志，成为狱中囚禁者敬仰的榜样。难友们在他燃烧的生命中获取力量，团结一致抵制国民党的自首政策。当一位在上海被捕的难友趁看守不在时，隔着铁窗告诉他“我们一起被捕的八个人中一个也没有‘打报告’”时，李得钊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监狱和死亡面前，李得钊置身度外。每一次审讯前后，每天清晨起来，他都整齐地穿好衣服，认真地梳理头发，时刻准备走上刑场。在迎接死亡的日子里，漫漫长夜中，他遥望南天，思绪飞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他生于贫困的农村鞋匠的家庭，６岁丧母，全靠父亲含辛茹苦拉扯长大。参加革命后，长年奔波在外，无暇尽人子之责。他的父亲，曾携孙儿来沪探望，见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很为他的病情担忧，要求他随父回乡。李得钊告诉父亲；“我已负责极重要的工作，不能中途停下来不干，闹革命就是要一干到底的啊。”他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老父将失去唯一的儿子，留在家乡的一双儿女，还要拖累老父代为抚养；想到老父将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悲惨，他在狱中给父亲写下绝命书，一再述说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被捕后宁死不屈的决心，请父亲原谅自己忙于革命工作，难尽孝道；祈望老父心地开朗，切莫过度悲伤，光明来临已为期不远，当可目睹身受。
凄冷的月光透过铁窗，洒在阴森的囚室。在狱中看守巡回监视的脚步声中，李得钊惦念着朝夕相处的伴侣和战友。他的前妻病逝后，为了掩护地下秘密工作和照料他的生活，曾经组织介绍，与担任党内交通员的周惠莲结为夫妇。他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从未透露工作机密。然而，新婚不满一年，他被捕入狱。仅仅１小时后，身怀六甲的妻子也在住处被捕。虽经组织营救，妻子不久被保释出狱，不料在分娩２０天后，再次遭到逮捕。年轻的妻子拖着虚弱的身体，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也被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恰巧关押在李得钊的隔壁牢房。当妻儿熟悉的声音隐约传来，他抑不住惊喜，在墙壁上轻轻敲击着联络暗号。一听到这以往约定的暗号声，他的妻子急切地敲暗号回答了他的询问。
自从短暂的隔牢相逢后，李得钊与妻儿虽身囚同一座监狱，彼此牵肠挂肚，却未能再见一次面，未能再说一句话，咫尺竟成天涯！他惦念妻儿柔弱的生命将忍受怎样的摧残，将怎样度过狱中非人的生活。他向身边的同志、同监的难友一次又一次地述说，拜托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们母子多加照料。
１９３５年８月，李得钊被判处１５年徒刑，投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这是一座号称“天牢”的监狱，囚禁着被国民党判处重刑的军事犯和政治犯。李得钊被囚禁在“人”字监区８号牢房。空气混浊的小小囚笼，关押着２４人，４个人合用一张床，拥挤得只能轮流躺下。狱中吃的是烂米、稗子、砂子煮成的“三层饭”和烂菜汤，口干舌燥时连水也喝不上。残酷的狱中生活，不能消磨李得钊的意志。他不顾一切困难，坚持每天学习。在他狱中留下的《烦闷》一诗中写道：
“烦闷是一把利刃，恶狠狠地刺着我的心；
我的心刺破了，便涌出滚滚的泪涛。
烦闷是一根铁索，怪痛苦的把我的灵魂儿束缚；
灵魂儿束缚得无可奈何了，只呜呜咽咽地在那里哀号。
利刃哟！铁索呀！几时我得了能力，定要把你们捉住。
然后一起投在洪炉里，铸成座小小的生命胜利的纪念塔。”
字里行间，倾诉了李得钊渴望一息尚存，能回到党和同志们的怀抱，以及他恨不得关山飞度，早日参加如火如荼的斗争的心愿。然而，他未能等到这一天。由于监狱非人生活的折磨，以及狱医滥施过剂量的金鸡纳霜致使他药物中毒，于１９３６年９月在狱中去世。
“灯蛾扑火似无成，是是非非评不清。
我说灯蛾死可贵，粉身碎骨向光明。”
这是李得钊青年时有感于灯蛾扑火而写下的小诗，也是他以他的生命，实践他追求光明、追求解放，不惜粉身碎骨的真实写照。他的生命轨迹只有３１年，没能看到他为之奋斗而终于胜利的那一天。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由中央组织部编制的李得钊烈士档案中明确记载：李得钊“被捕时，任李竹生（声）之中央分局秘书长，与李竹生（声）一道被捕，李等皆叛变，惟他表现很好，判十五年，在监病故”。周恩来在解放后写给李得钊之子的信中说：“李得钊同志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如今，在烈士的故乡温州，在烈士的牺牲地南京雨花台，以及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分别陈列着他的遗像和遗著，人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