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昌圣，又名黎时中，１９０４年出生于四川省达县张家乡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黎蕴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思想进步。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就萌生了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１９２５年秋，他从达县县立中学毕业，１９２６年考入江苏省南通大学农科。这期间，他与该校同乡组织了四川同乡会，讨论政治问题，探索革命真理。黎昌圣文思敏捷，能说善辩，笔力锋利，经常在会刊上发表思想评论，鞭挞腐恶，抨击时弊，成为南通学联的骨干。有时他还作诗填词，抒发忧国忧民、革新社会的革命理想和远大志向。１９２７年春，他写了一首题为《自由鸟》的新诗：
飓风暴雨，
打得我好苦！
打翻了我的旧巢，
淋湿了我的美丽的衣裳。
振着翅风，
奋着勇气，
再也找不着栖身的枝儿安息！
转瞬风雨停定，
那和煦的阳光，
从稀薄的云霞中射出，
照着那鲜绿的嫩叶，
我的自然衫，
被可爱的阳光曝干了。
那时间——
乘着狂风，
任我飞得海尽山穷，
把身体上一丝一片的羽毛，
吹散在自由的空中。
这首充满激情的诗，抒发了黎昌圣追求民主、向往自由、无私无畏、献身革命的情怀，颇受同学称道。
１９２７年秋，黎昌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春，当选为中共南通县委委员。１９２９年４月，担任中共南通特委秘书。４月２３日，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南通县政府拘捕，后移送苏州第三监狱关押。
值此夏令时节，被拘于狱，“日则臭气熏蒸，呼吸难作，夜则呻呤四起，臭虫叮身，欲寐不能”，“异乡游子竟受不白之冤而处囚，深夜自思，悲咽呼呼，无辜被拘，冤从何白”。这是黎昌圣对狱中生活和内心世界准确而生动的真实写照。
因“共党嫌疑”牵连受拘的黎昌圣，想得更多的是依法辩明，早日获释。他用隽永的欧体小楷自撰答辩状，对当局起诉的条款一一辩驳：“在南通大学业经三年，平时专心一志，以研究科学为唯一职务，从不干预外务，并未入何党”，“应以被告行为是否合于法定犯罪构成事实为断”，“不须烦言而自明矣”。“该县所载笔录，已非原供之真相，况加入共党是一种秘密行为，依法自不能生效”。
黎昌圣依法立论，字字有力，并戳穿了敌人伪造审讯笔录的花招，使他们在法理面前窘态毕露，无辞以对。在监狱特别支部领导下，他还以遭冤狱而怨怒的姿态积极参与斗争，和茅理、徐家瑾、陈起蟳等难友鼓动罢饭，要求取消酷刑，改善待遇。他们的合法斗争刺到了敌人的痛处，监狱当局称他为“首犯”，“至为险恶”，“加钉足镣，严行看管”。９月初，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终因无据确认黎昌圣是共产党人，只好判他有期徒刑４个月，以抵冲拘押时间，释放了事。
出狱后，中共南通特委让黎昌圣回乡休养。他回到达县后，党组织派他到石桥小学任教，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石桥地处达县、渠县和巴中三县交界，交通方便，川陕边防督办、老牌军阀刘存厚又派重兵镇守。黎昌圣常走村串户，了解民众疾苦，传播革命思想，启发阶级觉悟。在他的努力下，石桥建立了党小组，成立了农会，还领导群众破除迷信、抗租抗粮。１９２９年冬，刘存厚下令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黎昌圣因身份暴露，被迫转移至上海。
１２月初，黎昌圣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来到苏北如皋，将如泰工农红军大队扩编为总队，并任总队长。他学习井冈山毛委员的经验，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纪律教育，使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１２月１２日，部队攻取长江边的“防共”重要据点周庄头，士气大振。１９３０年２月，如泰工农红军编为红十四军第二支队，黎昌圣任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了围攻反动大地主卢硕如的老巢卢家庄的战斗；领导策反驻在七号桥的县警察大队第三中队警士翟宏根的工作，翟宏根击毙了保卫团长周仁甫，率２０多人带枪起义，当了红军。
４月１６日，红军攻打如皋的老户庄。中午，黎昌圣从指挥所来到第二大队阵地，安慰大家：“你们攻击没有成功，也不要急，我们再想办法，老户庄一定能打下来。”他根据军长的命令，把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调到庄子东边，与第一大队汇合，集中攻击一点，打开缺口。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不幸腿部负伤。
黎昌圣被送往上海治伤，并负责筹建红十四军驻沪办事处。５月，办事处成立，他受命为主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办事处承担着联络部队、购买武器、收治伤员等工作。６月，红十四军改编，第二支队改称第一师，黎昌圣伤愈回军中，任第一师政治委员。９月９日，田家铺战斗失利，红十四军宣告失败，他受命回乡从事地下工作。
