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林，原名金东轼，幼名金东植，别号绍波，化名金大伦、孙靖海，１９０４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咸州郡东川里的一个贫农家庭。后迁居中国吉林省延吉道宁安县。
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消息传来，李成林等人也在宁安的戏园子召集２０００多名学生参加群众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罪行，声援上海学生、工人、商人的正义行动。１９２５年末，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宁安四 中。１９２６年春天，李成林赴广州，到中山大学勤工俭学。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后，广州也开始制造反革命惨案，李成林离开广州回到了宁安。
李成林回到宁安后，便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宁安江南黄旗屯朝鲜族学校师范班当了教员。这时，他家也从城里迁到了黄旗屯。他以教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到宁安城里、海林、穆棱、乜河等地以办朝鲜族师范班为名，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开展革命活动。１９３０年春天，李成林到海林、山市一带，同当地共产主义者一起，依靠广大农民，对民族分裂者开展斗争。这时，一些极端主义分子诬告李成林，并勾结反动警察机关，将其逮捕，关进监狱。当年夏天，他在革命同志积极营救下出狱。
１９３０年，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关于朝鲜族与各族人民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朝鲜族先进分子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李成林于１９３０年７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活动。这时，宁安县委从苏联、哈尔滨搞到了一些武器，组建了宁安工农义勇队，县委安排李成林到工农义勇队中去做宣传抗日救国的工作。１９３０年９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和南方苏区开展土地革命的影响，李成林在宁安县委的具体领导下，发动黄旗屯以及附近村屯农民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同年１０月，在县委的领导下，他在宁安江东花脸沟又组织了农民秋收暴动。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东北。为了抗日，中共宁安县委机关由东京城迁到乜河南沟，在东村建立了中韩反日会，赵福林（后变节）担任会长，李成林、李光林担任副会长，并从会员中选拔出３０名进步青年组成“东村徒手义勇军”，收缴地主的枪支武装自己，开展了抓汉奸、走狗，收集敌人情报等活动，并组织队员到附近村屯去宣传、讲演、贴标语等。
虽然蒋介石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但仍然有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官兵自发地起来抗日。当时驻扎在安图县明月沟的原东北军第十三混成旅第七团三营营长王德林，在全营官兵一致要求抗日的形势下，拒绝省军署参谋长熙恰关于调防的命令，把部队拉到汪清县小城子，组成救国军，公开打出抗战的旗帜。这时，东满特委根据中共中央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２日发出的“抗日救国”号召，和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共产党员要发动劳苦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各地党组织要选派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做争取、改造救国军的紧急指示”，作出了“发动抗日斗争的决议”。为了迅速组建抗日武装队伍，早就与王德林结成深厚友谊的共产党员李延禄，被党组织派到王德林的救国军中去工作。特委决定，由李延禄介绍，李成林（化名金大伦）等同志也到救国军中去工作，任务是在救国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在救国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由于李成林是李延禄（当时任救国军参谋长）介绍的，再加上他曾在中山大学读过书，熟知国内外的形势，又做过地下工作，到救国军后很快就得到了王德林的器重，被任命为总部宣传部长。
１９３２年夏天，救国军转移到东宁县城。在修建兵工厂时，李成林借此机会建立了一座简易的小印刷厂（地址在旧东宁县第八小学）。印刷厂建成后，李成林立即办了《救国日报》，每期发行２０００多份，在群众、士兵中很有影响。他还组织印发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刊物《在战线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各地抗日情况以及救国军的新人新事等。刊物发行后很受群众和士兵们的欢迎，这是我党第一次在救国军中有了思想宣传阵地。在李成林的带领下，宣传部的同志以兴源镇小学教员的身份，白天给学生讲课，晚间办群众夜校，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来。这期间，李成林还起草、印发了《抗日救国宣传大纲》《告同胞书》等重要文件，在宣传抗日救国上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间，东满特委组建密山县委时，李成林又转到密山县委担任宣传部长。他到任后，不辞辛苦，积极工作，先后到古城镇组建了特支，在亚河、青山河改组了勃利区委，归密山县委领导。在发展党团组织的同时，又组建了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在组建哈达河反日会、儿童团时，李成林亲自向儿童团教了“儿童团歌”“同志们歌”“中华民族歌”等。