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恐，原名何步孔，字楚珍，号毅生，１９００年２月２５日生于湖北省竹溪县什字街一个开明绅士家里。他自幼性格独特，善于思考，勇于行动。其父何常甫略通文墨，见儿子有胆有识，便一面严教他勤于劳动，一面延请具有爱国思想的塾师李寿田教他读书。在此期间，何恐不但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而且朦胧地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等华夏英雄的报国宏志和民族气节，更使他激动不已。
１９１５年，何恐考入了县立高等学堂。何恐在蔡文渊、肖湘甫、周寅三等几位爱国教师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带来的耻辱。他曾愤怒而沉痛地对同学们说：“中国将有亡国之惨。如果中国亡了，亡国奴真是不好当的啊！印度亡了，英国人把印度人当马蹬踩着上马，你们看亡国奴多可怜。我们如不自强，也会落到这种地步。到那时，国没有了，哪里还有家呀！”为了民族自强、拯救民众，何恐在奋发读书的同时，还积极地搜寻当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书刊。《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以及《晨报》副刊，都是他爱不释手的读物。他常和要好的同学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分析世界局势。他还组织同学们踢足球、练拳术，研习轻功，立志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等候来日报效祖国。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底，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何恐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受到极大鼓舞和启示。他毅然离别了新婚的妻子余向贤，抛弃了富有的家业，怀着一颗炽热的心，从千里之遥的竹溪来到武昌，考上了湖北省外国语专科学校。在外国语专科学校，何恐除学好规定的课程外，还千方百计地利用节假日走入社会，广交进步人士和师长，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寒暑假期间，他偕同竹溪旅汉同乡会同学，逗留于董必武、陈潭秋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聆听董必武、陈潭秋的教诲，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何恐还擅长绘画、书法、诗文，曾在武汉《江申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同时还以“足球大王”的美称，参加武昌大中学校校际足球联赛。不久，何恐被推举为外国语专科学校学生联合会总干事。他十分珍视这个工作，常常省吃俭用，购买进步书籍，从中寻求知识，探索道路，决心担负起“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的重任。
１９１９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兴起。武汉的反动军阀王占元急忙召开各大中学校校长会议，强行规定，严禁学生结队出校游行。外国语专科学校的封建卫道士金崇鼎遵照主子旨意，订立了森严的校规，全面加重学生功课负担，迫使学生们忙于作业和应付考试。何恐以学生联合会总干事身份，带头顶住重压，走出课堂，领导学生参加武汉反帝大同盟活动。为了把五四运动推向高潮，武汉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冲破校方阻力，自动推选学生代表，组成代表团。代表团率领学生走上街头，向反动当局提出了正义要求，开展了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以及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何恐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向同学们说：“日本强行占领青岛，举国同愤，有热血的青年岂能埋头读书而不顾国家安危？”在他的带领下，外国语专科学校的２００余名爱国青年打破校方的阻挠，面对反动当局断绝伙食、不准学生寄宿、提前放假的阴谋诡计，决定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
