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虎，１８５４年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西曹村一个贫苦农家。幼年丧父，与弟弟成蛟随母讨饭为生，在患难中成长。他的青壮年时期，正是清朝政府腐败不堪，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灾难深重。在地主官绅苛捐杂税和重租高利的盘剥下，李成虎一家与周围穷苦农民一样，终日辛劳却度日维艰。因此，他一经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先进分子的宣传启发，即从自己几十年的苦难经历中深切认识到，穷人的出路就是要大伙团结起来，“揭竿而起，挺身而斗”。
１９２１年９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在浙江萧山衙前爆发，当地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发布《宣言》和《章程》，开展抗租减租斗争。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萧山、绍兴和上虞三县的８２个村庄相继成立农民协会，１０多万贫苦农民投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衙前农民运动开始掀起的农民斗争浪潮，显示了中国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潜在的伟大的革命力量。
衙前是浙东萧（山）绍（兴）平原上的一个农村小集镇，距省城杭州６０余里，周围河港交叉，阡陌纵横，是个地肥水美的鱼米之乡。然而，在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农民们遭受苛捐杂税的掠夺和地主豪绅的重租盘剥，又加旱涝灾害，生活极其困苦。衙前附近的南沙一带，因钱塘江改道，土地连年坍塌，可耕之地日渐减少，失去生计的农民们被迫卖儿鬻女，背井离乡。在衙前农民运动发生的那年，仅萧山仁字号一带地方，因歉收断粮，饿死竟达百余人。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农民们悲叹着：“吃也精光，穿也精光，哪有东西交点王（点王即田主）。”他们日夜渴望找到一条活命之路。
１９２０年８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萧山衙前人沈定一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上海党的发起组在积极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还重视开展农民运动。
为了开展农民运动，１９２１年４月，沈定一从上海回到衙前，创办衙前农村小学，邀请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师生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和杨之华等到衙前任教。他们一面教书，一面经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同农民建立了密切联系。
这年初夏，李成虎等农民因上年被安昌油坊老板赊购去的油菜籽一直拿不到钱，而托沈定一出面帮助催讨。李成虎为此常与沈定一会面交谈，倾诉农民的苦难。由于油坊老板无钱归还，使急需用钱买肥料的农民们陷入窘境。沈定一拿出钱分给他们，并趁机启发解释道：“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这是你们种我底田的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人自己底血汗，现在只好算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其他人拿着钱都高兴地走了，惟独李成虎捧着这些钱失声痛哭，哽咽地说：“我看得这注钱心痛啊！”他的眼泪滴在钱上，心中深深痛惜着自己的血汗钱不得回到自己手中，叹息多年来的劳动血汗大多落入地主手中。
沈定一用通俗的话语鼓励农民说：“一根麻秆容易折断，一捆麻秆就折不断。”思想受到启发的李成虎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只有团结起来向地主田主展开斗争，才能改变困苦的生活。他一扫过去消沉的情绪，成为村里觉悟最早的农民之一。他不顾６０多岁的高龄，走村串户，和农家兄弟促膝交谈，他说：田是我们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粮是我们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我们种田人之所以苦，就苦在各顾自己，地主来逼租就没有办法了。三先生（指沈定一）说大伙要团结起来，我看这是条出路”。
