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汉虚，又名力华，１９１２年１２月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城关镇一个教师家庭。早在县城中山公学读小学时，他就曾接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参加过少年儿童团。１９２９年，他就读于长沙广雅中学。１９３３年考入了常德省立第三中学师范科。
金汉虚在常德省立三中读书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了我国东北大片国土，华北亦岌岌可危。面对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１９３４年夏，金汉虚与上海一个进步学生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与一些好友秘密成立了“抗日同盟”的组织（后改名为“青年互助会”），反对教育当局所搞的“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积极宣传“停止内战、实行民主、一致抗日、反对独裁”的主张。不久，校学生自治会举行改选，他被选为负责人。此后，他便利用《常德三中》校刊，发表宣传抗日的文章，并在校办工人夜校增开时事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是为一二九运动，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常德成立了“常德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金汉虚被选为负责人。１２月１８日，他和学生联合会的其他负责人一道，在泮池坪召开了常德各中学学生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大会，声援北平爱国学生。
１９３６年春，金汉虚回到安乡，在县立第一小学任教。在教学之余，他自费办起了一张介绍抗日信息的石印小报——《安乡群报》；还组织了一个由学校师生组成的“晨呼队”，每天早晨集体做早操，唱革命歌曲，呼抗日口号。这些行动，使安乡这个封闭的小县城掀起了一股抗日的浪花。然而，当局不能容忍这些，到学期结束时，金汉虚被校方解聘了。
宣传抗日反遭解聘，金汉虚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相信自己没有错，他不气馁，与几位挚友一道离开安乡，到长沙找工作。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他进入了民本女校任教。
长沙，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二九运动以后，长沙文化界、教育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日趋活跃。１９３６年７月，在长沙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对金汉虚自然是一种鼓舞，他参加了“民先队”，并很快成为该组织的核心成员。
这一段时间，正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金汉虚积极投身这一运动，创办《读卖周报》和建立“新声歌咏队”，是他的主要工作成果。
《读卖周报》是长沙较早出现的宣传抗日的时事刊物之一，受到当时广大知识青年的喜爱。翦伯赞教授在评论长沙的抗日救亡工作时，也曾肯定和表扬过这个刊物。而这份刊物，是金汉虚自费创办的，刊物的主持者也只有他一个人，编辑、记者、发行等都亲自动手。金汉虚以顽强的毅力，将这个刊物坚持办了两年。其间虽被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多次责令停刊，但金汉虚则采取不断更换刊名的办法与之周旋，先后改名为《星期日》《青年学生》《吉纳》等。为此，他多次受到当局的传讯和警告。
金汉虚在长沙的另一个主要活动，是参与组建“新声歌咏队”。这个歌咏队成立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５日，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在长沙最早成立的音乐方面的抗日团体。一些“报国有心，请缨念切”的音乐爱好者，组织这一歌咏队，是为“深冀万众之呼声，唤醒国人之迷梦，更冀以音乐之传导，坚强抗战之热情”。因此，他们既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短剧，又在街头作抗日救亡的宣传演讲。歌咏队聘请张曙等著名音乐家担任教唱，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在长沙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有一定的影响。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在长沙成立，湖南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出现了更大的规模。不久，“文抗会”组织了一次有１０００多人参加的歌咏大游行，金汉虚和“新声歌咏队”的成员踊跃参加这一活动，他们一边高唱抗日歌曲，一边高呼抗日口号，甚是威武雄壮，围观的群众无不为之振奋。
游行活动结束了，但金汉虚却被当局抓了起来。“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卖国投降，何罪之有？”金汉虚坚信自己无罪，在被关押在陆军监狱总署的一个多月中，他时而向狱卒囚犯宣讲抗日，时而在铁窗内阅读写作。他写下了《祖国，我亲爱的母亲！》的长诗，抒发中华儿女对“母亲”真挚的爱。一位狱友不幸遭处决，他又挥笔写下“五更殊笔钩新鬼，二十年后又英雄”的诗句，借以抒发自己的壮志。
不久，经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出面交涉，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金汉虚。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治中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主持湘政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开明措施。年底，张治中决定把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为此，在全省实行民训。中共湖南省工委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积极参加民训工作。金汉虚响应这一号召，带领一部分安乡籍学生回到家乡，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发动民众的工作。他在第三区担任民训队副大队长，与农民群众同生活、同学习，为激发乡民们的抗日救亡热情，为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广大农村，做了许多工作。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之后，金汉虚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参加了湖北战地服务团，辗转于硝烟弥漫的鄂西北一带，在部队和群众中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不久，武汉失守，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金汉虚悲愤不已地离开了抗日前线。１９３８年秋，金汉虚辗转到了湘西的乾城（今吉首市）。在这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中共湘西工委的领导下，参与建立乾城县党的组织。不久，他担任了乾城县委组织部长，很快在乾城县城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