１９１９年６月１日，由恽代英、陈潭秋、林育南组织的武汉三镇各大中学校的６０００余名学生，冒着滂沱大雨举行游行示威，沿街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最后来到省督署门前请愿。作恶多端的王占元看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了督署，命令其部下准备用武力镇压。当学生们与军警发生冲突，军警打伤了部分学生时，何恐随着游行队伍的领导者恽代英、林育南等一起，带领游行队伍向前猛冲。凶狠狡诈的王占元眼见不好收场，不得不提出让学生派代表进行谈判。经大家一致推荐，何恐等八位青年组成谈判小组，与反动政府进行交涉，提出了严正的要求，迫使王占元不得不让步，取得了罢课游行的胜利。６月１６日，何恐带着武汉广大青年的信任，受武汉学生联合会的重托，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１９２０年８月，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同年１１月，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建立了半公开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何恐主动向党团组织靠拢，经常向董必武、陈潭秋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争取党团组织的领导与指导。１９２２年３月，何恐根据党的指示和团组织的意见，利用武汉部分工人在汉口德国球场开会之机，带领同学参与会议。会中，何恐走上讲台，公开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奋斗。同时，他又号召广大青年要振奋精神，同广大工人一起挽救祖国于危难之中，做祖国的主人、世界的巨人。何恐铿锵激昂的演讲，给工人和青年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３日，何恐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何恐入团后，十分注意自身的修养和锻炼。为壮大团的队伍，他根据团组织的安排，经常奔走于武昌各大中学校，深入了解、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动员鼓励他们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注意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团员。１０月，由陈潭秋介绍，何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２月，何恐任青年团湖北区下辖的武昌地方委员会委员长。１９２３年１月，青年团湖北临时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青年团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何恐任委员长。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日，何恐代表武昌的青年团组织，与施洋律师一起，到郑州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４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会大罢工开始后，何恐又随施洋律师一起，带领武汉学联队伍，高举“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兄弟”的大旗，声援罢工斗争。２月７日，军阀吴佩孚命令其部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林祥谦、施洋及大批工人运动的领袖惨遭杀害。面对敌人的暴行，何恐悲愤交加，写了一篇悼念施伯高（施洋，号伯高）、痛骂吴佩孚的专函。
二七罢工失败后，武汉地区公开活动的党团负责人遭到通缉，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为了重建团的组织，号召人民继续斗争，何恐、刘愚真、张绍康三人代表武汉学联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并提出了援助京汉铁路工人的五项具体办法。《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发表后，武汉地区的广大青年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又重新集结在一起，继续投入战斗。１９２３年５月，何恐到上海出席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７月，何恐调任全国学联总会湖北理事。
１９２４年，何恐为避难第一次回到故乡，不久返回武汉，得知当时形势稍有好转，随即又活跃在武汉三镇。９月１２日，青年团武昌地委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根据当时任务和面临的斗争形势，对所属组织进行了整顿，并决定改选基层团组织。何恐被选为青年团武昌地委组织委员兼会计，继续领导全省青年团工作。
１９２５年３月８日，青年团武昌地委根据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更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何恐任团地委学运委员。５月３０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６月１日，何恐在武昌商科大学召开了武汉学联紧急会议，宣读了上海学生会的来电，决定组织武汉工商界一致行动，声援五卅运动。６月４日，何恐带领武汉各校学生一万余人，高举“愿流露以灌溉正义人道之苗，愿流血以倾倒帝国主义之根”的大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何恐在讲演中揭露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经济、文化的罪行，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鼓励爱国商民将英货、日货送交商会烧毁。随后，武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怒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提高了人民争取自由的觉悟。
