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原名蒋如恒，曾用名侠生、侠僧、光赤等，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生于豫皖边界河南一侧的陈家淋子（现属河南固始县陈淋乡）。蒋光慈的祖辈以经商为业，父亲蒋从甫是个书生，因不善经营而使商号亏本，不得不迁往二十多公里以外安徽一侧的白塔畈小街（现属安徽省金寨县），改做日杂买卖并设馆课读。
蒋光慈在陈家淋子的志诚学校读书时，国文教员詹谷堂（后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对他尤为器重，经常在课后给他讲一些课本外的知识。平时，他读《史记》，最崇拜朱家、郭解一类的游侠，把他们看作是穷苦人的救星。在志诚学校毕业后，蒋光慈考入固始中学。入学后不久，他因为和几个同学痛打了一个横行不法的地主官吏，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被校方开除。
１９１７年９月，蒋光慈进入设在芜湖赭山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学读书。当时的中国，是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屈膝卖国，大好河山支离破碎，人民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安徽督军倪嗣冲更是凶焰万丈，探访局日夜捕杀革命党人。时局的艰难，人民的痛苦，在蒋光慈心里激起对旧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愤慨。在芜湖读书时，他把自己的名字“蒋如恒”改为“蒋侠生”，表示一生要行侠仗义，削尽人间不平。
那时，芜湖五中的进步教员高语罕、刘希平等人，锐意改革教育，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对蒋光慈等一班进步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芜湖长街的科学图书社，是《新青年》杂志的代售处。每期《新青年》一到，高语罕和刘希平就在课堂上逐篇加以介绍、分析，鼓励学生细心研读。他们还结合国破家亡的现实，给同学们讲授历代爱国志士的诗词，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学校管理上，他们提倡民主治校，主张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在他们的倡导下，芜湖五中在１９１７年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这是芜湖最早的学生组织。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当时任芜湖五中学生自治会副会长的蒋光慈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他在高语罕、刘希平等教师的支持下，及时联络芜湖各中等学校师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通过报界发表宣言，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还带领同学到商号宣传抵制日货，吁请商界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实行罢市。为了使抵制日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他派出部分同学暗中与各家商号的学徒、店员取得联系，监督各商号进货，并组织学生纠察队，直接到车站、码头查扣日货。这时，他已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他所在的芜湖五中则被誉为“芜湖的北大”。
１９２０年４月，蒋光慈作为芜湖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的代表，离开芜湖去上海，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会议。当时，正值北京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密谋鲁案直接交涉。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为此发出通电，决定自４月１４日起，实行全国罢课，誓死反对鲁案直接交涉。芜湖各中等学校学生从４月１６日起开始罢课。蒋光慈抵达上海后，立即投入了这场震撼全国的罢课斗争。４月１８日，他与芜湖学生联合会的另一代表李宗邺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代表通告书》。这是年仅１９岁的蒋光慈到上海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署名通电，是他在五四时期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蒋光慈还积极组织并撰写了一批反映芜湖学生罢课斗争进展情况的报道，在上海《民国日报》上陆续刊出。
这年秋，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为中国共产党准备干部，陈独秀等人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校长由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担任，学员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蒋光慈经高语罕的推荐，成为外国语学社最早的一批学员。１９２０年冬，蒋光慈与外国语学社的部分同学被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１９２１年四五月间，蒋光慈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往苏俄学习，同行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韦素园、吴葆萼等。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大约在同年八九月间抵达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始了留学生活。
１９２１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筹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蒋光慈被调去担任翻译和招待工作。会上，他结识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最使蒋光慈引为自豪的是，会议期间，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导师列宁。
不久，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中共组织，蒋光慈即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和其他党员同学一起，组成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
