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成贵，又名柯润，字伯戽，１９０８年生于福建省霞浦县西洋岛仕头坑村一个工人的家庭。童年时期常和贫苦渔家子弟一起到海边弄潮游泳，自幼练就一身好水性。他只读过几年私塾，但生性聪慧而勤奋，喜看《水浒传》等小说，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他父亲是管理灯塔（即航标灯）的工人，每天要摇舢舨过渡去西洋岛对面的横屿点塔灯。如遇到风大浪险之日，柯成贵便毫不畏惧地代替父亲去点塔灯，保证来往船只的安全，受到人们的称赞。
１９２５年，柯成贵怀着强烈的求和欲望，到福州祖家（祖籍）寄读在格致中学。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他在新思想的影响下，经常和进步学生一起参加游行，散发传单，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中。
１９２８年春天，柯成贵回到西洋岛。正值渔汛季节，他见长乐、连江等地的渔霸仗着手里有武装，在西洋岛占渔场、霸海面，欺诈群众、强奸妇女，十分气愤，就去找渔霸论理。渔霸不但不听，反而蛮横地殴打了他。柯成贵见说理无用，就找了个机会杀了一个渔霸，连夜逃亡他乡。
这以后，渔霸勾结国民党政府官员捉拿柯成贵。而他则多次在群众的掩护下，凭着自己的机智和熟练的水性脱险。此后，他就一直流亡在福州的铺顶、义州八兴境、中选红舍庙等处。后来，他结识一位肝胆相照的兄弟，并在他的赞助下买了几条枪。１９３１年底，他潜回西洋岛招众聚义，与渔霸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他颇得民心，前来参加的人日益增多，很快就发展到１００多人枪。霞浦县国民党当局闻悉非常震惊，称他们为“土匪”，几次派遣军队前往胁迫招安，但都未能得逞。
柯成贵部这时在西洋岛一带海域虽有一定声势，但也吃了不小苦头。这使柯成贵在苦恼之余，渐渐意识到自己这支队伍虽有除暴安良的正义感，但有许多弱点无法克服，如有的人闹帮派纠葛，彼此斗殴，有的人赌博、抽大烟，胸无大志；眼前大伙虽有大碗酒喝大块肉吃，但日子并不好过，单独行动孤立无援，时刻有被剿灭的危险。１９３３年底，他听说共产党在福安领导甘棠农民暴动，便秘密派副队长林红（福安六屿人）到福安去找共产党。
林红通过同乡向陈亮（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委员、红军游击队长）汇报了西洋岛聚义的情况和柯成贵的意图。之后，党组织派陈亮随林红先后两次上岛，了解情况和宣传革命道理。经过组织的教育，柯成贵的政治觉悟显著提高，主动要求入党。１９３４年１月，由陈亮介绍，柯成贵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率红军独立团打下赛岐。嗣后，中心县委派曾志（中心县委委员）为党代表，同陈亮等人前往西洋岛，到柯成贵部举行收编仪式。柯成贵获悉欣喜若狂，立即排队迎接，还特地请来福州戏班唱戏，热烈庆祝。曾志把这支队伍编为闽东红军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又称海上游击队），并任命柯成贵为营长。
不久，曾志回福安中心县委，柯成贵还数次前往中心县委请示工作，接受任务。从此，这支队伍便成了闽东党领导的第一支海上部队。随着部队组织性纪律性的加强，战斗力大大提高，他们凭借着闽东千里海疆的自然屏障，以西洋、浮鹰、北礵等岛屿为根据地，经常神出鬼没地在霞浦、福鼎、宁德、罗源，在购买武器、弹药、医药以及配合陆上红军作战、运送抗日先遣队的病伤员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却积极进行内战，柯成贵非常愤慨，亲自提笔在西洋岛妈祖宫的墙上写了“反对蒋介石出卖东三省”“拥护苏维埃政府”等大幅标语，并率领部队两次袭击了前来西洋岛海域争夺海洋资源的日本帝国主义船艇，保卫了祖国的神圣海疆。
柯成贵对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渔霸恨之入骨，对人民群众关心备至。为了解决岛上群众生活问题，他多次派船到内地买来薯片和猪苗等，以低价卖给群众或送给群众。逢年过节时，还亲自批条给穷苦渔民，让他们到岛上商店以挂账欠款的办法，买到粮食、油盐等生活用品。他经常对群众说：“只要柯某活着，就不能让你们饿着。”
对于来往西洋岛海域做生意的商船，柯成贵注意党的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由于爱憎分明，不少商家与他交了朋友，并时时资助游击队。柯成贵部的两挺机枪，就是商家兄弟帮助去福州花了７００块银元买来的。