１９２５年，中共武汉地方执委会决定选派一批在校共产党员和青年同志出国，一方面学习外国的革命斗争经验，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宣传中国革命形势。是年底，何恐被派往日本留学。何恐到日本后，很快与留日学生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积极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各项革命活动。为了扩大中国革命在日本的影响，他积极向党组织建议，把党的活动引入华侨之中，举行大规模的华人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走街串巷，深入到华人居住区，号召华侨更努力奋斗，帮助祖国人民，同心协力地拯救祖国的危亡。
何恐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很快被日本当局觉察，并派人对其严密监视。一次，日本警察将何恐带到警察所，盘问他对日本持何政见，他义正辞严地回答说：“贵国步美国之后尘，侵略别国，想实行大陆主义，但恐怕贵国很难做到。”寥寥数语，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成了革命的中心。此时，在日本学习的何恐根据党的工作需要，从日本返回武汉，被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青年秘书，主管青运工作。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何恐于９月底不幸被捕，关押在武昌北首苍警察看守所。在狱中，他联合同监难友与反动当局进行说理斗争，同时与狱中共产党员张金保等人积极行动，利用国民党湘桂军阀内讧、武汉三镇一片混乱之机，领导２００多名被捕同志于１１月下旬越狱脱险。
何恐越狱后，只身赴沪寻找党中央。此时，上海党组织已知道何恐亦在特务搜捕名单之内，要他迅速离沪。何恐返回武汉后找不到党组织，却意外地遇见了在外专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一块赴日留学、同属中共东京支部成员的卢玉成和云梦县赴省寻找党组织的秦孝芬。何恐、秦孝芬应卢玉成之邀请，商定同去应山开辟工作。他们三人趁乱弄到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结伴走小路，避开敌军盘查，步行３００余里，顺利到达应山东乡方家店，以卢玉成家为秘密活动据点，建立了京汉特委路东联络站。其主要任务是：恢复地下农会，宣传土地革命，与黄陂、黄安互通信息，接待过往革命同志。当时，邓雅声任京汉特委书记，常到铁路以东活动。何恐等协助邓雅声编辑刻印特委刊物《川报》，供革命同志传阅；同时还协助卢玉成夫妇秘密建立路东应山、孝感边界乡村共产党支部，发展了卢泰、刘正启、高孝坤、郑华丰等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
１９２８年１月，中共应山县委和京汉路区特委响应中共湖北省委开展“赤色革命宣传周”的号召，提出了组建“工农铁血军”，乘农历年关攻取应山县城的武装暴动计划。农历腊月廿三日夜，何恐等冒着大雪，参加了“工农铁血军”应山攻城之役。战斗失利后，何恐等又随京汉路区特委和应山县委转移到广水南乡之柴家岗。农历大年除夕，何恐等参加了由京汉路区特委领导的应山、孝感、安陆三县边界数百农军围攻太平镇左家河封建地主土围子的战斗，给了乡村豪绅复辟势力以极大威慑。
２月，京汉路区特委根据湖北省委指示，迅速扩大农民武装，在应山、孝感边界造成乡村割据局面。县委机关设在宣传部长柴凌阁家里，何恐分工搞宣传工作。他们在应山东乡七里冲办起一所“乡村改良学校”，白天以教书为掩护，利用课余时间写标语、印发传单，夜间深入到穷乡僻壤发动贫雇农参加游击队。经过努力，应山东南乡和东北乡的农军司令部秘密组成，并决定联合攻打广水以北的东篁店火车站。３月初，何恐等随柴凌阁一起，率领东南乡农民敢死队员上百人，以“看会”为名，身带暗器，绕道广水以东，到达纳水河畔，与东北乡农民游击队叶吉甫等汇合，组成三四百人的队伍，手执大刀、长矛、土铳、竹枪，连夜奔袭东篁店火车站。半路与反动“黄学”遭遇，双方展开混战，叶吉甫遭敌暗算，当场阵亡。农军缺乏实战训练，指挥战斗的柴凌阁又不熟悉地形，为避免更大损失，只得命令农军撤出战斗。
