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阳

金伯阳，１９０７年出生于辽宁旅顺铁山乡金家屯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自幼热爱劳动，常与农民一起赶车送粪，挑水锄地，和农民有着较深厚的感情。

１９１７年，金伯阳入小学读书。他聪明好学，经常读书到深夜，成绩优秀。１９２１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旅顺师范学校附属公学堂。学校设在风景秀丽的日本人集居的新市区。在旅顺市区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日本殖民主义者横行霸道，任意欺压中国人的事情。在校内，日本教师打骂中国学生、日本学生欺侮中国学生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都激发起金伯阳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当时，学生中打群架成风，金伯阳借机把中国学生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学生对中国学生的欺凌。随着年龄增长，金伯阳感到，这样做，只能暂时发泄压在心中的怒火，最多只能使日本学生欺负中国学生的行为有所收敛。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必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１９２５年３月，金伯阳从旅顺师范学校附属公学堂高等科毕业。他不愿再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听说大连中华工学会正领导着大连工人和日本人作斗争，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沙河口工场工学会的人最多，就瞒着家人，考入满铁沙河口工场技工养成所，为第十六期见习生。

金伯阳入场后，和先期进场的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功住在一起，他们经常促膝谈心。金伯阳向王立功尽情倾诉对日本侵略的愤怒和苦闷，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忧虑。王立功则向他讲述抗日救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道理，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在王立功的帮助下，金伯阳进步很快，不久即加入了大连中华工学会。在全国革命形势影响下，工学会蓬勃发展，工作十分活跃，办夜校，搞讲演，召开“中日工人恳亲会”，联合日本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等等。金伯阳从这些活动中感受到，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求得解放，工人只有团结斗争才会有力量。

金伯阳加入工学会之后，对各项工作都很热心积极，在工人中很有威信，不久被选为工学会的干事。从此，他更是全身心地投身于革命工作。在积极组织工人入会的同时，他负责刻印工学会小报、印发传单等，经常干到深夜，第二天照常学习和工作。他还和另一位同志共同负责取发《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为防止敌人的跟踪，他时而乘车，时而步行，每次都走不同的路线，保证按时把刊物送到工人手中。工人们十分喜爱这个浑身是劲、热情洋溢、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头的小伙子。一有机会，金伯阳就和工人们闲谈，给工人读《工人周刊》和其他革命刊物上的文章，扩大工人的眼界，使他们经常了解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１９２５年冬，经王立功介绍，金伯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便以一个革命战士的姿态，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

１９２６年４月２７日，大连福纺纱厂（全称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爆发了１０００余人参加的大罢工。经过一年来斗争锻炼的金伯阳，这时已成为负责全市青运工作的王立功的得力助手。他积极担负起罢工斗争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揭露厂方欺骗各界人民的虚假宣传和破坏罢工斗争的各种花招，宣传全市工人对福纺纱厂工人罢工的同情和支援，以鼓舞工人的斗志。

６月以后，日本殖民当局看到福纺纱厂的罢工斗争已不仅仅是经济斗争，而是“反帝色彩甚浓”的政治斗争，因此采取了全面镇压的手段。６月下旬，刚刚出狱的罢工主要领导者又一次被逮捕，接着又逮捕了一批罢工骨干分子。这时，金伯阳和王立功等轮流到罢工指挥部值班，了解情况，掌握工人情绪，坚持指导罢工斗争。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工学会为给工人撑腰，在纱厂北门外的大场院召开３０００多人参加的声援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大会，不仅坚定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也增强了全市工人的斗志，使日本殖民当局十分惊恐。第二天，警察署以“胁迫嫌疑罪”、“业务妨害罪”等莫须有罪名，逮捕了傅景阳等１９人。６月２６日，又以参加纱厂罢工为由，逮捕了７人。镇压吓不倒革命者，罢工斗争仍在继续着。金伯阳刻印散发了《福纺纱厂罢工工人致大连全体工友书》《福纺罢工工友泣告周水子农村父老书》，还印发了各工厂工人《致福纺罢工工友书》。这些宣传品，既向全市人民揭露了日本殖民当局凶恶地镇压罢工工人的真相，又鼓舞了罢工工人坚持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时，日本殖民当局更加疯狂地四处搜捕、抓人，大连市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为躲避敌人的追捕，金伯阳暂时回到家乡。哪知道，金伯阳刚回到旅顺金家村，敌人就跟踪而来。当天，正值屯长家娶孙媳妇，来客很多，金伯阳父兄也在帮忙。听说有人捉金伯阳，金伯阳的父亲一惊，立即返回家中，见金伯阳正坐在炕上和母亲亲热地说着话，便焦急地告诉金伯阳有人来抓他的消息。金伯阳母亲一听，急得边哭边给金伯阳找藏身的地方。金伯阳却十分沉着地安慰着父母，顺手换上父亲的衣服，戴上草帽，拐上粪筐，提着粪叉子，离开了家门。几分钟后，日本警察冲入金伯阳家中，从屋里的箱子柜到屋外的马棚、厕所、草垛等都翻个遍，也没找到人，只好怏怏而去。