留学期间，蒋光慈还与瞿秋白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瞿秋白早在１９２０年秋天，就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俄各地作实地考察，后来又兼任东方大学陆军学院汉文系教授，同时还为包括蒋光慈在内的中国留学生班辅导俄语。瞿秋白对文学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和蒋光慈在一起研讨新诗的创作和改革，并且互相交流新作。
为了借鉴俄罗斯民族的文化遗产，探讨无产阶级文学与近代文学的渊源关系，旅俄期间，蒋光慈还同瞿秋白一起共同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并写出各自的专著。瞿秋白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间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后经过蒋光慈的删改，易名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并同蒋光慈自己撰写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一起，合并编为《俄罗斯文学》一书，于１９２７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在莫斯科学习期间，蒋光慈曾翻译、撰写了一些宣传唯物论、宣传革命文学的论文寄回国内，先后在《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上发表。尤其重要的是，他还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编写了《列宁年谱》，后来陆续刊登在《新青年》上。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０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４期“国民革命号”上，刊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一文，就是蒋光慈从斯大林所著《列宁主义》一书中节译的。这是斯大林文章第一次被译成中文。
蒋光慈在莫斯科期间还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诗篇，同时也尝试翻译一些苏俄进步作家的诗作。１９２４年３月，他将这些诗作编成旅俄诗集《新梦》。
１９２４年７月，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决定让蒋光慈回国参加实际斗争。不久，蒋光慈便结束了３年的旅俄留学生活，回国迎接新的战斗。
蒋光慈回国后，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在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同当时在上海的许多革命者一样，蒋光慈住在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就在这间斗室里，他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为学生编写讲义，同时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１９２４年８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３期和１９２５年１月１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他连续发表两篇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文，就文化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怎样对待文化遗产、作家的人生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以及什么是革命文学家、什么是革命文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两篇论文集中代表了蒋光慈早期的文学主张，是他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文艺理论的一次尝试，也是向当时处在唯美派统治下的文坛发起挑战的檄文。
在宣传革命文学的同时，蒋光慈还致力于实际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他回国不久，便立志要“办一文学刊物，振作中国的文学界”。他和沈泽民及上海大学学生委员会王秋心、王环心等组成“春雷文学社”，并创办《文学专号》周刊，附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出版。在《文学专号》的“代发刊宣言”中，蒋光慈写道：
朋友们呀，我们是些无产者，
有钱的既然羞与我们为伍，
穷人们当然要与我们交悦。
我们的笔龙要为穷人吐气，
我们的呼吼能为穷人们壮气……
这是蒋光慈回国后所办的第一份刊物。这份刊物只出到第２期，即因“特别事故”被迫停刊。在停刊启事中，他与“春雷文学社”的同人曾表示：“俟将来有机会时，本社另出他种文学刊物。”
１９２５年初，蒋光慈的旅俄诗集《新梦》由党中央创办的上海书店出版。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本文学书籍，扉页上有木刻红字：“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年——光赤”。同年４月，由瞿秋白主办的《新青年》第１号，以显著位置介绍了这部诗集，称“新梦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响雷，一盏明灯。新梦一定要如响雷一般震动人们的心灵，一定要如明灯一般照亮人们的眼睛”。这部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诗集，出版后令读者耳目一新，同年５月即再版，次年又由新青年社出第３版，改为横排本。这期间，蒋光慈收到许多不相识的革命青年的来信，对他的这部作品给予赞誉和鼓励。蒋光慈早年在芜湖读书时的友人、时在安徽任教的钱杏邨（阿英），把《新梦》作为国文教材，先后在三所中学六个年级中试教，反映极好，影响甚大。
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由于冯玉祥统领的国民军开始倾向革命，１９２５年４月，苏联政府决定在给予物资援助的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冯玉祥作战。这时，蒋光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安排，离沪北上，去冯玉祥部担任苏联顾问的翻译，还在冯玉祥创办的军官学校任教官。这时，他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继续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他这时期的部分诗作，陆续刊登在北京大学“猛进社”主办的《猛进》周刊上。
