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剑啸，原名金承栽，号培之，又名梦尘，笔名剑啸、健硕、剑、柳倩、巴来、ＪＫ等，满族，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生于沈阳市一个刻字工人家里，后全家迁到哈尔滨。他从小即喜爱美术、文学和音乐，在中学和医科专门学样读书时已显露出特有的文学才华，经常写些短诗短文在哈尔滨《晨光》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他还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勇气。
当时，哈尔滨《晨光》报编辑袁世庵和曾在上海参加过田汉创办的南田剧社的戏剧活动家陈凝秋（即塞克）等都对金剑啸的才华很重视和喜爱，成为他亲密的朋友，给予他很大帮助。经过１９２８年１１月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金剑啸这位激情如火的青年，再也坐不稳沉闷的教室，他感到用文艺作品去唤醒众多人的心灵，去与敌人斗争，比医治好人们肉体上的病痛更为重要。１９２９年秋，他中途退学，进入哈尔滨《晨光》报社，担任文学副刊《江边》的编辑，当时他才１９岁。
金剑啸特别喜爱绘画，总想能进入专科美术学校学习深造。１９３０年夏天，由于朋友资助，他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习绘画。在学校里，他一面学习美术专业，一面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撒传单，参加讲演。他还参加党领导的左翼美术家联盟和戏剧家联盟开展的革命文艺宣传活动。同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１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道路。同年夏，金剑啸由上海艺术大学毕业，８月间被党组织派回哈尔滨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从此，他全力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
１９３２年２月，北方名城哈尔滨被日本侵略军攻陷。在这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危急形势下，身为共产党员的文艺工作者金剑啸，虽然失去职业，生活困难，但他把个人的困苦丢在一边，把民族的苦难装在心间。他发挥自己的美术、文艺特长，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他担任中共哈尔滨西区（道里）区委宣传委员，在市委书记张贯一（即杨靖宇）的领导下，与东区（道外）区委宣传委员罗烽（后为著名作家）密切合作，编印抗日《民众报》。他负责画报头、插图、漫画，刻印蜡版，有力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后来又为中共满州省委机关报《东北红旗》（原《满洲红旗》）画刊头、插图、漫画。他不顾危险，在家里保存违禁品钢板、铁笔、蜡纸等，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重要宣传任务。
这年秋天，哈尔滨遭受一场特大水灾。为了救济难民和团结一批爱国的文化人共同进行抗日活动，在党组织的指导下，金剑啸和白涛、王关石、冯咏秋等几位画家朋友，还有进步文人萧军、萧红等一起，在道里同发隆百货商店（今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大楼）的二楼上，举办了“维纳斯助赈画展”。金剑啸展出了自己的一些绘画作品，多是表现工人、农民的困苦和劳动生活，对群众的影响很大。
当时哈尔滨的文学艺术界，由于日伪的残酷统治，没有一点言论自由，不准私人出版文艺刊物。为了扩大抗日文艺宣传阵地，金剑啸想了许多办法。他与满洲省委宣传部干事姜椿芳、罗烽等商量，利用日伪报刊发表作品。他们通过长春伪“满洲国”的机关报《大同报》副刊编辑陈华与萧军的朋友关系，商定在该报副刊上办一个由萧红起名的《夜哨》文艺周刊。刊头由金剑啸设计，上面画着漆黑的夜空和铁丝网的图案，意思是这个周刊是日伪统治黑暗世界里的抗日斗争前哨阵地。该刊的稿件每期都由萧军在哈尔滨组织集中编好，再寄到《大同报》去，陈华统筹安排付印。
金剑啸是创办这个周刊的主力，从１９３３年８月周刊创刊后，他在上面发表了许多作品，有短篇小说《星期日》、独幕话剧《穷教员》和《艺术家与洋车夫》等。这些作品都隐晦地揭露了日伪统治的黑暗，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这个周刊办了２１期，就被敌人查禁，陈华也被迫逃亡。
《夜哨》停刊后，金剑啸等又通过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主编刘莉（即白朗，罗烽的妻子）的关系，在该报副刊上办了个名为《文艺》的周刊，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８日问世。《文艺》的刊头也是金剑啸设计的，他依然是主要撰稿人，发表了小说《夏娃的四个儿子》《云姑的母亲》、话剧《黄昏》《母与子》、诗歌《洪流》《白云飞了》《赠别》等。这些作品也都是用曲折暗示的笔法，描写中国劳动人民受压迫，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同时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反抗侵略者。
这期间，他用“剑啸”二字作笔名，要用铮铮鸣啸的利剑去劈刺日伪统治的黑暗世界，也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名著《海燕之歌》中“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一句的“暴”“来”两字的谐音“巴来”作笔名，表示他要做一个抗日暴风雨中的海燕，无所畏惧的搏击长空，与敌人英勇奋战。
