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仕安，又名书安，１９０７年１２月生于福建省建宁县溪口镇巧洋村的一户贫农家庭。父孔接生，母孔朱氏，兄孔小介，务农为业。孔仕安７岁时，母亲病故，父子三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孔接生缩衣节食送孔仕安读书。
孔仕安１０岁上学读私塾。报名时，老师说：“先读书，后出仕，你的学名改书安为好。”孔仕安深知家里经济困难，供他读书不易，因而学习勤奋，成绩优异。
１９２０年，孔接生久劳成疾，重病卧床。孔仕安为生活所迫，停学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协助兄长赚钱医治父病。孔接生病愈后，见１７岁的孔仕安面黄体瘦，不宜重体力劳动，便送他到渠村街裁缝店学做裁缝。
孔仕安为人诚实，拜师后虚心学艺。他手脚勤快，还每天帮助师母做家务。有次扫地时捡到一块银元，他立即交还师母，更博得师父、师母的疼爱。师傅毫不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他。
三年满师后，孔仕安为谢师恩，在师傅店里又做帮工两年，２２岁才独自从业，走村上户做裁缝。
１９３１年４月，中央红军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于５月２９日攻占建宁县城，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在建宁县城的战斗中，红军歼敌刘和鼎师３个团，俘敌３０００余人，缴枪２０００余支，并缴获大量的银元、西药、被服、布匹等物资。
６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建宁县溪口驻地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八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后勤工作机构——经理处。
经理处在建宁县城开设服装厂。服装厂为赶制红军服装，广招裁缝工人。孔仕安在渠村做裁缝时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赶至县城，报名参加红军服装厂，被分配在裁剪班任裁衣师傅。
天气越来越炎热，而广大红军指战员还穿着破烂的冬服。由于服装厂工人少，又是手工操作，天天加班加点还是完不成任务。孔仕安看到红军战士穿着破衣烂衫，工厂里又堆着大批布匹，心里非常难过。
服装厂为了赶在第三次反“围剿”前解决红军穿衣困难，又招收了大批缝衣女工。做工解决了，裁工又跟不上。孔仕安非常着急，想方设法革新裁剪法。他将三重布叠好剪裁，提高了工效，解决了裁与缝的工序矛盾，得到驻厂红军干部的表扬。
服装厂成立工会时，孔仕安被工人选为工会生产委员。此后，他经常参加工厂会议和学习活动，提高了革命觉悟，更加忘我工作。他每天除完成自己的生产指标外，还将工厂的生产管理得有条不紊。由于孔仕安工作成绩突出，家庭出身好，驻厂的红军干部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７月初，蒋介石不甘心第二次“围剿”的失败，又调集３０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７月１１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建宁，千里回师赣南。孔仕安闻讯后请求参加红军，随部队出征。红军领导对他说：“红军是暂时撤离，不久就会回来。党决定你留下，去渠村开裁缝店作掩护，做党的秘密联络工作。党组织会派人来与你联系。”
渠村是闽赣边境集镇，逢２、７日为圩日，是建宁县通往江西省的主要通道，来往商贾很多。孔仕安服从党的安排，次日便从县城赶回渠村开设“裁缝店”。
红军主力撤离建宁后，国民党新编第四旅周志群部占领了建宁县。他们大肆屠杀苏区的干部和革命群众。土豪劣绅带领保安团、大刀会下乡“清剿”，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着建宁苏区的山山水水，建宁人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孔仕安怀着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机警地利用裁缝手艺主动招揽国民党军官兵和土豪劣绅的生意，进行侦探敌情工作。一天，他探实驻渠村姜家屋据点的保安中队开拔去县城，只留下２０多人防守据点的情况，便立即赶夜路２０余里，将情报送给在闽赣边界活动的南（丰）广（昌）建（宁）独立团游击队长刘景盛。刘景盛带领５０多名游击队员，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保安中队姜家屋据点，俘虏白军２０多人，缴获枪１５支、子弹２０００余发、手榴弹５０余枚，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人们奔走相告：“红军又回来了！”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周恩来、朱德率红军一方面军，一举击溃驻建宁县的敌周志群部，再次占领了建宁县。
这期间，建宁县城又成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驻地，并成立了建宁县苏维埃政府。１９３３年１月在建宁县城成立了中共建宁县中心县委（辖建宁、黎川、泰宁三县）。９月，中共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从黎川县迁驻建宁县城。建宁县成为中央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战略重地。
建宁县在成立县苏维埃政府的同时，全县成立了１０个区苏维埃政府。孔仕安被调任枧头区苏维埃政府工会主席。孔仕安在职期间成立了各业基层工会、工人夜校，发动手工业工人、店员学习政治、文化，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工人宣传队到各乡村巡回演出文明戏和张贴标语，唱红军歌谣，激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支援红军的热情。与此同时，他还召集工商业老板开会，宣传贯彻实行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的工资，保护童工等政策，使枧头区的工运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得到县工会的通报表扬。１９３３年初，全县开展苏维埃选举运动，孔仕安被巧洋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巧洋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枧头区政府迁巧洋村，改名巧洋区苏维埃政府）。
这时，蒋介石又调集３０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在江西省的南丰、广昌、南城、宜黄、乐安等县。巧洋区与南丰、广昌毗邻，支前任务十分繁重。黄狮渡战斗，建宁县出征担架队、运输队２０００余人，其中巧洋区派出４００余人。