五卅惨案发生后，蒋光慈义愤填膺，写了一首题为《血花的爆裂》的诗，向为争取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先烈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并将这首诗寄给《京报》。因措辞激烈，报社拒不刊登。蒋光慈为此专门写信责问报社。
同年１０月，蒋光慈回到上海。这时，上海正笼罩在一片阴森森的气氛之中。１２月１２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下令查封上海总工会。１２月１７日深夜，军阀又秘密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在白色恐怖面前，蒋光慈昂首阔步，毫不畏怯，满怀悲愤地写了一首题为《在黑夜里——刘华同志之灵》的悼诗，控诉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暴行，赞颂刘华是“上帝的叛徒，黑暗的劲敌”，坚信“黑夜总有黎明的时候”。
蒋光慈返抵上海时，郭沫若（时为上海学艺大学文科主任）正同“国家主义”分子、上海学艺大学董事林賛（灵光）在刊物上展开论战。郭沫若在“创造社”主编的《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穷汉的穷谈》一文，以其诗人的机智和幽默，绝妙地嘲弄了林賛之流，给了“国家主义派”迎头一棒。蒋光慈这时与郭沫若尚未结识，但是，对这位以诗集《女神》震惊文坛的作家十分敬重，把他看作知己。在读了郭沫若的《穷汉的穷谈》一文后，蒋光慈立即“发生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蒋光慈即以公开信的形式致函郭沫若，除了向他“表示相当的敬意”，并特别指出“由此我相信你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家”之外，还在公开信中列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三个特点，进一步从反面说明林賛之流对共产党人的诬蔑，恰恰道出了共产党人的可贵之处。这封信对郭沫若的文章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补充，表现了一个党员作家鲜明的党性立场。这封信写出后不久，蒋光慈与郭沫若两人终于在上海见了面。在郭沫若的引见下，蒋光慈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参加了“创造社”的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也开始在“创造社”主编的刊物上发表。
１９２６年初，蒋光慈的第一部书信体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问世。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少年汪中在当时社会中的一连串不幸遭遇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血洒疆场的故事，揭露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要改变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只有革命这一条路可走。这对当时许多处于迷惘之中的青少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因而出版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
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即五卅运动一周年时，蒋光慈创作的一篇直接反映五卅斗争的短篇小说《疯儿》，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五月特刊号”上发表，编者专门为这篇小说加了一段按语，指出：“我们对于文艺的意见，以为只要是真能表现现代被压迫者的人生，只要是实际生活中喊出来的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欲求，那便好了。”蒋光慈在上海时期的这一段创作经历，正体现了这种文学主张，以文学作武器，为“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欲求”进行不屈的战斗。
１９２７年１月，蒋光慈的第二部诗集《哀中国》，经瞿秋白审定并题签，由中共创办的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的短小说集《鸭绿江上》。这时，蒋光慈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已渐趋成熟，成为引人瞩目的革命文学家。
１９２６年底至１９２７年春，上海先后爆发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蒋光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中篇小说《短裤党》。这是一部最早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文学作品。作者在小说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义举，再现了起义从失败到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形象地说明了武装暴动是“工人所不能避免的一条路”。瞿秋白在读了这部小说以后也赞赏道：“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光慈转移到武汉，为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多争得一块阵地，他同钱杏邨、孟超等决定创办一种新的文学刊物，并提议取名“太阳”。在当时黑暗无边的政治气象里，选用象征光明的“太阳”作为刊名，是有着深刻含义和无比勇气的。不久，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叛变了革命，大革命遂告失败。１９２７年８月，蒋光慈又回到上海，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这时，进步作家齐集上海，大家认为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蒋光慈等打算首先请求鲁迅先生合作，得到郭沫若的肯定和支持。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上旬的一天，蒋光慈和郑伯奇、段可情等特地去见鲁迅，提出有关大联合的具体意见，得到鲁迅的赞许。鲁迅还提出复活《创造周报》的建议，蒋光慈等也欣然表示赞成。不久，《创造月刊》上登出了一份由鲁迅、蒋光慈和郭沫若等３０位进步作家共同署名的宣言，揭开了左翼作家大联合的序幕。