儿童团组建起来后，在站岗放哨、监视坏人、送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成林在做抗日救国思想发动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他深刻理解“反革命的武装，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去打倒”的道理，１９３３年冬和共产党员朴凤南、张圣林、金镇浩一起研究了秘密组建抗日游击队事宜。１９３４年３月间，到张老呔菜营，创建了密山抗日游击队——密山抗日总会，由党团员和抗日积极分子组成。总会机关设在哈达河。刚组建时，队员有４０来名，有枪支３３支，队名定为“密山民众抗日军”。这支队伍不断扩大，打了不少胜仗，曾在密山河北杨树林子与１５０多名伪军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战斗，毙敌营长１人、连副１人，伤敌１０余名。后来，游击队受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影响，执行了王明的关门主义路线，游击队孤军作战，连连受挫。人员也比较复杂，队长张宝山是旧兵痞出身，在一次与日伪军作战时，带领十余名队员，携枪１２支投敌叛变。李成林受吉东特委的派遣，深入到这支队伍中进行教育整顿。根据特委的指示，他重新调整了游击队干部，派党员朱守一任队长，金伯万为副队长，梁怀忠、金昌德为分队长，游击队正式命名为“密山赤色游击队”。１９３４年，这支游击队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合并，改编为四军二团。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共吉东特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平（杨松）到密山县一带巡视工作，召开密山县委扩大会议，决定改组勃利区委，建立勃利县委，李成林任县委书记，阚玉坤任组织部长，崔洪基任宣传部长，李根淑任妇女主任。１９３５年初，成立中共吉东特委时，李成林又担任特委委员。
１９３５年，李成林在县城发动工人反满抗日，依靠群众搜集日本守备队、山林警察队和伪军的情报，购买弹药。他把搜集到的情报和购买到的弹药，用装酒精的大车送到七台河、五站等地交给抗日部队。
为了方便开展革命活动，李成林主动结识了大四站的共青团员、反日会负责人孙靖宇，并与他结为兄弟。当时李成林的化名是孙靖海，孙靖宇的父亲孙海涛是大四站的武装团总，手里握有一部兵力，家里还开着小杂货铺子。李成林经过考察，认为把县委机关由青山沟转移到大四站孙靖宇的老岳父家比较安全。孙靖宇的岳父老姜头老俩口和姑娘早已参加了反日活动，畅快地同意了，于是李成林便把县委机关迁到了老姜头家，并和老姜头处好了关系。李成林借着孙靖宇父亲的势力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有时穿上保安队服装，带上保安队护照往来于敌人据点。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平到密山一带巡视工作时，李成林向他汇报工作时谈到统一战线，吴平用肯定的态度说：“这种斗争形式很好。”又说，“这就是我说的内红外白的抗日同盟关系的具体形式之一。”这件事使抗联第四军的同志也受到很大启发，会后广泛地运用了“内红外白”的抗日同盟关系，在经济、政治工作上都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在向吴平汇报工作时，李成林根据部队改编后的力量情况，提出了开辟勃利游击区的主张，同时谈到了勃利县青山沟里日本资本家经营的“清水组合”伐木场里有大批雇佣的山林警察，有很多军需物资和马匹，可以夺为己用。吴平立即指示四军派人侦察，经侦察发现属实。于是，１９３５年２月，四军一师的一个团攻打了“清水组合”伐木场，除了夺得大批军需物资外，还夺得４００多匹战马，从此四军建立了骑兵部队。
李成林在发展党团组织的同时，注重发展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组建了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当时县委提出“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车出车，人人都要参加抗日斗争”的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积极响应，支援抗日斗争。地方党组织抓紧组建基层反日会的同时，动员反日会员发动群众，往抗联部队送子参军，筹军粮，做军衣，做军鞋，购买枪支弹药，切断通信线路，破坏交通，搜集情报，掩护抗联人员，撒传单，贴标语等，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各地反日会和妇女会，自１９３５年２月成立后，在给抗联四军送粮、缝补衣服、救护伤员、掩护行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四军的高度赞扬。
李成林在工作中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１９３５年春，日伪政权机关要收缴群众的地照和枪支。为了阻止敌人的这一行动，李成林不畏艰险，深入敌穴，说服山林队“大金山”赵庆祥，带领３０余人参加了保地照、保枪的斗争。
李成林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当时抗联三军、四军、五军都在勃利、密山、依兰、桦川一带活动，李成林积极配合各抗日部队，除了动员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积极给部队提供情报、解决给养、护理伤病员外，他还在传达上级指示、协调各部队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３５年秋天，李成林主动与四军领导协商，把朴凤南同志从部队调到地方做扩军工作。１９３５年冬，抗联三军从方正来到勃利县一带活动，因情况不熟，开展活动有困难，就找到县委，要求帮助解决这一困难。抗联三军的金策同志和李成林谈话后，他就积极与四军领导协商，把原来四军的宣传部长（后来到勃利县内山林警察队做秘密工作）金镇浩派到三军四师工作，解决了三军对勃利县情况不熟的问题。三军同志高兴地说：“李成林同志胸怀全局，凡是抗日救国的事，只要他能办到的，找到他都会积极热情地帮助解决。”
李成林工作期间取得了各方面的显著成绩，１９３６年被提名为中共松江省委书记。６月，李成林去抗联四军军部开会，途经勃利马粪包沟时突遭土匪袭击，不幸牺牲。时年只有３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