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颜（１９０５—１９２８），原名李树信，山东省莱阳县东双山村（今属莱西市）人。１９２０年，李伯颜与同在前保驾山村成长起来的好友孙耀臣考取了姜山高等小学，同窗５年。这期间，他阅读了很多报刊杂志，进一步了解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长期混战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根源。
１９２４年底，李伯颜高小毕业。为了继续深造和寻求革命真理，他决定去上海求学，于１９２５年初春考入暨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他的亲密同学孙耀臣考入了军阀张宗昌在济南创办的军官学校，就读炮兵学。两人虽然相隔千里之遥，却时有书信来往，交流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对人生有着一致的观点和认识。李伯颜在暨南大学期间，一面认真学习专业知识，一面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向导》周刊和一些进步书籍，还受到了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教诲，开阔了政治视野，提高了革命觉悟，逐渐成长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革命者。
１９２５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李伯颜响应党的号召，走出校门，积极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在租界联合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领导学生高呼口号，揭露日、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并在码头、工厂、街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五卅惨案中死难者呐喊抗争。在这次运动中，他受到了现实的教育和锻炼，认识上也有了新的飞跃。
１９２６年春，李伯颜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地从事党的工作，晚上和假日深入工人宿舍，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了工人的爱戴和拥护。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血腥镇压，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党组织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传达八七会议决议，恢复整顿党的组织。李伯颜于１１月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山东开展党的工作。１２月１３日到达济南，他找到同乡知己孙耀臣（济南军官学校学员，共产党员），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关系。李伯颜、孙耀臣接受省委关于返回莱阳创建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指示后，于１２月１８日回到家乡前保驾山村。回村后即进行党组织的创建工作。他们先组织起部分贫苦农民，对其进行革命启蒙教育，成立和发展农民协会组织，然后在农协会员中物色发展对象，进行党的教育。不久，即以“钢胆、热心、沉着、慧敏”为条件，发展孙文合、孙凯山等６人为共产党员。１２月２６日，在李伯颜、孙耀臣主持下，成立了中共前保驾山村支部委员会。小学教员孙文合任书记，孙凯山任组织委员，林世卿任宣传委员。这是胶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李伯颜主持成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后，为落实省委关于扩大党的队伍、组建县委的指示，立即前往莱阳东部的农村开展工作。１９２８年１月在万第镇水口村，与早期共产党员宋海秋等人接上关系。调查了解东部的党员分布情况后，他不怕天寒地冻，冒着风雪，奔走于万第周围各村，与地下党员取得联系。２月，省委发出《关于征求党员的通告》，要求全省６个月内必须发展６１０名党员。按《通告》要求，李伯颜加快工作步伐，发动党员以走亲访友名义，到各村物色对象，加紧教育培养，发展党员。２月末，派宋海秋到党员数量多、斗志旺的石龙沟村，成立了党支部，宋式纯任支部书记。党支部成立后，党员很快发展到２０余名，建立了３个党小组。３月上旬，淳于、田家灌、王宋等村先后建立了党小组。这时，莱阳东部已发展党员１００余人。经过几天的酝酿筹备，于３月中旬在水口村召开各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中共莱阳县委，李伯颜任书记兼组织委员，孙耀臣任宣传委员。这是胶东第一个县委。
县委成立后，李伯颜始终把扩大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发动武装暴动、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不断把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首先着力发展党组织。县委把水口村作为党的活动中心，在蓝家庄、薛格庄、寨庄头、淳于村建立了４个地下联络点，使党组织很快发展到莱阳、海阳边区。为把党组织扩展到敌人内部，３月下旬，李伯颜与孙耀臣决定，派孙耀臣以军官学校学员身份打入地方军阀施中诚内部。由于孙耀臣的文韬武略超出施中诚的预料，入伍后很快取得施的信任，不久即被委任为参谋长。从此，孙耀臣以参谋长身份，以视察工作为名，广泛接触士兵，秘密发展党员。同时，李伯颜还派党员宋云程在县公署保卫团内发展分队长宋仁甲为党员，并由宋仁甲在县公署内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到５月初，全县已发展党员３００余名。
