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松涛，原名柯昌学，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５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兴瑞里下坳村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柯汉卿是开明乡绅，为人正直。柯汉卿虽有大片良田，但对这祖传下来的遗产并不感兴趣。他把大部分田地给别人种，请人代管，自己集中精力在家乡办学校。他先办蒙馆，后办经馆，在仓下、何子恕、良上、木港等地教了几十年的书。
１９１１年，柯松涛５岁时，父亲见他聪明伶俐、好学好问，便带在身边读书。柯松涛酷爱国文，喜读史书，好评古今，在课余假日中，还饶有兴趣地学绘画和研究泥塑。１９１８年的端阳节，他偕同好友何时英，手捧屈原的《离骚》游牛湖和牛湖寺，吃粽子，悼念屈原。当他看到寺中的各种泥塑菩萨时，大为反感，说：“这些不伦不类的泥塑木偶，哪里有一些什么精神？既不像才华出众的屈大夫、苏学士，也不像勤劳种植的农夫，更不像我辈同窗学友，要它何用？”回去后，他亲手调泥，精心捏了一头雄狮，供在案头，并自称道：“这才有点精神！”
１９１９年，柯松涛考入了阳新高等学堂。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他抛弃孔孟的经书，而专学数学和外语。阳新高等学堂的学生中派系很多，既有南乡北乡之分，又有贫富之别。全学堂１００多名学生中，势力最大者为易、周、柯、秦、万几姓的学生，被称为学生中的霸王。特别是易家子弟，更被人视为学堂中的恶棍。柯松涛虽然也是富家子弟，但他鄙视这种行为。他说：“学友之间皆兄弟，不可歧视！”一次，恶棍易花子无故取闹，打了一个南乡的穷学友。柯松涛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痛斥了这个恶棍，并警告说：“你无故打人，应受惩罚。下次再为，必将加倍。”事后，一般的乡下学友对柯松涛格外敬重，有事喜找他商量。
１９２３年夏，柯松涛在阳新高等学堂结业。他决计到武汉求学，寻求人生的道理。１９２３年８月，柯松涛考取了武汉甲等工业学校。由于柯松涛原在县高等学堂有良好的外语和数学基础，因而学习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深得教员的喜爱。那时的武汉，已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的领导下，党组织开展了广泛的马列主义宣传，极大地吸引了柯松涛。他读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中的文章，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深感茅塞顿开，惊喜地发现：“呵！难怪人间有贫富，原来人间存在着阶级、压迫和剥削。”“如不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所谓平等、博爱绝是欺人之谈。”后来，柯松涛对学友说：“我住此校，所学非志。为军阀们去研究工业，不如弃此去研究劳农。”柯松涛的这些观点，深受阳新学友中进步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他们为了共同提携，彼此促进，研究学问，在自愿的原则下，组成了“阳新学友同乡会”，在武昌买了一间房子作会馆。每逢节假日，会聚一堂，探讨共进的理想。
１９２５年７月，各校放暑假前夕，阳新学友又会聚于同乡会馆，以甲等商业学校的罗伟（罗汉杰）为首组织了“阳新青年促进会”，柯松涛、李发功、冯英堂等２０多人参加。不久，柯松涛、罗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放假后，“阳新青年促进会”的会员们回到阳新各地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封建迷信的革命思想，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在各地成立了“文化书店”和“文化促进会”。柯松涛也回到自己的家乡五湖区下坳村，与何时英一道成立了“青农会”，陈二峰、柯大钺、李执中、刘会亨等都是该会的骨干。他们以谒“牛湖神”为名，在牛湖洞召开学习研究会，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决定分头宣传发动群众。柯松涛从自己家里拿出一笔钱，作为活动经费。
柯松涛在这年寒假回家时，由于父亲的压力，他准备结婚。他利用结婚请客的机会，在自己家里召开了青农会员大会，介绍了武汉革命的形势，号召大家积极准备开展斗争。
同年冬，柯松涛遵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他以国民党党员的公开身份在武汉开展学生运动。不久，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又回到家乡五湖镇，专门从事工农革命运动。
１９２６年３月的一天，柯松涛和他的战友肩扛行李、手提书箱回到下坳村。这个村子位于大幕山脉的东北侧，杨柳山下，距五湖镇四公里，是一个青山环绕、偏僻而宁静的小山村。柯松涛按照柯氏家庭辈份，原取学名“昌学”。这时，他眼望绿色林海，耳听阵阵松涛，心潮澎湃。为了激励自己的斗志，他毅然改名为“松涛”，决心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为了在五湖立住脚，打开局面，柯松涛首先给父亲和弟弟做工作，表明自己决心按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干国民革命。他对父亲说：“搞革命，如按孔孟之道，儿是不忠不孝；如按总理的遗训，儿是尽大节之道。”他父亲虽是五湖有名的乡绅，但长期办教育，颇有学识，深明大义，见儿子决心献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并不加反对。