武汉、广州沦陷之后，湘西成了我国大西南抗日的屏障。随着“长沙大火”后湖南省政府部分机关及一些进步文化团体迁往湘西重镇沅陵，沅陵逐渐成为湘西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１９３９年２月，金汉虚被党组织派往沅陵，先是在税警运输处督运员及押运员训练班担任政治训练等统战工作，并兼任《抗战日报》的编辑。不久，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金汉虚退出训练班，专事《抗战日报》编辑，负责《民众副刊》。
《抗战日报》是由田汉等人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８日创办的，廖沫沙担任主编。该报在长沙时，每期的社论都经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审稿，他还亲自为该报写社论，这是一张湖南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生动的抗战报纸，发行量最多时曾达４万份。７月，《抗战日报》由于经济困难而被迫停刊。年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沫沙、周立波来到沅陵，恢复出版《抗战日报》。金汉虚参加《抗战日报》的工作，先是负责主编《民众副刊》。他在这个副刊上每期都发表评述时局的文章，揭露当时一些“达官要员”趁机进行“囤贱卖贵、投机取巧、操纵物价”的丑恶行径。不久，廖沫沙、周立波相继调走，金汉虚受命接替周立波担任报社的中共支部书记，继续坚持工作。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湖南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日趋艰难。继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８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被查封之后，７月１５日，《抗战日报》亦被迫停刊。金汉虚被国民党第九保安司令部列为通缉对象，不得不离开沅陵。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为抒发其满腔的悲愤，他写下了这样一首五言律诗：
“风雨楼头夜，《抗战》散伙天；
生财人有道，呕血我无眠。
灯尽鬼摇影，夜阑鼠聚宴；
劳蛛丝亦尽，感慨徒年年。”
离开沅陵之后，金汉虚遵照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同志的指示，于９月潜入凤凰县阿拉营苗区开展建党工作。他以在该地的第五小学教书为掩护，在校长和来此避居的中共党员的支持下，分别成立了由部分师生参加的进修会、歌咏队，办起了壁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常常利用家访、打猎和赶墟的机会接近各寨苗民。深受官吏与土司迫害的贫苦苗民，有着求生存的强烈愿望和勇敢斗争的精神，因而金汉虚的宣传发动工作较为顺利。半年时间，他就在阿拉营、土屯新寨、黄罗寨等地建立了６个党小组，发展了３０余名党员。可惜由于叛徒的告密，他又不得不离开已有一定基础的阿拉营苗区。
１９４０年春，金汉虚秘密转移到永绥县（今花垣县），在县城一所小学隐蔽下来。他深居简出，以养病为名，暗中帮助杨宗珍等当地党员开展革命工作。他们成立读书会，组织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进行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的工作。没用多长时间，就成立了以杨宗珍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永绥县委。
７月，由于一个外来的教员泄露了金汉虚的真实身份，使得金汉虚个人及组织的安全都受到威胁。于是，他又不得不离开永绥，辗转来到了重庆，改名为金力华，由党组织安排到《新华日报》任副刊编辑。这时，金汉虚对在湘西的两年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总结，撰写了一份给党组织的工作报告，提出了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党的地下工作中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由于这份总结报告是当时条件下为数不多的工作总结，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它被报送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至今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金汉虚所在的《新华日报》社，因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日益加紧的封锁和破坏，不得已组织部分人员撤退。金汉虚又被派往桂林《救亡日报》社工作。在桂林，金汉虚一边担任报社的编辑，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他撰写了《湘西赶墟》《无冕之王》《野狼之家》《牛马冲》《夜吊》等散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饱含血与泪，控诉了日寇轰炸湘西一些城镇，使之成为废墟的暴行；热情洋溢地再现了湘黔边境苗寨人民抗日救亡活动的情景。这些作品分别发表在《宇宙风》《全民抗战》等刊物上，有的还被某些中小学校选作国文教材。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此情形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撤销，《救亡日报》被迫停办。这时，湖南省第九战区保安司令部又一次发出的通缉金汉虚的密令也到达了桂林。为了躲避，金汉虚准备转移到南宁南武师范学校，不料在去南宁的途中发生翻车事故，不幸受伤。长期被肺结核折磨得日益孱弱的金汉虚，这次受伤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到了南武师范学校不久，他又染上了疟疾，病情更加恶化。１９４１年６月，年仅２９岁的金汉虚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刘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