李成虎被沈定一和教员们“世界是劳动者的世界”、“你们应争回被夺的权利”等演说内容深深吸引，积极追随他们，成为每次演讲的召集人和忠实听众。每次演讲前，他一边上街鸣锣通告，一边四处招呼农友们：“今天有三先生的演说，我是听过他几次演说的，他的话是句句不错，大家都该去听听。”演讲开始后，他坐在台下倾听着，“目灼灼地一声也不响，有时立起身来，用严肃的态度维持听众秩序”。在他的召集下，各处赶来听演讲的农民从最初的百十来人猛增至数千人。在山北土地庙前的一次演讲，附近二三十个村的农民都赶来聆听，演说内容很快传遍了萧绍一带村落。
这年５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地主和米商趁机将每石米价从１０元哄抬到１３元，断炊的农民们感到只能团结起来保卫自身利益。李成虎在沈定一等人支持下，挺身而出。他在聚集起来的农民群众面前，“哗啦”一声，解下系在身上的大围身，缚在扁担上当作旗帜，带领愤怒的群众进发坎山镇，在捣毁了沈定一妻弟开设的“周和记”米店后，又精神抖擞地举着这面旗帜，率队翻过莫家岭，经长巷，到瓜沥，沿途饥民纷纷追随，也把围身缚在扁担、竹杠上当旗帜，呼呼啦啦，队伍越来越大，声势越来越壮，连续打掉了那一带哄抬粮价的米店，迫使米商恢复原价。
６、７月间，连日暴雨使洪水淹没了稻田，要保住庄稼，就必须迅速排水入河，但河中用于养鱼护栏的竹箔阻挡了水流，大田一片汪洋。心急如焚的农民们要求拔去竹箔排水保庄稼，却遭到占据河流养鱼的地主豪绅的竭力阻拦。他们与官府勾结，只顾自己利益，不管农民死活的态度，激怒了李成虎。他率受灾农民向绍兴县知事严词责问：“吃鱼要紧，吃饭要紧？”知事无言以对。在群众的压力下，竹箔被迫拔去，河水终于畅流。
西小江是流经萧、绍两县的界河，河阔水深，盛产鱼虾，但这里的养鱼权却长期被绍兴县的官绅把持。衙前农民决心夺回公河养鱼权。一天，李成虎等获知绍兴县知事到西小江察看鱼塘，即率乡亲们分水陆两路赶到现场，团团围住了县知事要讨个公道。县知事被迫来到沈定一家中，农民们面对面同他展开说理斗争：“既是公河，为啥不准萧山农民养鱼、捕鱼？”理屈词穷的县知事不得不写下笔据，允许萧山农民在西小江养鱼捕捞。
这些保卫自身权益的斗争连续取得胜利，使广大贫苦农民看到了团结战斗的力量，鼓舞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李成虎也成了善于组织斗争的“虎将”，受到大家的拥护，团结在他周围的农民们接受了沈定一的建议，开始秘密串联、酝酿组织农民协会。
李成虎是办农民协会最坚决的人。他一遍遍地鼓动农友们说：“好，要大家好；有，要大家有。要少交租、有饭吃，就要办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协会要有敢担风险的领头人，他自告奋勇地说：“头，我来做！我老了，不要紧的！”有胆小怕事的人问道：“这样搞起来会不会闯祸？”他坚决地回答：“不要怕，有祸水我担着！”
经过近半年的串联发动，衙前农民协会终于在１９２１年９月２７日宣告成立。在衙前东岳庙召开的农民大会上，发布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明确宣布“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提出了“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主张。大会民主选举了李成虎为首的六位农协委员，他还被委员们选为议事员。在大会上，李成虎痛诉了农民的苦难，激昂地强调了摆脱苦难的办法就是成立农民协会，大家团结起来同地主豪绅展开斗争，“只要大家心肝齐，怕什么？我们这么多农民，如果官府来抓人，大家都去，监牢里关不下这么多人的”。
农民协会成立后，李成虎等人即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减租斗争。农民协会根据《章程》规定，作出了“三折还租”（即按原定租额三折交纳）和根据年成好坏交租的决议；统一了交租使用的升、斗，改大斗为公斗（每斗１５市斤）量租；取消地主下乡收租时另加的“东脚费”；反对交预租。
这些减租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维护了他们向往已久的利益，萧绍一带广大农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他们有的步行，有的摇船，从四面八方聚集衙前索取《宣言》和《章程》，并邀请沈定一前往演讲，一时间，往来船只竟阻塞了河港。他们兴奋地说：“这张纸可是个宝贝，年底地主来收租，拿出来一照，减租是农会规定的，地主就没有二话可说了。”初次印刷的几千份《章程》很快散发完，每天仍有几百人涌到衙前索讨。面对争相索要《章程》的热烈场面，李成虎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开导说：“你们要《章程》，《章程》已经去印了，我们印好就分送给你们；他们要会见三先生，以为这件事是三先生发起的，其实这件事正是我们身上的事，并不是三先生一人底事，你们只要一村村自去团结，团结好了再说话，用不着发哄！”