为了开展革命工作，柯松涛在福灵寺以讲学为名，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他的培训教育下，贫苦农民柯昌元、柯大清、柯于来、柯昌丙、柯于阶、柯于开等人先后入党。这些新党员分头深入石田、坡山、漆坊、长冲园、木港、东春等地，会同当地的“青农会”骨干李执中、陈二峰、柯大钺、王致宗、柯致中、陈贤伦、刘会亨等人进行组织发动，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基层农民组织。不久，在徐家岭、九斗畈、毛家庄、宋家冲、铁家畈、四门口、牛湖、太冲等村，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
党和农会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后，柯松涛和何时英研究决定在五湖开展除毒运动，决定首先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进行一次惩罚性的打击。斗争开始时，柯松涛作了两个准备：第一，在福灵寺召开骨干分子大会，分析五湖地区的土豪谁个最劣、谁个次之，选择了打击的对象；第二，又从自己家里拿出一笔钱，买了几支手枪和几根钢条，并请几个铁匠赶造了十几把大刀。武器准备好之后，由柯大钺负责，在福灵寺集中农会会员日夜操练。在训练中，柯松涛经常向大家讲革命的意义和革命者应遵守的纪律，并将持大刀和掌握手枪的人编为盒子队，由柯大钺任队长。
１９２６年８月，中共阳新县委在阳新城秘密成立，罗伟任书记，曹大骏和柯松涛分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中旬，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攻克阳新县城后，中共阳新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会同国民党左派组建了中国国民党阳新县党部，罗伟任常委（书记长），曹大骏和柯松涛分别就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中共党员成子英、曹玉阶、萧作舟、刘熙、罗海门等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县党部的委员。
柯松涛担任了县委和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后，还继续兼管五湖的农运。年底，阳新县总工会在县城成立，柯松涛又兼任了县总工会的委员长。以后，他就全力领导县城的工人运动。
在工运斗争中，柯松涛深入到县城各小工厂、作坊、码头，进行宣传、串联、发动。在细木业各厂，通过调查研究，他组织工人算了几笔账，让工人明白了三个问题：第一，自己每天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实际所得各是多少？第二，资本家发工资为什么不发大洋，而发铜板和纸币？第三，造成资本家和工人贫富不均的原因是什么？工人明白了这些问题，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细木业工人胡之初（后来成为该工会的执行委员）激动地说：“这一下我才找到了穷的原因了。我们工人兄弟只有团结起来，打倒那些吃人的人、喝血的人，才能不受压迫，不受穷、不受苦。”柯松涛感到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成立了细木业工会。接着，又先后建立了店员、码头、铁业、医药、理发、首饰、捆麻等九个行业工会。在县总工会的领导下，还建立了拥有九支快枪、１００多把大刀的县工人纠察队。柯松涛身穿灰军装，佩挂手枪，每天清晨集合工人纠察队在县衙门前进行操练。“杀！杀！杀！打倒军阀！”“冲！冲！冲！打倒土豪劣绅！”
工农的革命行动，吓坏了县城的资本家和乡村的土豪劣绅。阳新城乡最大的资本家兼地主、旧商会会长朱仲炘感到末日来临，便暗中指使反动资本家以“开会不供饭、不发工资”为理由，破坏工人的革命活动。同时，披着宗教外衣的神甫和以传教为名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出面进行干涉，说“工人不该轻举妄动”。为此，县党部、县农协、县总工会决定发动工农群众对反动势力进行一次无情的打击。
首先，柯松涛和陈新友领导小木业工会进行了罢工。罢工一开始，便得到了其他九家工会的全力声援，实行了同盟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应“增加工资；发工资时不发纸币，改发大洋；不干涉工人参加革命活动”等三个条件，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不久，工人发现资本家采用“表面同意工人的要求，实际不办”的花招，来拖延、欺骗工人群众，以达到继续破坏革命的目的。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阳新工农群众在县总工会、县农协委员长柯松涛和曹大骏等的直接指挥下，痛打了“天主堂”、“福音堂”、“慈善堂”里的反动分子和阮日升麻行、李丰盛油盐行、李金兰烟土行、裕和洋布行里的不法资本家，并举行了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大游行。