这时，闽东红军两次围攻霞浦县城，霞浦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广大地区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但是，南乡一带反动地主掌握的大刀会，仍然十分猖獗。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柯成贵先后两次率部狠狠攻打击了三洲、石湖、大京等地的反动刀会。
海上游击队在一年的对敌斗争中，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全营有四个连队、一个警卫排，共３００多人，有步枪１００多支，短枪七八支，机枪二挺，民船２０多艘，小汽艇一艘，望远镜一架。还在浮鹰三间楼地方，建立一所简陋的炸弹厂。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间，国民党海军“通济”号军舰出航上海，途经西洋岛停泊，窥探游击队情况。敌人正搬下舢舨，柯成贵获悉后即率部化装成打鱼船只袭击敌舰，当场打死敌海军士兵一个。双方开火后，“通济”号即发电求援。敌人又派来“海筹”号军舰助战。柯成贵见不能取胜，便率部撤回。柯成贵当夜用了疑兵之计，在龟活顶上燃起数百盏灯笼来迷惑敌人。果然，敌舰误以为是游击队营盘，便乱发炮弹报复。这时，柯成贵却率领船只向敌舰迂回包抄。敌人见势不妙，只得连夜仓皇逃窜，再也不敢轻易进入西洋岛海域了。
１９３５年春，敌人大举“围剿”闽东苏区，而这支海上游击队却越战越强。敌《江声报》在３月２２日惊呼，“柯成贵部有六、七百人，纵横海上，极为强悍”，云云。
同年春，连罗红军西南团和中共连江县委机关被敌人围困。团长杨采衡、县委成员陈云飞率领２００多人突围，准备连夜乘船至西洋、浮鹰诸岛，但在途中又遭到敌人追击，便决定化整为零，大部分分散隐蔽，精选得力骨干２０多人，由杨采衡、陈云飞等率领退至西洋岛。柯成贵连夜派得力人员，将他们带到岛上后山比较高的一座独立房屋住下。
国民党反动派得知红军西南团和连江县委主要骨干进入西洋岛的消息后，于翌日拂晓即出动了二架侦察机到西洋岛上空侦察，派“楚同”“海明”“通济”三艘兵舰封锁海面，并配合陆军第八十七师三七五旅五一七团和贡岐等地武装民团千余人，由渔霸林元良带路，分散登岛。正在千钧一发之际，西南团的同志又由柯成贵派去的那位同志带路，安全地转移到凤门屿海边的一个最秘密的岩洞里去。
由于柯成贵做了周密的布置，敌人登岛“围剿”扑了空。次日，柯成贵为了给隐藏在岩洞里的西南团同志送吃的东西，自己打扮成渔民，借着拂晓前夜幕的掩护，摇着小舢舨悄悄地向凤门屿方向驶去。当接近洞口时，不料被敌人哨兵发现。为了不暴露红军西南团同志的隐蔽地点，他故意又将舢舨朝横屿（灯塔所在地）方向摇去。敌人追来，将柯成贵押送团部时，被曾经向他交过饷的渔霸林元良认了出来，便叫人将他五花大绑起来。敌人在撤离西洋岛时，又把他送到连江奇达第八十七师师部。
柯成贵被捕的消息在岛上传开后，群众十分悲痛不安，老渔妇们手拿香线，有的跪在船头，向天祷告，祝愿他平安回岛；有的人还献出金戒指、耳环、首饰等贵重物品，千方百计地要把他赎回来。
柯成贵虽然被敌人抓走了，但由于他在岛上的威望，红军西南团的同志仍然得到群众的保护和支持，在西洋岛魁山、浮鹰岛上辗转隐蔽后，安全地撤离海岛，转道福清，到闽中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柯成贵被敌人关押在福州的省保安司令部监狱，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每当他的妻子林梅娇前去探望时，他总是关心地暗暗询问着其他同志的安全情况。
在狱期间，党组织为了营救他，曾通过社会力量造舆论写呼吁，派人与当局疏通，但由于贡岐等地的渔霸多次联名诬告，并买通官府而未能实现。
几个月来，敌人用尽了各种毒刑，都没能够使柯成贵屈服，后来用火红的熨斗烫得他体无完肤。林梅娇见他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泣不成声。柯成贵安慰她说：“哭没有用，人总是要死的。我死后，你把孩子养大，就算你对革命有贡献了！”柯成贵还对同狱的难友、红军营长郑敢等人说：“我不行了，你们要争取活着出去再干！”
凶恶的敌人终于下了毒手，以“抢劫军粮，通红有据”的罪名判处柯成贵死刑。１９３５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的中午，他在临刑前面不改色，还含笑与难友们频频点头，致意告别，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他在福州鸡角弄被敌人杀害，时年２７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