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寓础（１９０５—１９６８），又名何琪、于藻，别号云嵯，笔名语粗、石林。陕西长安人。早年读书时，因家贫无力交学费，但由于他连年考试都得第一名而获免。１９２０年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师范组，１９２３年毕业后任小学教员。次年，得友人方仲如、冯一航资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１９２５年，何寓础加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社团“共进社”，任该社总执行委员兼宣传股主任委员，是“共进社”后期领导人之一，曾在《共进》半月刊上发表文章多篇，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及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进行揭露和抨击。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后，他撰写文章，以亲眼所见李大钊等群众领袖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斗争的事实，驳斥了反动势力捏造的“民众领袖存心险恶，鼓励青年入于死途，自己逍遥事外”的谰言。同年夏，何寓础在北京师范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０月１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以“赤化”罪名封闭“共进社”总部，数十名社员被捕，何寓础亦在其中。经中共和共青团组织多方营救，由曾任陕西督军的陈树藩出面保释，何寓础才于年底出狱。
１９２７年初，何寓础转为中共党员，奉派赴陕西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以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后又赴渭南县立中学教书，任中共渭南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１９２８年参加了渭华起义。亲身经历渭华起义这场革命风暴，何寓础感触良多：由于“领导上的错误”加上“经验缺乏”，使起义没有真正发动群众，没有真正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也没有分土地给农民群众。他在县委扩大会上说：“如果继续这样脱离群众的行动下去，很可能走到连群众也要反对我们的一天。”他的意见未被采纳，最后背了个“退出县常委会”的处分；他到西安向省委领导人陈述，非但未得到支持，还被“开除”了党籍。
离开中共组织以后，何寓础一直恪守“做党的忠实群众”的诺言，在西安、宝鸡、大荔、蒲城等地教育界供职期间，支持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掩护中共党员的秘密工作，曾两次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党嫌疑”逮捕入狱。１９３３年，好友王泰吉拟率十七路军骑兵团在耀县起义，托他寻找中共陕西省委联络。不久，他偕省委特派员余海丰到耀县，进行了大量起义前的准备工作。１９３６年秋，何寓础在蒲城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自己八年后再回党的怀抱而无比欢欣。
西安事变期间，何寓础参加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与西安各救国团体代表的座谈，聆听了中共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了解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不日，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成立，何寓础为筹备人和大纲起草者之一，当选为教盟第一、二届执行委员，在杨明轩领导下与车向忱、刘尚达、余达夫等人共同起草了《陕西国难教育方案暨其实施办法》。
七七事变后，何寓础任中共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支部书记，负责教盟和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工作，配合各团体开展抗战初期的民众运动。１９３７年下半年，他当选为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执行委员，负责总务部工作。同年１１月，由何寓础任社长、李敷仁任主编的《老百姓》报创刊。该报内容进步，文字通俗，深受群众欢迎，在陕西甚有影响。１９３８年，何寓础第四次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经西安二中学生罢课营救而获释。同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又以“左倾分子”的名义，将何寓础“驱逐”出教育界。年末，他结束了十余年的教书生涯，奉中共组织派遣，先后任孔从洲部秘书、赵寿山部司令部上校秘书，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对团结进步力量、促使部队起义起了积极作用。
１９４７年夏，何寓础越过封锁线进入陕甘宁边区，历任延安大学新闻班主任、第一副校长，中共延安大学总支部组织委员等职。１９４９年初，南下韩城，负责延大分校工作。５月２０日西安解放，同月担任中国民主同盟西北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６月初，何寓础担任西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党组成员。
当时百废待兴，市府机构尚不健全。何寓础主持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并在全市秘书工作会议上讲授业务知识，使一批新的秘书干部迅速成长起来。他重视做好统战工作，１９５２年兼任西安市人民政府机关统战委员会主任，定期召开局长、办公室主任会议，检查统战工作，并召集非中共人士会议征求意见。他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也花费了不少心血，曾多次提出古城墙的保护问题；西周车马坑、半坡遗址等古迹发现后，他力促各方采取措施，妥善保护。何寓础律己甚严，生活俭朴，从不要求特殊照顾，曾五次让出较好的办公室，最后迁到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内工作。１９６０年，物资供应紧张，他首先将照顾给自己的牛奶、鸡蛋裁掉。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政协西安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何寓础被选为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何寓础身患重病仍被游街、批斗，直到１９６７年秋确诊患胰腺癌卧床不起，方住院治疗。在外调人员向他索取有关材料时，他不管对方如何训斥、纠缠，从不违心提供与事实不符的证明材料，保持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和品质。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何寓础在西安病逝。生前著述有《中国共产党奋斗简史》《社会学讲授大纲》《国家与政治》及讲义多种，并写有《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的一些情况》等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