１９２８年１月，蒋光慈主编的《太阳月刊》正式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太阳社”也同时宣告成立。“太阳社”的成员全部是共产党员，除了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这四个发起人之外，还有林伯修（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任钧、楼建南、楼适夷、殷夫等。当时在中共中央的瞿秋白和高语罕、杨匏安等，也参加了“太阳社”。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第一个文学团体。
１９２８年初，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主要是在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以及“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进行。这期间，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宗派主义倾向。在纷繁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蒋光慈和其他同志看不到鲁迅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错误地把鲁迅当作革命文学的反对者，并与鲁迅发生“笔战”。１９２９年１月，蒋光慈发表杂感《鲁迅先生》，集中反映了他当时对鲁迅的错误看法。文章认为，１９２８年以前的鲁迅先生，成绩卓著，德高望重，而１９２８年以后的鲁迅则已经落伍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有两个鲁迅，一个是向下的，一个是向上的，现在正是这两个鲁迅争斗的时期。我怀着十二万分的热烈的希望，希望那个向上的鲁迅能够战胜！”这些错误的言论，不仅影响联合阵线的团结，也为后来他与鲁迅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国民党反动派挥舞屠刀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蒋光慈和他主持的“太阳社”一直没有停止战斗，他们巧妙地变化斗争策略，同敌人周旋。《太阳月刊》被查禁，则改名为《时代文艺》继续出版；《时代文艺》被查禁，又改名为《海风周报》，如此等等。在两年之中，虽然前后换过五个刊名，但是，作为一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阵地，则从来未放弃过。蒋光慈本人更因为在敌人眼里早已成了“宣传赤化的暴徒”，所以不得不时常变换自己的笔名。他用过的笔名有华维素、华希理、魏克特、魏敦夫、陈情等。为了避免反动派的迫害，有时他甚至在作品完稿后故意标上一个假地址，使敌人摸不清他的行踪。例如，１９２８年底，他译完苏联作家罗曼诺夫的小说《爱的分野》之后，特地在“译者小序”后面注上“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德国柏林”。
１９２９年７月间，蒋光慈因肺结核病转重，遂东渡日本作短暂休养。在这里，他与日本著名左翼作家藏原惟人成为挚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革命文学问题。这前后，“太阳社”的任钧、冯宪章、楼适夷等也来到东京。在蒋光慈主持下，他们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部，与国内革命斗争遥相呼应。
旅日期间，蒋光慈译完了苏联作家里别津斯基的长篇小说《一周间》，写成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和日记《异邦与故国》，还忙里偷闲地游览了著名的富士山和富士湖。但是，绮丽多姿的富士山风光毕竟没能留住我们的诗人，国内更艰巨的任务正在等待着他。同年１１月１５日，蒋光慈匆匆结束了日本之行，踏上了驶向祖国的归船。
这时，上海的左翼作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正在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蒋光慈回国后，立即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与鲁迅、冯雪峰、夏衍、阳翰笙、柔石等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负责讨论制定左联的纲领和章程。至此，“太阳社”这一文学团体也就自动宣告解散了。
１９３０年１月，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报》改名为《拓荒者》继续出版。这份刊物实际上已经成为左翼作家共同的刊物。左联成立以后，它即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
这时，蒋光慈正抓紧时间创作一部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并将写好的章节在《拓荒者》上连载。
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５０多位进步作家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蒋光慈当选为左联候补常委。
在左联的领导下，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展开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等作家纷纷发表文章或谈话，蒋光慈也搁下正在创作的小说，积极参加这一讨论。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盛行时期，在主客观条件俱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鼓吹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幻想侥幸取胜。由于这种错误主张的影响，左联也不适当地提出了“街头是我们战场，口号替代我们的欢呼”、“‘五一’劳动节不再是单纯的庆祝日，而是血战的斗争日”等一些“左”倾盲动的错误口号，要求作家、艺术家走向街头，参加“飞行集会”等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这类冒险主义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后果，一些作家、艺术家相继被捕。
蒋光慈对这种活动方式深为不满，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并且拒绝参加马路上的“飞行集会”和游行等鲁莽活动。他认为，革命尚处在低潮之中，中共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建立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上；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纯粹是一种冒险行为，只会给革命带来无谓的牺牲。中共中央６月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会议关于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所谓“策略总路线”，很快向全党作了传达和部署。蒋光慈听了传达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为错误领导的压力所动，因而使自己陷入一种十分困难的处境。中共组织和不少同志对他产生了误解，有些同志公开斥责他无组织无纪律，甚至认为他拒绝参加武装暴动，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畏缩动摇的表现，实际上等于背叛革命。