１９３４年末，由于日伪当局的高压政策，《文艺》周刊只出到４７期，就被迫停刊了。金剑啸非常气愤，写了一篇题为《结束吧“文艺”周刊》的短文，发表在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１日他临时任编辑的《大北新报画刊》上。这个画刊是日本人办的中文版《大北新报》的附属刊物，稿件不受警特机关检查。这篇文章战斗性很强，如同锋利的匕首刺向敌人。他在文中写道：“‘文艺’周刊早就应该结束的，虽然这话残忍的使人痛哭。但是眼泪不值钱，人在患难的时候，亲爱的孩子是可以杀的！”他对敌人的压迫不肯示弱和低头，他继续写道：“去他妈的吧，一个‘夜哨’一个‘文艺’算了什么。难道说，我们就再不会冒出个什么‘文艺’吗？”他号召战友们，要鼓起斗志，和敌人斗争到底，并把敌人骂成是一文不值的“狗屁”，断定他们是长久不了的。他对胜利充满着无限的信心。他写道：“伤心是无聊，要的是力量。在这里记下我们朋友辛辛苦苦的劳力吧！纪念着彭勃君吧（彭勃是罗烽的笔名，当时已被敌人逮捕——引者注）。就是这样，只要下种，就会长苗。垂死的狗屁，不会喘延几天！”
随着政治形势日趋恶化，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同志和朋友不是被迫逃亡就是被捕被杀。萧军和萧红夫妇早在上年６月就逃亡去了青岛、上海，不久罗烽也被捕入狱，后被营救出狱。同志们担心金剑啸也遭到不幸，劝他离开东北去关内，但他坚决表示不能离开，要和敌人斗争到底。当罗烽、白朗和他谈到敌人的迫害时，他愤怒地紧握拳头说：“在可能范围内，我是不能也不甘心放弃满洲的，我要创造第二次事变，用我沸腾的血浪，把那些强盗们卷回老家去！”他的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决不因敌人的残酷压迫而退缩。后因在哈尔滨找不到工作，生活实在困难，经党组织负责人姜椿芳同意，由罗烽、白朗夫妇介绍，他于１９３５年６月间去齐齐哈尔的《民报》社任副刊编辑。
《民报》是伪“黑龙江省公署”的机关报，其杜长兼总编辑王甄海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与金剑啸没有横的组织关系，彼此也都不了解对方身份，但由于都是革命者，思想观点一致，所以能够很好的合作，暗中互相支持，利用办报的条件婉转地进行斗争。《民报》副刊原来没有专职编辑，也没有稿源，只是转载和剪裁一些外地报纸上的稿件，办得没有生气。金剑啸来后，在王甄海的支持下，以旺盛的革命精力和特有的文艺才华，很快就把副刊办得兴旺起来。他广泛地与当地邮政、铁路部门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和中小学的爱国师生联系，奔走各方组织稿件。他为这个文学副刊取名《芜田》，寓意开垦由于日寇入侵而荒芜的文坛。他设计创作了一幅木刻画刊头，画面上是一个雄伟健壮朴实勇敢的农民，肩上扛着铁镐，有力的大手紧握镐柄，两眼望着前方，倔强地奔向远山荒地。副刊上刊载了不少暗含反满抗日思想的作品。不久，他在副刊上又办了《艺文》周刊，这是他曾经发过的誓言，现在果然实现了。他给在哈尔滨的姜椿芳等同志和朋友写信，要他们快写稿来。
金剑啸非常关心和注意培养爱好文学青年的成长。他积极支持齐齐哈尔第一师范学校部分进步学生自发成立的漪澜读书会，指导他们阅读、研究和写作，帮他们修改文章，支持他们出会刊《漪澜》。为扩大影响，鼓励写作，他还在《芜田》上给他们开辟了《漪澜旬刊》，专门发表读书会成员的作品。在金剑啸的帮助下，有几名会员后来成为有名的作家。
金剑啸自己也积极写作。他经常到三百间房贫民区作调查，了解贫苦工人、市民的生活，收集创作素材。他用笔名“巴来”在《芜田》上发表短篇小说《王二之死》《瘦骨头》等，揭露日伪吹嘘的“王道乐土”实际上是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暗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只有起来斗争，推翻日伪统治，才能有生路。这时，他的主要作品是部分发表在《芜田》上的叙事抒情长诗《兴安岭的风雪》，这首诗巧妙地用充满激情的诗句，热烈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事迹，诗中描写了抗联战士在风雪漫天的寒冬，忍受缺衣少食的艰难困苦，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浴血奋战。作者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呼。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金剑啸借《民报》发刊２０００号举行庆祝活动的机会，组织了业余剧团白光剧社。他担任导演，动员了报社职员、工人、女工３０多人作演员，排练他创作的独幕话剧《母与子》《黄昏》、美国革命作家高尔特的《钱》、日本革命作家秋田雨雀的《喜门冬》和俄国进步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母与子》和《钱》公演后，在群众中引起轰动，有１０００多人观看。金剑啸还把剧情和演出盛况在《民报》上刊登出来，从而引起日伪警特机关的注意，勒令停演，解散剧团。同时传出特务们调查金剑啸身份的消息，王甄海让他躲避一下，于是他在１９３６年１月回到了哈尔滨。
