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浩，原名江文浩，字注源，号著元、竹元，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１２日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省）玉田县刘家桥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读书时勤奋好学，进取心很强，有时提出的问题连启蒙老师都难以回答。当时清朝仍实行科举制，江浩曾考中秀才。
青年时代的江浩，渴望得到新知识拯救祖国，１９０８年毅然摒弃进取功名的途径，东渡日本留学。
在东京期间，江浩结识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积极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在东京的冀东２０名留学生中，只有江浩一人参加同盟会，而且又是第一个剪掉了辫子，因此被一些冀东的留学生讥讽为“疯子”。
１９１０年江浩毕业回国，经丰（润）、玉（田）、遵（化）三县教育会聘请，任遵化县省立中学学监。他积极向学生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
江浩十分关心群众，注意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他每次回到家乡，总是要用大部分时间去找乡亲们攀谈，了解他们的疾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介绍一些国家和世界的大事。乡亲们喜欢接近他，村头巷尾，田边路旁，经常围着一大群人听他谈话。后来，他还在本村小学校里办了一个“书报社”，组织群众读报、学习进步的通俗读物。
江浩决心救国救民，推翻腐败的封建清王朝。辛亥革命后，他辞去学监职务，奉命到天津法租界天增里２９号参与筹组同盟会北方支部机关。
１９１２年初，为了响应和配合武昌起义，江浩随白雅雨等赴滦州策动驻军第二十镇起义。１月３日，“北方革命军政府”宣布成立。当晚１０时，起义部队向天津进军。部队行至雷庄时，与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所部巡防营及曹锟所部第三镇猝遇，苦战一昼夜，死伤惨重而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被俘遇害。江浩幸免于难，潜回天津。返津后，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力量，成立北方革命军司令部，统一领导各地斗争，并决定１月２９日在天津发动起义。江浩等旋又策动天津直隶总督卫队团第二营配合革命党人进攻直隶总督府。后因起义信号提前误发，各路起义军尚未集齐，仅有部分革命党人进攻总督衙门和金钢桥等地，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此时因清廷追捕甚急，江浩被迫南下上海。同年８月，孙中山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天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建立国民党燕支部，江浩任交际处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江浩当选为直隶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１９１３年又当选为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他以国会为讲坛，仗义直言，揭露封建军阀政权的各种罪恶，因而受到反动军阀的嫉恨。１９１５年，江浩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被通缉，出走沪、粤、吉等地。１９１６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召集原国会复会，江浩复回北京。８月１日，国会复会，举行第二次常会。江浩由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晋升为议员，出席了这次国会。
１９１７年７月，段祺瑞废弃国会与《临时约法》，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江浩响应号召，同部分议员南下护法。１９１８年护法运动失败后，江浩和其他护法议员发表通电，声讨军阀政权，表示“护法救国，矢志不渝”。
江浩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奔走民主革命，历尽曲折和艰辛。当他在苦闷中寻找中国革命出路的时候，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深受鼓舞，认为“中国革命也必须走这条道路”，随即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
１９２１年江浩回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帮助影响下，不久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早期党员。
江浩入党后，仍利用国会议员的合法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把国会议员月薪收入的４００元银洋的大部分交给了党，而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仍很清苦。
１９２１年，江浩与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各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暑期，他通过社会关系到保定育德中学任学监。在那里，他亲自给学生讲修身课，油印《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作教材；还成立了书报贩卖部，向学生推荐和出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礼拜六》和《新青年》杂志等革命书刊。他帮助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继之建立“社会问题研究会”，并于１９２２年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１９２２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江浩从保定回到北京，以国会议员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１９２４年１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形成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江浩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根据党的指示，他返回天津与于方舟、李锡九等共同担负起创建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和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重任。２月底，在天津法租界普爱里１７号建立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江浩是主要负责人。５月，他又与于方舟、李锡九在原法租界２４号路普爱里３４号（今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２１号）召开了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成立会议。会上，选举于方舟为书记，江浩负责组织，李锡九负责宣传。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确定了党在天津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开展群众运动特别是纱厂工人运动，派党团员深入工厂、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天津人民迅速掀起革命运动的高潮。
江浩和于方舟等天津地委负责人在加强党团组织建设的同时，还组织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组织了非基督教大同盟；改组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建立了妇女组织，出版了《妇女日报》。江浩还利用自己在天津、北京和直隶省的许多社会关系，广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吸收了许多人加入共产党，并把他们分别派往京奉、京汉、津浦沿线各县充实或发展革命阵地。
为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江浩把家眷安置在普爱里３４号。他在工作中十分注意运用过去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很少请客赴宴。他不仅自己从来不到戏园、电影院、公园、游艺场所去，而且告诫别的同志也不要去，教育大家要严格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
江浩的夫人是一位缠过足又未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江浩对她体贴、尊重，夫妇和睦相处。她原来不识字，江浩教她学习，从拼音字母开始，后来达到了能通信、记事的程度。江浩的家在天津地委机关居住时，她除了操持家务外，还为掩护党的机关操心尽力。在江浩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几个子女都先后参加了革命。１９２４年秋，大女儿江韵清经于方舟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妇运领导工作。儿子江震寰也在这一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于同年６月入黄埔军校，９月肄业，旋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后来，二女儿江挹清也参加了革命。人们称赞江浩一家是“光荣的革命之家”。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日，由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起和领导的国民会议会促成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浩和于方舟、邓颖超等十名天津代表参加了大会，江浩在会上被选为常务委员。