黎昌圣回四川后，任达县中学训育长兼翠屏师范学校教师。他以此为掩护，积极开展学生运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黎昌圣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和地下党员黄云生、李中权、杨文局等一起，团结学校师生，联合工商各界，在达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并揭露和鞭挞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可耻行径。达县到处张贴了“反对国民党卖国媚日”、“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等标语，吓坏了军阀刘存厚。为控制学校，刘存厚将达县中学校长田崇安撤职，换上了“国家主义派”分子唐隽。唐隽一到校就公然下令开除了十几名进步学生。黎昌圣团结达县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李中权发动罢课，提出“唐隽必须撤销开除学生的错误决定，公开向全校师生认错，保证今后不再压制学生爱国行动”的主张。斗争持续了１个多月，唐隽请县长张仲孝来校训话，带了一批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会场。黎昌圣领导学生坚持斗争，“坚决要求撤换唐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刘存厚、张仲孝之流眼看不能硬性镇压，只好撤换唐隽，请回老校长，接受被开除的学生返校复课。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仅赶走了反动校长唐隽，而且狠狠地打击了刘存厚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１９３２年秋，中共达县特别支部成立。黎昌圣任特支组织委员，分工负责城郊农民运动和宣传工作。他作风朴实，与广大农民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友谊，深得群众爱戴，达县城郊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革命组织、地下武装不断涌现。
１０月，红四方面军第十三军在余天云、李先念指挥下攻打达县城。黎昌圣和梁（平）、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一起，指挥西线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一举拿下达县城。红军进城后，中共达县县委和达县苏维埃政府诞生，黎昌圣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和县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在达县东北部的宣汉双河场召开绥定道党代会。张国焘对与会人员实行“政治审查”，继续排除异己，大肆排斥、打击知识分子和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达县地下党员陈慕勤，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五四运动前后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便被诬为“ＡＢ团”、“改组派”，予以逮捕。
曾任红十四军第一师政委、时任达县县委组织部长的黎昌圣，眼看这些朝夕相处、久经考验的革命同志在革命阵营中横遭迫害，义愤填膺，当即挺身而出，为冤屈的同志辩护。在党的组织会议上，他针对张国焘的“唯成分论”，理直气壮地历数道：马克思出身贵族，恩格斯父亲是资本家，他们都信仰过宗教。但是，他们从原来的营垒中杀出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如果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能创立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写出巨著《资本论》吗？难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要受“政治审查”，逮捕治罪吗？
黎昌圣还以亲身经历对大家说：我在江苏省南通大学农科学院读书时，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并进苏州监狱４个月，敌人十分恨我，称我在狱中斗争是“至为险恶”，却找不到从事革命工作的证据，不敢定罪，只好把我放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更要注重证据，千万不能冤枉革命同志，内耗革命力量。
在张国焘猖獗之时，黎昌圣仗义执言的勇气令大家肃然起敬。张国焘对此却恨之入骨，他明知在党的组织会议上陈述理由完全符合党章，无力反驳，不敢公然镇压这位红军将领和党的组织干部，便采取了暗害的卑鄙手段。在一个苍茫的黑夜，黎昌圣被害于回达县的山路上，时年２９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