衙前农民协会的影响迅速波及周围三四百里，萧绍一带村庄都轰轰烈烈地仿照衙前，筹建农会，开展减租斗争。稻谷登场后，地主上门收租，佃户就要求“先议定租水，再交租”，如果不合农会“三折还租”等规定就拒交。地主们却千方百计抵制减租规定，他们经过密谋，一次纠集了８０多条收租船，分头向佃户逼租，威胁佃户“你们租勿交，门板也要拆”。农民协会闻讯即鸣锣聚集近千名农民，高呼抗租口号，向收租船投掷泥块石块，迫使地主空船而回。前梅村大地主周仁寿仗着有权有势，带领一帮人马到清坞村收租，因肆意辱骂并捆绑佃户，被数百名怒不可遏的农民围追痛打。各地农民协会还联合组织农民游行示威，向萧山、绍兴两县公署“跪香请愿”，要求当局“体察民情，下令减租”。
以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地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反动当局和地主豪绅惊恐万状，他们加紧勾结，策划镇压。挨打的地主周仁寿向军阀政府起诉，绍兴地主豪绅陶仲安、陈庆钧等１２人联名具呈绍兴县署和绍属戒严司令盛开第，诬蔑农民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煽惑愚众”、“表面不过抗租，内容不可思议”，请求“严惩祸首”。军阀政府控制的报刊大肆登载歪曲、污蔑农民抗租减租斗争的报道和文章，制造反动舆论，叫嚷“如此顽佃，安可不绳之以法而儆效尤耶！”
１２月１８日，正当各村农民协会代表汇集衙前东岳庙召开联合会时，军阀政府从绍兴派出的１００多名武装官兵突然包围了会场，打伤三人，抓走农民协会委员单夏兰、陈晋生等三人，钉镣投入绍兴监狱，还搜走各村农民协会委员名册。事发后，浙江省长沈金鉴即以军政两长的名义，命令省警察厅派６０余名保安队员过江弹压，并委派王嘉曾为此案的“承办委员”，“驰往彻查复夺”，萧、绍两县知事余大钧、庄纶仪也紧锣密鼓地配合。他们一面张贴布告，强行解散农民协会；一面四处侦查追捕被列入拘捕名单的５００余名各村农民协会领导人。他们认为，萧绍地区掀起的农民运动，源出于萧山衙前村，“而衙前之李成虎等人，是鼓动最烈，为该会最有力之人”，即布重兵于衙前，搜捕最关重要的农民协会领导人。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李成虎不顾个人安危，继续为农民协会的事奔波。他的妻儿担心地劝说：“别人进农民协会，依旧得闲做工，独有你把身子都送给协会了吗？怎么你整天介连饭都忙得没工夫吃。现在事体败了，你还是避避开吧！”李成虎坚定地回答：“你们懂什么？这正是我该做的。大不了，头落地就完了，怕什么！”他鼓励大家不向反动当局的镇压屈服，仍然组织了有一两千人参加的抗租抗捐示威，顽强地坚持斗争。
１２月２７日下午，正在田里上麦泥的李成虎被诱骗回家，几个萧山县密警跟他说：“庄知事请你去一趟。”李成虎明白反动当局下了最后的毒手，便轻蔑地说：“去便去，有什么。”随手把铁耙一放，鞋袜一穿，围身一系，毡帽一戴，烟管一提，昂首挺胸出了门。
萧山县知事庄纶仪一听李成虎已经捕到，就迫不及待地开堂审讯，企图从李成虎身上打开缺口，一举扑灭农民运动。拷着手铐的李成虎站在大堂上慷慨回答：“我是衙前农民协会底议事员，我是主张组织农民协会的，我是还三折租的提议者，怎么（样）？”
庄纶仪的妄想破灭，气急败坏地拍着惊堂木连声大吼：“好，好！好一个农民协会的议事员，我赏你两副脚镣！来！钉了镣，收监去，……哼！本县送你到省，还要你的性命！哼！”
李成虎大声说：“要杀就杀我，不用多啰嗦，穷人总有一天会出山的……”
李成虎当即被钉上脚镣投入牢狱，在敌人严刑审讯和残酷折磨下，他始终凛然无畏。
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４日，李成虎的儿子到监狱探望，见父亲紧闭双眼，躺倒在冰冷刺骨的牢地上，已被摧残得不能动弹。许久，李成虎挣扎着张开眼睛，直直地看着儿子，断断续续地说：“其余没有人了么？”当天下午２时，他被凌虐致死，终年６８岁。
李成虎牺牲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衙前农民满怀悲愤，在景色秀丽的凤凰山上安葬了烈士遗体，围绕墓地建造了东、南、北墓道，在通往南墓道的运河上，架起了“成虎桥”，桥边石坊柱子上分别镌刻“吃苦在我；成功在人”、“中国革命史上的农人这位要推头一个；四山乱葬堆里之坟墓此外更无第二支”的楹联。衙前农民还在农民协会旧址——东岳庙设立“成虎堂”，他的遗像两边分别陈列着他生前使用的锄头和铁锹，四周挂着纪念他的挽联，其中“为群众而牺牲，问耕耘不问收获；振义声于陇亩，见锄锹如见须眉”为沈定一所撰。
李成虎牺牲和衙前农民运动的被扼杀，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发表“李成虎小传”，以及一批声援、纪念文章和报道。上海工商友谊会也于同年２月２２日派代表赴衙前凭吊李成虎，并捐资在凤凰山巅树立纪念碑，上镌“精神不死”。在他被害一周年时，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刘大白在《成虎不死》的挽诗中写道：
“成虎，……
你的身子许是烂尽了吧。
然而你底心是不会烂的，
活泼泼地在无数农民底腔子里跳着。
……
你底身死是田主们底幸，
你底身死而心不死，
正是田主们底不幸啊！”
衙前的后来者们，以李成虎“提起我的锄，锄平这世界；世界锄不平，宁可大牺牲”的精神，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