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甘做追光路上“铺路石”
■柳琴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蒋筑英，甘做追光路上的“铺路石”，辛勤探索、忘我工作，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成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中国共产党简史》第２５２页）
蒋筑英，１９３８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旧职员家庭，１９５６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１９６２年考取著名光学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的研究生，后一直在该所从事光学传递函数研究工作。１９８２年６月，由于过度劳累，不幸在成都逝世，终年４４岁。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
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蒋筑英从小努力学习，１８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依靠助学金完成学业。他常说：“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正是因为怀着这种感恩之心，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１０个寒暑假有８个在图书馆度过，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５门外语。
大学毕业时，蒋筑英放弃回到离亲人更近、条件更好的杭州或上海工作，毅然选择了去祖国光学事业的重要基地、离家千里之外的东北，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所长的研究生，做到一个领域追求一生，一项事业奋斗终身。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家庭出身影响了他的入党，但他始终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入党道路受到了阻碍，但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无限热爱、对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在研究所，他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虽无一官半职不管事，却对群众疾苦啥都管，是同事心中的“不管部长”。科研之余，他认真学习革命领袖的著作和中央文件，坚决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他生前一遍遍地写着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虽然蒋筑英生前不是党员，但他以实际行动坚守了信仰，书写了忠诚，奉献了青春，正如人们在给他的挽联上所写的——“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
建立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然而这个科研领域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国家需要，是我们的责任”，这是蒋筑英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的心声。
光学传递函数理论于１９４６年提出，在１９６２年的国际光学第６次会议上得到世界公认。１９６４年，当日本东京国际光学第７次会议上刚刚出现第一批光学传递函数的专题报告时，年仅２６岁的蒋筑英也发表了我国第一篇光学传递函数论文。
蒋筑英深知，理论突破只是一个基础，研制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才具有真正的实际价值。为此，他白天进行实验和设计，晚上查阅国内外文献。经过７００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１９６５年，年仅２７岁的蒋筑英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高水平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应用提供了最新的技术条件。而这一成绩的取得只比发达国家晚一年多。
此后，蒋筑英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他亲自动手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在光学传递函数标准化、系列化方面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在色度学、光学检测等领域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编写的《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以及设计的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他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蒋筑英如“永动机”一般，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把对祖国、对党深深的爱，都融入自己的工作之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急国家建设之所急，在追光的领域勇登科学高峰。
用热血谱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奉献之歌。光，耀眼璀璨、普照大地，而蒋筑英这个追光的人却甘当“铺路石”，甘于平凡。蒋筑英常说：“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愿意别人踩着我顺利走好人生之路。”
蒋筑英心里只有责任，从无个人利益。他克己为人、大公无私，研究所里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时，蒋筑英主动让给更需要的人；周末劳动时，他主动挑脏活累活干；他父亲的问题平反时，他写信让父亲不要向国家伸手。他淡泊名利、从不藏私，翻译了大量论文却从不占为己有，发现别人研究课题的有用资料主动翻译赠送，帮助同事修改的论文发表了却不让署他的名字，与人共同研究取得科研成果了却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出席学术会。
即使身在国外，蒋筑英也心系祖国。所里派他到德国进修，他从国内带去一大包四川榨菜当作家常菜，通过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积攒了相当于几年工资收入的钱，全部给研究室添置了打字机、录音机和一些紧缺的光学部件，并买回若干台电子计算器分给同事们，帮助大家提高工作效率。
蒋筑英时刻想着国家、想着事业、想着他人，却很少想着自己、想着家人。蒋筑英家住长春的风景区南湖附近，他有两个孩子，但是却从未带孩子到南湖玩过。由于长期劳累，他的病越拖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厉害，爱人着急催他赶紧去医院看看，他却总是说“等明天吧”。直到蒋筑英进入生命倒计时的最后４天里，他还不知疲倦地每天忙到深夜，忙着收拾新建的实验室、帮助同事修理下水道、打扫卫生清理垃圾。１９８２年６月１５日，蒋筑英带病去成都验收一套大型检测装置时，因积劳成疾致使病情恶化，最终生命定格在了４４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蒋筑英的事迹给予充分肯定，聂荣臻亲书“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