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中山公园内，矗立着一座天津十五烈士纪念碑。碑呈塔状，绿翠环抱，庄严肃穆，碑身镌刻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天津十五烈士的光辉事迹，记载着那段难忘的历史，也让瞻仰的人们在缅怀先烈、寄托哀思的同时，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
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中山公园内的天津十五烈士纪念碑。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益世报》（天津）刊载的关于十五烈士就义的新闻。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益世报》（天津）刊载了一则名为《戒严司令部昨枪决赤党十五名》的新闻，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该赤党赵遵三等十五名，均在天津英租界义庆里四十号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等情不讳，呈奉安国军总司令暨直隶保安总司令核准，均应将该犯等处以死刑，当即将该犯赵遵三、倪志洁、王玉荣、王华棠、王培山、高有芳、孙斌、王鹤洲、宋子成、孙宝山、赵品三、韩玉亭、徐彦州、王益三、王健文等十五名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这１５名所谓的“赤党”，就是天津十五烈士。其中为首的赵遵三，就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书记江震寰，他在狱中使用了爱人赵达的别号作为化名。
革命之家 立志报国
江震寰，１９０４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刘家桥村的一个革命家庭。自幼受父亲影响，立志革命，向往光明。
江震寰的父亲江浩曾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后，江浩受到鼓舞，潜心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他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江浩一生坚持不屈不挠开展斗争，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曾称赞江浩“是一位像松柏那样长青的革命元老”。
１９２４年１月，江震寰及家人在上海的合影。
江浩经常向家人宣传革命思想，鼓励他们阅读革命书籍、接受革命锻炼。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都参与革命实践，被誉为大革命时期“光荣的革命之家”。其夫人刘玉莲在操持家务的同时，坚持为掩护党的机关费心费力；长女江韵清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是天津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二女江浥清曾任天津团地委的妇女部长，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骨干；三女江汰清幼时便和母亲一起帮助掩护革命活动，后来也参加了革命。
江震寰自然也不例外。他是江浩的独子，各方面受江浩的影响尤深。在滦县第三师范读书时，便经常收到父亲寄来的革命书刊，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习、思考。这既加深了他对革命的理解，也更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１９２４年３月，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４年６月由北方区保送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肄业，９月转赴苏联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江震寰奉调回国。他以天津扶轮小学教员的身份公开活动，主要从事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国共统一战线工作。得以和家人团聚的他，经常和家人一起分享在苏联的所见所闻，讨论在革命斗争中遇到的问题，甚至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辩论得面红耳赤，激烈的思想碰撞和丰富的革命实践让他迅速地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学成归来 大展身手
天津有个小刘庄，位于海河之滨、河西区东部。小刘庄是工人集中居住的地方，曾有人形容那里“工房及分租房林立，有数千工人寓其间，瓦屋林比，俨然如一市镇”。回津之初，江震寰经常去小刘庄的工厂，宣传革命，发展工人运动积极分子，组织工人加入工会。
１９２５年的冬天，时局动荡，革命形势变幻莫测，江震寰却斗志昂扬，无所畏惧。他格外懂得要俯下身子干革命的道理，虽然既是干部，又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和工人打起交道来却没有一点儿隔阂，常常摸黑赶奔纺织工人居住区，利用早晚换班的机会进入工区，和劳苦大众促膝谈心，传播革命的星星之火。他时刻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１２月２５日有同志在纱厂附近被捕，“各报上均有关于赤化之造谣新闻”，面对这种不利情况，他却认为这些新闻“其实亦为我们宣传”，“在纱厂工作，虽一时暂感困难，但实际还能照常进行”，并不因此中断革命工作。
江震寰工作起来很有招法。他工作方式十分灵活，对于整体情况较好的支部，他组织支部定期开会，进行政治报告讨论和工作分配；相对较弱的支部，则多用谈话和个别训练的方式，谈话内容也选取工人生活、工会、工会小组等团员感兴趣且容易理解的内容。他对于团地委的工作总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如，１２月团的组织较上月有一定进展，他却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批评了这一进步，表示“这种发展不是由于支部，而是靠地委或Ｃ．Ｐ．（作者注：中共党员的英文缩写）同志的力量进展起来的”，并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于“各同志不明白支部作用和意义”。同时，他不惮于直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１２月时，国民军包围天津，与奉系军阀呈相持之势。高压之下，青年工人宣传活动完全停顿，江震寰时刻关注时局，月底政局变化后即往各厂派出演讲队，继续宣传工人运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天津团地委在纺织工人中建立了天津纺织工会、工人俱乐部和学校，领导工人群众开展了与资本家、工头、工贼的斗争。江震寰也赢得了组织的认可和广大工人同胞的尊敬爱戴。１９２５年冬，天津团地委在给团中央的一系列工作报告中提到：江震寰主管的宣传工作“有点成绩”“亦可多少破天津之沉闷空气”，曾暂管的工会小组工作也由“已有相当成绩者只铁路工人”变成除铁路工人外，“纺织工人，有组织的有３２０人”“并组织有足球队，人数３０”。
从容就义 慷慨捐生
１９２６年３月下旬，国民军在帝国主义和直鲁联军的联合进攻之下，撤出天津，退往西北。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占领天津，革命形势急剧恶化。１１月下旬，江震寰、赵玉良、王建文、邬集中等１５位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入狱。
党组织想方设法对被捕同志展开营救。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刊载文章，指出这一严重事件是“英国帝国主义致奉鲁军阀的见面礼之一”，揭露“租界是摧残革命运动助涨反动势力的根据地”。远在广州的江浩也立即筹款，并派王积衡星夜回津营救。临行前，江浩特别嘱咐他“不要偏重营救震寰一人，要顾及全案”，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情怀。王积衡抵津后，将款交给中共天津地委负责人于方舟，请其组织营救。但由于此案关系重大，必须要有奉系高层的手令才能处理，所以我党的营救活动仅能打通监守人员，里外可以通些信息，随时接济他们一些钱用。
铁窗之内，尽管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江震寰从未停止过斗争。他告诉同志们：“用坚强不懈的共同斗争，英勇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去换取世界劳苦大众的自由解放是无限的光荣。”并以此鼓舞同志们的斗志，激励他们顽强斗争。他始终心系党组织，机智地用针尖在香烟盒上扎成密码传递出去，告诉狱外的同志们“注意保护自己，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也让党组织了解自己在狱中的情况。
江震寰的身上，似乎总有着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一股正气充盈的精神，让他能够在绝望中看见希望，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即使在意识到自己将要永远地离开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时，他依然是镇定从容。他给妻子留下一封诀别信，信中写道“敌人虽然打得我们皮开肉绽，但是他们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把坐牢看做是休息，牺牲就是个人革命的成功”，安慰她“大好头颅待价估”“愿卿莫做无谓哭”。他还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取名“赤星”，并叮嘱妻子一定要“抚孤之承我志，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期”。字里行间，充满了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天津十五烈士临刑前合影，其中一排左二为江震寰。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江震寰等１５位革命志士被押赴南市上权仙对面的刑场。在刑场上，江震寰面对刽子手的枪口，横眉冷对，怒而不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行刑的刽子手被吓得浑身发抖，不能举枪。最后，江震寰身中３枪，含恨倒地。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江震寰从容就义，慷慨捐生，但是他和其他仁人志士在那沉沉黑夜里点燃的星星之火，早已悄悄蔓延至海河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