一个革命战士，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战斗。金剑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反满抗日宣传活动已引起敌人的警觉，随时都可能被捕和牺牲，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他曾向朋友们表示：“我不顾一切，横竖迟早必定有那么一天。”回哈尔滨后，他继续寻找进行抗日斗争的宣传阵地，很快得知他过去编辑过的《大北新报画刊》因主办人经营不善处于困境，想找人支持，他即与姜椿芳商量筹资２００元钱接办画刊。为了便于掩护工作，仍保留原主办人，以应付日本人社长和外界关系，主编则由金剑啸担任。姜椿芳、侯小古（共青团员）、任震英（共产党员）等参加采编。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新的《大北新报画刊》于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０日出版，版式由原来的４开一张，改为１６开４页或６页一本的活页彩色画报，并改原周刊为五日刊。这个画刊因内容不受警特机关检查，对进行抗日宣传很有利。金剑啸主编画刊后，立即用诗文、漫画、照片等各种作品，向日伪统治者开火，有的是揭露讽刺，有的是唤起人民群众的觉悟，增强爱国心。他用大量篇幅揭露和讽刺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疯狂侵略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罪行，赞扬阿国人民对侵略者不屈服的反抗精神，以此影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有篇文章愤怒地谴责侵略者：“确实，黑人的生活并没有如罗马帝国的后裔那样文明。但是黑人本是平平和和地生活着的，墨索里尼的手下们却用炸弹、毒瓦斯、大炮去轰炸他们，并且连红十字会也炸！黑人却始终只是拿自己的力量反抗着，不知究竟是谁野蛮，谁文明？用炸弹炸死、烧死，用毒气窒死辣死成千成万的阿比西尼亚人，这叫做传播文化与讲人道？”
在４月２５日出版的画刊封面上，印着一幅意大利雕刻家创作的浮雕照片《劳工的受害者》，三名劳工悲愤地抬着一名被折磨死的劳工尸体，暗示在日伪统治下，中国劳工亦是如此，唤起人们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劳工的同情。在５月１日画刊的“五日大事记”栏里，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战斗消息：“４月２３日，萧克、贺龙共产军席卷云南省西部，向大理县进攻。”同时报道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袭击兴京县城的消息。５月１０日的画刊上，发表了金剑啸创作的一幅嘲讽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遭到失败的漫画。画中把红军比做出山的猛虎，把国民党反动派比做怕死无能的猎人，不但打不了虎，反被猛虎吃掉。漫画的文字说明是：“共产军自进入山西省后，国民党军颇为震骇，尽力围剿，但勇虎比猎人聪明，剿者反被剿矣！”热情地歌颂了红军的英勇善战。５月１５日的画报上，金剑啸用非常醒目的标题和照片，揭露和斥责日伪哈尔滨警察厅的１１２４号警备车，５月９日在道里中央大街横冲直撞、压死７岁女孩的暴行，把矛头直指哈尔滨的日伪最高警特机关。画报上还刊登了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的语录，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木刻像、诗作，也刊登了介绍鲁迅、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文章，并报道了他们的活动。他还在画刊上发表了短诗《哑巴》，对在日伪严酷统治下，人们没有言论自由，表示极大的愤慨。诗中写道：
“虽然天给了一张嘴，
然而却给浊的空气封住了，
封得呼吸都要窒息，
于是你便遭受着哑巴的待遇。
……”
这些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内容，夹杂在其它稿件中发表出来，和广大读者见面，受到爱国群众的热烈欢迎，画刊销路大增。
６月９日，第十一期画刊《戏剧专号》已排好待印，忽然接到高尔基病重的消息，金剑啸当即决定撤掉一篇文章，排上这条消息，并加发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公演高尔基剧作《夜店》时全体演员的剧照，表达对高尔基的深切怀念和敬重。
６月１０日画刊出版后，受到爱国读者的关注，也引起敌人的注意。日本社长山本看到画刊后大发雷霆，怀疑画刊编辑部里有共产党，密告到日本驻哈总领事馆。
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３日，是个黑色恐怖的日子，日伪统治当局蓄谋已久的在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哈尔滨等地大批逮捕抗日爱国志士的暴行开始了。敌人认为齐齐哈尔的《民报》社和教育界有共产党组织，共逮捕了王甄海等３０多人。金剑啸在齐齐哈尔的活动早已被敌人注意，再加上山本的密告，敌人更把他当作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因而于同一天的下午，在哈尔滨将金剑啸逮捕，并押送齐齐哈尔，与《民报》社被捕人员一案审讯。金剑啸被单独关在铁路局监狱里，宪兵队不分昼夜地对他灌凉水、上大挂、压杠子、夹手指，进行极其残酷的刑讯。金剑啸始终坚贞不屈，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没有暴露党的关系，保护了组织和同志，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日上午，在齐齐哈尔北门外刑场，金剑啸昂首阔步走向铺在地上裹尸的芦席，怒斥敌人，仰天大笑，从容就义。
金剑啸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创作的许多革命文艺作品，却为东北新文学奠定了丰厚的基础，成为东北革命文艺的先驱者之一。他的革命事迹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列展出，他的塑像耸立在哈尔滨的公园中，永远为后人学习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