３月１２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江浩等立即领导筹备在天津召开追悼大会，江浩担任大会主席，有３０多人登台讲演，广泛宣传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使天津人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各界人民团体发出宣言与通电，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严正抗议。江浩和邓颖超等联合各界爱国团体于６月１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组织各群众成立“沪案后援会”。
在６月３０日天津人民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中，江浩走在队伍的前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烈士复仇”等口号，并在沿途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听者无不为之感动。后来，奉系军阀派出军警镇压群众运动，江浩被迫离开天津，先后到玉田和张家口等地开展革命工作。
同年夏，江浩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负责人身份，组织在京津读书的进步学生到玉田县开展革命工作，在玉田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随后又从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到１９２６年５月底，建立了中共玉田县支部。
８、９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派萧三、江浩、王仲一、卢绍亭等到张家口领导革命斗争。这时张家口铁路车务、机务等大厂和京绥路沿线的南口、康庄、大同、包头各站，以及张家口市内电灯公司、造币厂、电话局以至大境门外的农村，已经普遍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迫切需要在张家口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关。在这种形势下，萧三与江浩、王仲一等一起，领导建立了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代号“张迪芳”，萧三任书记，王仲一任组织委员，江浩任宣传委员。江浩在张家口工作重点是做国民党和国民军中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
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二大”，江浩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监察委员。
５月１５日，江浩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江浩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立场坚定，不徇私情。张继原是江浩在国民党中的挚友，当张继参加“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共活动后，江浩便毅然与他绝交。
在广州，毛泽东曾邀请江浩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作报告。报告之前，毛泽东向学员介绍时，称赞江浩是一位“像松柏那样常青的革命元老”。江浩向学员报告了当时革命形势，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１月２３日，奉系军阀褚玉璞勾结英帝国主义分子，包围了天津国民党市党部机关（实为中共天津地委机关）义庆里４０号，以“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逮捕了江震寰（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兼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１５人。江浩嘱咐负责营救工作的同志：“不要偏重营救震寰一人，要照顾全案。”不久，江震寰等１５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杀害。噩耗传来，江浩忍痛节哀，紧握拳头坚定地说：“干革命免不了牺牲，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１９２７年初，江浩随国民政府迁都至武汉。３月１０日，国民党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江浩与董必武、毛泽东、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出席了会议，并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维护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进一步推动革命发展的决议。会议决定“为镇压反革命及裁判军事犯，设立革命军事裁判所”。江浩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革命军事裁判所所长。他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坚决、认真，卓有成效。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当年曾流传着江浩大义灭亲的一段故事。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生俘了军阀吴佩孚的战将师长刘玉春。刘玉春系河北玉田人，不仅与江浩是同乡，而且叙起来是江浩的小舅子。一天，江浩对裁判所裁判员赵雪村、郑铁山等人说：“今天我要演出一场《赤桑镇》，审一审我那个小舅子，看他脑壳有多硬？”人们称赞江浩“大义灭亲”。
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４月１９日，蒋介石发出了通缉包括江浩在内的所谓“共党及跨党分子”１９７人。２１日，江浩和谭平山、吴玉章、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等４０人联名发出通电，声讨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自立伪政府的罪行。
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在“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这时江浩根据党的决定，退出公开活动，到襄阳中共两湖特委工作。
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８月１日，江浩与林伯渠、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和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共２３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同日，在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起义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江浩与周恩来等２５人当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江浩参加了中国工农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后，江浩和向忠发、李震瀛则按照共产国际指令前往德国、比利时出席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他们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斗争和反帝运动的报告。会后，返回莫斯科。
１９２８年，江浩与林伯渠、吴玉章、何叔衡、徐特立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校为这些年龄较大、实践经验较多的同志，专门设立了特别班。江浩在特别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为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而高兴。虽然记忆力不如青年，但学习很努力，各门课程成绩显著。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江浩在特别班毕业，准备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但因途中患严重的心门漏血症，留居海参崴疗养，并在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对华工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给国内同志写信，指出要学习革命理论，做好国内工作。１９３１年，江浩因病逝世于海参崴，终年５１岁。在隆重的葬礼上，一队苏联红军士兵向他鸣枪告别，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海参崴市郊的一座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