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阳新城乡右派势力的总代表朱仲炘，纠集“红门会”头子伍修举等社会渣滓为骨干，组织“红门会”百余人，趁年关工农欢度新年之机，向革命势力发动了突然袭击，烧死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位同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二七惨案”。
惨案发生后，阳新县委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后，曹大骏、柯松涛、萧作舟、罗伟等县委主要负责人，连夜化装奔赴武汉。他们见到了毛泽东和吴玉章，简要地报告了阳新惨案的情况，提出了阳新人民的请求。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等十分关怀阳新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决定由毛泽东、吴玉章、邓演达三人组成了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会同湖北省党部处理阳新惨案。随后，董必武、毛泽东两次派专员带部队到阳新，严厉查办制造阳新惨案的凶手，枪毙了朱仲炘、伍修举等３０余人，极大地声援了阳新人民的革命斗争。
处理完阳新惨案后，柯松涛同第一届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刘会亨、武汉党务干校学员赵碧清专程赴五湖区召开万人大会，追悼九烈士。柯松涛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号召工农大众积极行动起来，化悲痛为力量。会后，镇压了不法土豪劣绅余香玉、柯梗云、刘六麻等九人，使五湖的革命运动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局面。
１９２７年４月、７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了革命，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了。独立十四师夏斗寅匪部窜入阳新，进行了野蛮的“清乡”，血腥屠杀工农革命群众，阳新县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伟、萧作舟等先后殉难。柯松涛带了几个人由县城撤到了大德山区继续坚持斗争。敌人曾先后四次组织侦缉队捕捉他，都被他巧妙地甩掉了，有时他还抓住机会，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敌人深感柯松涛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决计除掉他。夏斗寅部便指使阳新“清乡团”对柯松涛的亲属大肆迫害，烧毁了他家的房子，没收了他家的财产，将他的亲属扫地出门。后来，敌人发觉柯松涛、何时英仍在鄂赣边境活动，便发出告示，称“有人捉到柯松涛、何时英，一两骨头一两金”，妄图以重赏来捕捉柯松涛等人。
这时，柯松涛已化名转移到赣北，先后在德安的明山和瑞昌、武宁的横立山、修水北岸的广大山区，继续发动贫苦农民开展革命运动。他和战友们白天潜伏深山老林，晚上出来活动，由当地农友领路，杀土豪，除劣绅，袭击“清乡团”。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鼓舞下，１９２８年春节后，柯松涛带队潜伏到码头、洪下园等地袭击民团，夺得了１０余支枪，武装了一部分农民，转战到阳瑞边境。
由于长年在山林生活，柯松涛带领的农民武装基本上断了油盐，大半以野菜、野果充饥。柯松涛的头发全白了，视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晚上行走完全看不见，行动很困难。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同志们有时弄点稍好的食物，多分一点给他，他不肯要，还风趣地说：“这些，请同志们吃吧！你们比我更需要，我是松涛，松涛以松子为食，长生不老！”他见大家很难过，又说：“我们今天与鹿豕游，与木石居，昼伏夜出，看来很艰苦，但想到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心里就觉得甜。同志们别难过，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属于工农大众！”
在柯松涛的革命精神鼓舞下，同志们信心更足了。他们有时集中，有时化整为零，巧妙灵活地战斗。他们决心以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为榜样，以大德山为基地，建立鄂赣武装割据。
１９２８年５月，柯松涛带领武装农民袭击了双港桥徐达贞的反动民团后，转移到附近的栗子沟休息。当晚，由于叛徒告密，柯松涛不幸落入“红学会”匪徒的魔掌。匪徒们用高价将柯松涛卖给了徐达贞民团。民团对他进行数次审问，他严守党的纪律，不吐一个字，也不承认自己是柯松涛。
正当敌人一筹莫展时，何子恕劣绅的狗腿子柯大杰到那儿收苎麻，被徐达贞叫去认出柯松涛来了。柯大杰恶狠狠说：“你不是柯松涛是谁？你是我柯家的叛逆，走遍天下四个角，我也能认出你的面目。”柯松涛见掩饰不住了，便豪迈地说：“我就是柯松涛！我们共产党人宁做革命者而死，也不愿做人类的叛逆而活！要杀、要剐请便。”
徐达贞发现自己抓住的正是柯松涛，认为“一两骨头一两金”发大财的时机到了，便惊喜地电告瑞昌县县长。县长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往双港桥劝降。但任凭敌人使出多少花招，柯松涛始终威武不屈。最后，他气愤地一脚踢翻审判台，大闹法堂，当即被敌人枪杀。
（江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