农军回到柴家岗后，特委和县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经验，制定了新的“春暴”计划，决定成立“三县执行委员会”，约定农历闰二月初十（公历３月３１日），应（山）、安（陆）、孝（感）三县边界同时举行暴动，以造成赤色割据局面。为实现这一计划，何恐、秦孝芬、卢玉成等回到路东方家店，以应、孝边界乡村支部成员为骨干，秘密组织暗杀队，并进行必要的训练。卢玉成则利用他北伐时期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商务部长的声望，从国民党杂牌军里搞到一些弹药武器，积极投入三县“春暴”准备工作。孰料机密泄露，敌人提前两天动了手，太平镇左家河团防头目左畏可勾结应、安、孝三县边界反动“黄学”，配合驻杨家寨火车站之国民党桂系第十九军李纪才部，于农历闰二月初八（公历３月２９日）拂晓向路西扑来，血洗柴家岗，火焚马家畈，制造了震惊应山东乡的“七里冲惨案”。消息传到路东，卢玉成、何恐等满腔悲愤，决心为死难同乡和受害农友报仇。农历闰二月初十深夜，他们出动暗杀队，处死了恶霸卢德满，另一恶霸卢申威闻讯逃脱，报告了广水商团，接着当地反动团队开始了“清乡”活动。
４月１日，京汉路区特委、应山县委部分成员秘密转移至路东方家店卢玉成家，将党内文件、名册、关防印信进行销毁或深埋。次日晚，何恐、秦孝芬化装成商贩，由卢玉成派村支部文书卢泰护送到孝感王店搭火车赴汉口。何恐自应山来到武汉，得知武汉形势更加恶化，无法留在武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乃决定再次返回家乡。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６日晚，何恐又一次回到家乡竹溪县。
为了把革命斗争引入家乡，早在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何恐即派共产党员何立人（何恐五弟）和进步青年陆树声、杨明智回到竹溪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又动员在汉的竹溪籍学生王慎五、尹积庵等人回到竹溪，开展革命活动。何恐回到竹溪后，立即与他们汇合，多次在甘家岭子开会，分析竹溪革命斗争形势，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农民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农民武装。
何恐回到竹溪不久，国民党竹溪县政府即接省里电示：注意何恐行动，伺机逮捕。何恐在竹溪城乡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反动政府的察觉，他们根据侦察到的情况，拟定了逮捕计划。１９２９年１月的一天下午，何恐同五弟何立人、四弟何芙生（团员）等在家里商量事情，被县保安队探知。队长邹次澎带领队员数名，冲进何家，妄图将他们一并抓获。在危急的情形下，何立人、何芙生为救何恐，躲避不及被逮捕，何恐乘机溜进后院，借助花台跃上房顶躲了起来。次日清晨，邹次澎再次率领队员将何家团团围住，他带着队员以找枪支弹药为名进宅搜查。邹次澎乘人不备，将自带的子弹偷放在何家瓷瓶里，被何恐六弟何楚铭发现制止。邹次澎见栽赃不成，恼羞成怒，以异党分子为名，将何楚铭捆了起来，责令其交待何恐去向。之后，县保安队隔三岔五不断搜查。为了安全起见，何恐与父亲何常甫一起在堂屋楼上后门的右侧做了一条隧道，上面堆上谷子。何恐白天进隧道隐蔽，晚上出来进行革命活动，以此相持２０余天。这期间，竹溪县的反动势力日趋嚣张，搜捕何恐的行动有增无减，并不断扬言要搜捕何恐余党，逮尽所谓异党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何恐在农会积极分子的帮助下，化装出城，于１９２９年２月７日晚离开竹溪。
何恐离开竹溪后，辗转安康、西安来到武汉。何恐在武汉刚一露面，便被叛徒万家佛发现，遭敌逮捕，关押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叛徒万家佛以叙旧情为由，诱逼何恐叛党，供出党组织情况，遭何恐严厉斥责。１９２９年５月，反动当局将何恐从军法处转押到武昌湖北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到这里不久，何恐即按照上级党组织秘密指示，把看守所当作新的战场，组织狱内斗争。他根据看守所条件差的情况，和难友们一起提出了提高生活待遇的几点要求：一是延长放风时间；二是允许家人探监；三是给难友们提供洗澡设施，减少疾病的发生。在他们的共同斗争下，看守所被迫答应了条件，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何恐的行动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勉强宣判何恐两年徒刑。
１９３０年６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随后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企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上级指示下，何恐等在狱中举行政治示威，集体喊政治口号，高唱国际歌，还从监外购进木屐８０双，准备作狱中暴动的武器。但终因时机不成熟，加之敌人防范严密，导致暴动失败，促成反动派提前进行血腥屠杀。１９３０年９月７日凌晨，国民党武汉保安队第二大队三区队将何恐、王自强等１６位同志带出军法处，强行扒下他们的外衣，用绳子捆绑起来，押往刑场。面对死亡，何恐泰然自若，他以无限信赖的目光望着和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带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袁正大、胡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