还在１９２９年，蒋光慈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出版时，就曾招致中共党内的严厉批判。《丽莎的哀怨》是他创作题材上的一次尝试，写的是一个白俄军官夫人在十月革命后被迫逃亡上海，沦为倚门卖笑的妓女的故事。他试图透过这一侧影，展现十月革命的功绩。对这部作品的得失，当时文艺界存在一些争论。而中共党组织则认为这部作品“是同情白俄反革命的哀怨，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并责令蒋光慈停止出版。
蒋光慈回忆起这种种来自党内的责难和打击，深感委屈和气愤。他无法左右党的既定路线，而作为党员，又没有理由不执行党的决定。他如陷维谷，进退两难。终于，他怀着万般哀怨和痛苦，请求退党，“做一个实际的革命群众一分子”，以为自己的创作赢得一点时间。中共江苏省委认为蒋光慈的言行已经成为贯彻当时中央路线的障碍，遂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决定开除他的党籍。１０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还刊出关于这一事件的长达千余字的报道，把蒋光慈的行为当作一种代表性倾向进行斗争。这是“左”倾错误路线在文艺界制造的一起冤案，当时党内有不少人对此都表示不满。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时兼任《红旗日报》负责人的李伟森，对蒋光慈的处境十分同情，他在被捕前曾表示要去看望蒋光慈。蒋光慈被开除党籍后，多次对前来看望他的友人说：“这没有什么，我依然忠于党。”表现了在暂时的委屈面前仍然忠贞不渝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高贵品质。
此后，蒋光慈更加发愤写作。１９３０年１１月，他为左联常委、中共党员洪灵菲翻译的《我的童年》（高尔基著）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序言，详细介绍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的生平和著作。不久，在完成了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之后，他又开始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可惜尚未完稿，他就病倒了。
１９３０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与此同时，在文化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法西斯手段，对左翼文化阵线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同年１２月，又颁布《出版法》，进一步加强对进步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其他出版物的限制，并且派出大批特务、军警，侦查左翼作家的行踪，随时准备采取恐怖行动。
１９３１年１月初的一天晚上，蒋光慈刚外出，寓所即被特务们包围。狡猾的敌人发现蒋光慈不在，便在暗中布下岗哨，严密监视。后来，幸亏钱杏邨在寓所外面的马路口将他拦住，才避免了这场不幸。而他的战友、著名的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冯铿、李伟森、殷夫，则不幸于当月１７日晚上在上海东方旅馆被捕。蒋光慈得到消息，非常难过，立即赶到左联开会，商讨营救办法。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作家如芒在背，不除不快。２月７日，这五位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这时，蒋光慈的病情转重，处境也更加艰难。他的所有著作都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不准出售；连刚刚打出纸型的长篇小说《田野的风》（即《咆哮了的土地》），也在取缔之列，不准付印。他原先拿到的稿费和版税，大都用来帮助困难的同志。如今，他甚至连看病买药的钱也拿不出来。后来，吴似鸿找到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由他出钱，才把蒋光慈送进上海同仁医院。为了防备敌人的搜捕，住院时他化名为陈资川。
蒋光慈患的是肺病和肠结核，住院时病情已经恶化。一天，楼适夷、钱杏邨等去医院看望，他已经病危。同志们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身躯，联想到他漂泊、战斗的一生，不禁热泪盈眶。蒋光慈看见同志们来了，心里很高兴。他睁大那双已经深陷下去、但依然闪烁着智慧和力量的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询问左联的近况，并逐一了解同志们是否安全，最后还向楼适夷打听红军的消息。但是，从始到终，他没有一句话谈到自己。
蒋光慈临终前一天，曾对看望他的亲人表示：“我是不愿意死的，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生命烛光已经燃烧到了最后的时刻。１９３１年８月３１日凌晨６时，这位在反动派的明枪暗箭中从不退却的坚强战士，在病榻上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同年９月１５日，上海出版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专门出了一期“追悼号”，哀悼蒋光慈等同志不幸逝世。钱杏邨以方英的笔名在“追悼号”上发表一篇悼念蒋光慈的文章，指出：“他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全部生命之中，他是以无限的精力献给了革命。”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沉痛地指出：“他的早死，终究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
建国以后，党和人民给予蒋光慈崇高的评价。１９５３年，纪念蒋光慈逝世２２周年前夕，上海市文联经过多方追寻，终于找到蒋光慈的遗骸，并正式迁葬上海虹桥公墓。尽管蒋光慈自参加革命之后从未回过家乡，但是大别山的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个为革命文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儿子。１９５７年２月，安徽省六安县人民委员会决定追认蒋光慈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