金伯阳离开家，先在韭菜房呆了两天，又到柏岚子一个亲戚的果园中隐藏了两三个月。但敌人仍没放松对他的追踪，金伯阳遂离开家乡和亲人，北上找党。

１９２６年末，金伯阳顺利地和中共北满地委接上关系，先被安排在哈尔滨铁路机务段，以做工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在他逐步熟悉了工作环境之后，北满地委又安排他担任交通员，负责取送、传递党内的秘密文件和接待过往于哈尔滨的党内同志。金伯阳以他那素有的热情、大胆和细心，投入到新的战斗中，机智、谨慎、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北满地委的领导下，哈尔滨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严密注意。１９２７年３月末，道里警察署一名侦探混入党内，将北满地委组织状况和活动情况全部报告给警察署。４月１７日，北满地委遭到严重破坏。金伯阳和地委负责人等１０人被捕。金伯阳身为交通员，了解情况多，敌人多方威胁引诱他，甚至常常半夜突然提审，都枉费心机，一无所获。无奈，只好将他交给吉林高等审判厅。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９日，吉林高等审判厅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处金伯阳“管束三年”，押送吉林第三监狱服刑。１９２８年末，张学良易帜后实行“大赦”，金伯阳获释出狱。

出狱后，金伯阳急切地寻找党组织，于１９２９年春在奉天（今沈阳）与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是金阳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组织上了解这位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心愿，不久，批准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留在省委机关做机要文书兼交通员。金伯阳转入共产党后，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工作也更加努力。他时而奔走于哈尔滨、北满一带，时而在机关做刻蜡版、印刷、抄写各种文件的具体工作。不管工作多忙，他都坚持经常到工人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１９３０年初，与金伯阳并肩战斗的战友王立功，因肺病加重，住在奉天小河沿盛京施医院治疗。金伯阳前去探望，互相倾诉别后之情。王立功为自己同乡战友的迅速成长而十分欣慰，紧紧握着金伯阳的手说：“小伙子，几年来的斗争考验，把你锻炼得更坚强了。”王立功看着小同乡乐观、刚毅的脸，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要好好努力，做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金伯阳则用坚定地语气回答：“我不怕敌人的任何疯狂迫害，一定把革命进行到底！”金伯阳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１９３１年２月，金伯阳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仍从事工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前夕，奉天形势极为紧张，市民惊慌不安。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种种事端，为其先吞并东北、后占领全中国作舆论准备。面对这一形势，金伯阳深入到北市场一带工人集居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侵略阴谋，组织党团员和爱国青年贴标语、撒传单，利用东关庙人多的机会，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斗争，不当亡国奴。同时，组织日本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开展怠工、罢工斗争。他还亲自领导了启东烟草公司的罢工斗争，并取得了斗争胜利。这些宣传和斗争对于安定人心，鼓舞民族士气，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极端困难和艰苦的岁月里，金伯阳日夜奔波在斗争的第一线，革命锐气始终不减。一天，金伯阳冒雨急匆匆地赶路，传递一份重要情报。由于既没穿雨衣，也没打雨伞，途中引起特务怀疑，把他叫到一家糕点铺里审问、搜查。金伯阳一面沉着回答敌人的问话，一面按敌人的要求把兜里东西掏出放在柜台上。这时，他乘特务不备，利用脱袜子的机会使劲甩了特务一脸泥水，特务气得骂了一顿走开了。金伯阳就是这样，善于应付各种环境，巧妙地完成革命任务。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敌人破坏。新省委紧接着于１２月组成，金伯阳任省委常委。１９３２年１月，由于环境恶劣，活动困难，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迁到哈尔滨。哈尔滨的三十六棚铁路总工厂、老巴夺烟厂和许多工人居住区，都留下了金伯阳的战斗足迹。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６日，金伯阳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大连检查工作，之后向省委写了《伯阳通讯第三号》，报告了中共大连特支的工作情况。这是金伯阳最后一次回到自己生长的故乡。他看到美丽富饶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践踏，父老兄弟遭敌人蹂躏，心中无限愤慨，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此后，他即奉命奔赴南满领导游击战争，用武装的手段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１９３３年６月，金伯阳作为省委巡视员到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巡视工作。他积极热情，团结当地同志，把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深受战士爱戴。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南满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金伯阳仍以省委巡视员身份活动在独立师及其游击根据地。日本侵略者对这一支武装队伍十分惧怕，调集１．２万多名日伪军，对磐石游击根据地大举“围剿”。１１月１５日，游击队行军路经金川界汉龙湾地区，遭到汉奸邵本良部的突然袭击。金伯阳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壮烈牺牲，年仅２６岁。

人生难得几十年，岂为衣食名利权？

惟有丹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洒江山。

这是金伯阳生前书写的一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诗篇。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金伯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英名，却与我们伟大祖国的振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长久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