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斗文，１９０５年生于山东省掖县。１９３０年，在北京宏达学校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派他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不久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严守党的机密，敌人得不到任何证据，一年后将他释放。李斗文出狱后，由于敌特监视，活动困难，组织派他去上海工作，不久又去苏联学习。
１９３４年秋，李斗文回东北，任饶河反日游击大队政委，并被选为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委员。
虎林、饶河一带，朝鲜族聚居的村、屯较多，因此，初期在游击队中，朝鲜族同志占多数。李斗文来到部队后，十分注意抓汉族、朝鲜族同志之间的团结。无论对汉族队员和朝鲜族队员，他都一视同仁。他常讲：“朝鲜族同志遭受两次亡国的痛苦，他们革命很坚决，在抗日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团结起来力量大！”他自己十分注意以身作则，对游击队中的朝鲜族同志，如大队长李学福、参谋长崔石泉、副大队长朴振宇等都十分尊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每逢部队驻扎在朝鲜族村、屯，他都一再提醒战士们尊重民族习俗。经过李斗文的细致工作，加强了民族团结，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李斗文工作热情，待人诚恳，善于团结和帮助同志。当发现战士有缺点错误时，他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耐心地启发他们自己认识，以理服人。有一次，李斗文找一个战士谈心，指出这个战士的缺点。这个战士不高兴了，对他很不礼貌。李斗文没有计较这个战士的态度，亲切地劝他好好想想。过了两天，这个战士想通了，高兴地去找李斗文道歉：“还是你说的对！”
李斗文多才多艺，经常自己编写歌曲，教战士们唱。其中《军队纪律歌》《中华民族联合起来》等歌曲，战士们都很爱唱。李斗文还擅长演说，讲起话来有声有色，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在每次群众大会和队员大会上，他都进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对提高群众和队员的政治觉悟、鼓舞士气起到很大作用。
李斗文不仅向自己的同志进行政治宣传工作，也向伪军进行宣传鼓动，以瓦解敌人斗志。
１９３５年１月，饶河游击大队与伪军第三十五团在关门嘴子遭遇，双方各占据一个山头相对峙。李斗文趁夜深人静，向对方喊话。他从国内外形势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从日本侵略者吞并全中国的野心讲到蒋介石卖国不抵抗政策。当他一一陈述日军的野蛮暴行时，伪军中一片唏嘘声；当他讲到中国人要联合起来打日本时，伪军官兵情不自禁地附合说：“对呀！对呀！”还高声呼喊：“你再讲点！”最后，伪军士兵们说：“我们明白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再和你们打了。”伪军主动地撤退了，从而使我游击队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此后，伪军第三十五团再和游击队相遇，总是“枪口抬高一寸”。他们经常还有意地在阵地上留下一些子弹，送给游击队。
一次，游击队在抱马顶子遭到另一支伪军包围。李斗文冒着枪林弹雨在阵地前喊话，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感动了伪军，使游击队安全突围。
李斗文不仅具有极强的政治工作能力，也有很高的军事素养，打起仗来有勇有谋。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初，敌人开始对饶河游击队进行“冬季大讨伐”。他们分几路直入游击根据地抱马顶子，企图在一个半月之内消灭游击队。针对敌人的计划，游击队采取各个击破的对策。李斗文率３０余名队员到十八垧地阻击敌人，他和战士们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待敌。敌人靠近以后，他们迅猛出击，结果２５名敌人都被游击队消灭，并缴获全部武器装备，为打退这次敌人的所谓“大讨伐”起了重大作用。
１９３５年３月，大叶子沟的２０名“自卫团员”要去迎接日军“讨伐队”，来“围剿”游击队。李斗文预计敌人必须经过十八垧地，就带队在十八垧地进行伏击，结果打死敌人９名，打伤８名，还缴获１８支枪。
８月，饶河反日游击大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李斗文任四团政治部主任。
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０日，李斗文与团长李学福一起，率领１５０名战士，连续攻打了饶河县小南河大排队，拔掉了小西山敌伪据点。９月２６日，他们来到乌苏里江边的新兴洞休息，被日军某部指挥官高木发现，率巡江部队７０余人登岸搜索。四团抢占屯西北土岗与日军展开激战，击毙高木以下３０余人。此时，伪警察大队和伪军第三十五团相继赶到，将四团包围，情况十分危急。李斗文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伪军第三十五团阵地前的山坡上喊话：“中国兄弟们，我们是抗日军！我们专打鬼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士兵听到宣传后，知道遇上了“老相识”，枪口朝天放弹。李学福团长率领四团主力，从伪军第三十五团阵地前安全突围。此前，正当李斗文喊话时，敌弹击中他的胸部，当场牺牲，时年３０岁。
（郭健军、龚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