区苏维埃政府事多人少，孔仕安便将区干部分为两路：一路区干部抓战备和支前工作，广泛动员青少年参加游击队、少先队，动员中壮年参加赤卫队，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军事训练和治安防患等工作。当时扩红任务很重，经常将成排、成连、成营的游击队、少先队编入红军和少共国际师，开拔前线打仗。游击队、少先队被调走一批，必须及时扩充一批，保持营的建制。巧洋区管辖的枧头、杨林、大南等乡，均被评为县扩红模范乡；另一路区干部抓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扩大耕地、消灭荒田，增收粮食、蔬菜，确保军需民食。充分发挥农会、妇救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作用，组织劳力互助组，耕牛调剂社，实行互助合作，抢耕抢种，首先耕好红军公田（公粮田），同时做好拥军抚优工作，组织代耕组，先耕先种军烈属的田。
１９３３年６月，县苏维埃贯彻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巧洋区成立区、乡两级查田委员会，以乡为单位开展查田工作。在查田运动中，孔仕安深入杨林乡抓点，根据“原耕不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分田，使每个农民都平均分到土地，克服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在分田工作的同时，孔仕安发动群众开展反对不法地主、富农隐瞒土地、财产的斗争，查出两户地主、十余户富农隐瞒田地２００多担，清查没收土豪浮财１００余元，向富农筹款３００余元。在杨林乡查田工作的推动下，全区执行了正确的查田政策，超期完成了县苏下达筹款８０００元的任务。
同年９月，孔仕安被选为县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选举孔仕安任建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
为了贯彻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战争激烈的发展，要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的指示精神，开展苏区经济运动，在孔仕安的领导下，建宁县苏维埃政府设立了经济工作机构粮食调剂处、对外贸易局；各区乡成立了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并向苏区银行贷款，开办了被服厂、造木船厂、毛边线厂、烟丝厂、酿酒厂、薯粉加工厂、药材厂、硝盐厂、印刷厂、军械修理厂等公有制工厂，组织了各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提倡贸易自由，活跃市场经济，鼓励苏区商界与白区的商贾进行贸易，冲破国民党地方当局对建宁苏区的经济封锁，使全县各圩（集）市场繁荣，购销两旺，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１９３３年建宁县工业生产增长了５０％，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粮食产量比上年度增长２０％。
１９３３年冬，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建宁县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驻地，作战指挥中心，红军千军万马川流不息。因此，支前工作十分繁重，特别是粮食、柴草、民工三大项，部队随到随要，军令如山。孔仕安为了保障供给，不误军需，布置各区、乡大量预购粮食、柴草。预购的谷子由农民加工成糙米，委托粮食合作社就地保管；预购的柴草锯断劈好，垛堆在交通要道两旁。红军军需人员一到，就通知当地的赤卫军按时按量突击运送。随军出征的民工，均按赤卫军的连、排调遣。孔仕安把全县的支前工作做得忙而不乱，保证了供给，及时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１２月，闽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建宁县城的文庙召开。孔仕安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召开，孔仕安参加闽赣省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
建宁县是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主攻目标之一，敌军兵分两路进攻建宁：北路军约１６个师从黎川方向攻进建宁，东路约６个师从泰宁方向攻进建宁。他们采取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和碉堡推进、层层巩固、节节进逼的堡垒战术向建宁进攻。
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运动战、游击战之正确的战略战术，错误地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作战指导思想，采取“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实击”的战术，打阵地战、防御战，造成红军处处防守，节节败退。
２月初，孔仕安从瑞金返回建宁县时，敌北路军已攻破红军保卫建宁县的第一道防线邱家隘（建宁县辖区），并向第二道防线将军殿推进；敌东路军已占领沙县，向建宁县毗邻的泰宁县推进；３月１９日泰宁县城失守，４月２８日广昌县城失守，建宁县东西北三面受敌，危在旦夕。
这期间，建宁县的反动保安团、大刀会也到处袭击乡村苏维埃政府，杀害苏区干部。土豪劣绅大肆造谣破坏，进行反攻倒算。孔仕安一面指挥县独立营剿灭反动武装，保卫区乡红色政权，指派县苏干部下乡配合区乡干部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一面发动县城工人赤卫军、少先队、妇救会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慰问队分别奔赴前线各战场，支援红军作战和救护、慰问红军伤员。
３月下旬，孔仕安带领慰问队到将军殿慰问红军。红军三十一师政委方志纯对孔仕安说：“将军殿守备部队有３个师，严重缺乏粮食，指战员一天只能吃半斤米饭。”孔仕安听后，立即分派慰问队员配合安寅苏区干部下村上户发动群众，加工大米２万余斤供给红军。方志纯十分感动地说：“这么好的苏区，这么好的群众，眼看着又要遭白匪军的残害。唉！这个仗没法打呀，碉堡对碉堡，死守阵地，等于躺着挨打、挨炸！”孔仕安也有同感地说：“唉！地方也难，近几个月都是几个师的部队扎在建宁，供给有困难，仅修建碉堡的民工就应付不了。”
方志纯对错误战术的不满情绪，遭到“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被调离红军前往建宁县均口区工作。孔仕安也受株连，后被调往闽赣省军区彭湃城防司令部任组织干事。
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６日，建宁县城被敌军占领。１０月，彭湃城防司令部撤销。孔仕安被留在彭湃县苏维埃做一般工作。尽管如此，孔仕安还是一心向党，向着红军，积极工作，勇敢参加战斗。
１２月，敌第五十二师对彭湃县进行“清剿”，孔仕安在保卫彭湃县的战斗中英勇作战，身中数弹，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