从１９２８年２月开始，李伯颜一边发展党组织，扩大党的队伍，一边以贫雇农为主体，继续壮大农民协会队伍。艰苦的岁月，县委领导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徒步往返各地，活动经费更无出处。县委书记李伯颜的办公室就在群众中，办公桌就是自己身上的挎包，走到哪里就工作到哪里。为了避开敌人的视线，他经常躲在深山密林里，有时挎包里的干粮吃光了，就靠山中的野菜和泉水充饥解渴。为了使更多的农民提高革命觉悟，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便化装成教员或买卖人，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披星戴月，跋山涉水，深入到联络点和村庄，向群众陈述国耻，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介绍彭湃领导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李伯颜带领党员始终把立足点放在人民群众中，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莱阳东部和海阳西部地区的贫苦农民把他当作是农民运动的领袖、解除苦难的救星。
通过李伯颜和广大党员夜以继日的工作，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很快遍及莱海边区。到４月，在田家灌、五处渡、迎格庄周围村，发展农协会员３００余人。下旬，他派党员于振海、于典军到海阳西部，协同海阳党员，在３０多个村建立起农民协会组织。到５月建立农民协会的村遍及全县，西至水沟头、义谭店、姜山，南至大夼、姜疃，北至南务、山前店，东至海阳西部，农协会员达２０００余人。
１９２８年初，山东督军张宗昌滥发军用票，引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农民反抗情绪日益高涨。李伯颜抓住时机，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胶东抗粮军，发展农民武装；指示各村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千方百计筹集枪支、大刀，发展武装。李伯颜亲自组织人员编印传单，揭露张宗昌及其莱阳爪牙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的罪行，号召农民加入武装组织，并在小院村召开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进行组织发动。这次会议主要是统一思想，解决如何筹集武器、发展武装问题。会后各村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积极行动，到５月初，抗粮军队伍扩大到７００余人，有长短枪３０余支。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发动，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不断发展，抗粮军队伍逐步壮大。但农民武装力量与当地军阀势力相比，仍处于劣势。李伯颜决定联合农民武装田益三、徐子山等部采取联合行动，武装攻取莱阳城。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队伍迅速扩大，抗粮军武装力量初具规模，武装暴动的条件日渐成熟。５月２６日夜，县委在小院村西小河口夹河套召开全县党组织和农民协会负责人会议。会上，李伯颜进行动员后，部署了攻城劫狱，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施方案。以鸡毛传牌为信号，高粱秆点火把，统一行动。宣布田益三为胶东抗粮军副总指挥，率部主攻东门，打开监狱，夺取钟鼓楼；徐子山主攻北门，策应田益三；李伯颜率莱海地区抗粮军主攻南门，占领县公署；前保驾山村党支部率西部地区抗粮军主攻西门，策应李伯颜；城内地下党员宋仁甲做内应；孙耀臣稳住施中诚队伍，使其不派兵增援县公署，并对主攻四门的战术协同配合问题作了具体要求。同时，对攻城战斗打响后，立即在城外点烟火、放鞭炮以及呐喊助威的人也做了详细安排。
就在大家热烈拥护攻城方案的时候，小院村党支部负责人赵百原突然提出反对意见。他以攻城时机不成熟为由，起哄发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疑惑不定。直到凌晨３点，反对派仍纠缠不休，搅得会议无法进行。李伯颜只好宣布休会，决定日后再议。
会后，赵百原谎称本村党员干部留下开会，诱骗李伯颜参加会议。年轻的李伯颜身处险境而不知，对赵百原缺乏警惕和防范，被赵百原、赵洪恩、赵洪明、赵永思等人用腰带勒死，密埋于河套里。李伯颜被害时年仅２３岁。
在不知李伯颜被害的情况下，胶东抗粮军副总指挥田益三按照李伯颜制定的攻城计划，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１日率部举行了武装暴动，占领莱阳城东门城楼，打开莱阳监狱，放出２７０名革命群众。国民党莱阳县长王宝仁弃城逃跑。这次暴动在胶东开创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