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家求学 投身革命
胡有猷，又名献华，１９１２年农历九月一日出生在贵州省凤冈县城。父亲胡怀宗做黄丝、食盐生意，家境较裕。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１日，凤冈县城遭受洪灾，史称“癸酉大水”，父亲不幸被淹死。此后母亲何氏操持家务，但家境日渐萧条，再加之当时匪首袁绵文驻兵县城，四处抢劫，匪风猖獗，全家出现了难以糊口的状况。虽是清苦，母亲何氏仍竭力供胡有猷上学。１９２９年，１５岁的胡有猷高小毕业后考入贵阳市师范学院。
胡有猷自小刻苦学习，各科成绩皆优，是县城内出类拔萃的小才子。他爱好广泛，尤好文学、美术，同时还自学俄语。在课余，他阅读了不少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书籍，还写下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日记和诗词作品。闲暇时，他将这些读书笔记编制成四十多本，存放在凤冈县城老家。可惜在十年“文革”中，胡有猷所存的四十多本读书心得，多次遭到浩劫，大多散失，只有少数存在他的后世及亲朋家中。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侵华战争，大片河山沦于敌手。声援抗日、抵制外侮的爱国热潮顿时席卷全国，贵阳学生运动也日趋高涨。胡有猷目睹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遂经常与一些志向相同的同学谈论国家命运，畅谈个人理想，并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从而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１９３３年，胡有猷与贵阳一中地下党员寇述彭组建了“贵阳学生抗日救国会”，胡有猷任秘书并负责起草“救国会”章程。该会于１９３３年成立后，先后多次组织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军阀统治，反内战，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投降卖国行径进行揭露。
１９３４年，胡有猷从贵阳师范毕业。１９３６年，在贵阳的“中国劳动文化协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与同乡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滇黔月刊》宣传革命思想。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有猷返回贵阳私立大夏大学读书。他与生活书店联系，以“读书座谈会”和“战争科学座谈会”的名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探讨抗日救国大计。同年８月１３日，由于他积极参加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出版《民先导报》，被当局逮捕。后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在贵阳师范附属中学教书，创办《小学教育周刊》，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在“中国劳动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贵阳分校学俄文，为日后赴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做好充分准备。
１９３９年秋，胡有猷离筑返渝，准备前往延安抗大学习。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肆捕杀赴陕青年，他未能如愿。后经党组织同意，胡有猷来到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开展统战活动，深得该社负责人黄炎培和民主人士沈钧儒的赞许。后胡母何氏六十寿辰时，沈钧儒还亲笔题赠条幅，以示祝贺，足见沈老对胡有猷的嘉奖之情。“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特务多如牛毛，耳目遍地皆是，开展地下工作十分困难。为了革命的需要，胡有猷转移到川北一带做地下工作。
１９４３年，胡有猷又奉调回到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先后以寸滩中心学校、广益中学、建川中学、大夏中学及社会部第四育幼院教师、教导长的公开身份，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不停地开展革命活动。据胡有猷的侄女胡庆瑞于１９８３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怀念我的叔父胡有猷》一文载：“（那时）我们家里人时常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劝他回到老家暂避一段时间，免遭毒手。家乡一些当年的同窗出于对他（从事的革命活动——作者注）全然不了解，希望他回县当县长或中学校长，或参加１９４７年‘国大代表’竞选，但叔父视官禄如草芥，胸怀坦荡，不畏强暴，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断然一一拒绝，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与意志，仍然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针对家人和朋友的劝阻，胡有猷推辞道：“我对政界工作不感兴趣，我热爱的是教育事业。”事实上，他抛弃了个人名誉，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服从党的安排留在重庆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二、从决裂到携手
胡有猷考入贵阳市师范后，母亲何氏在家中给他订了婚事，未婚妻是何坝乡欧家千金欧翠兰。欧家家境殷实，欧翠兰又是独生女，从小娇生，有吸大烟（鸦片烟）的劣习。当时在外求学的胡有猷对这些一概不知，但他极不满意这桩婚事，多次反抗都没有成功。后来他托好友冉鸿逵到欧家去说他的“坏话”，以达到欧家主动解除婚约的目的。好友冉鸿逵虽去了欧家游说，但未能如意，最终胡有猷在母亲的逼迫下与欧翠兰结婚。
１９８４年，胡有猷遇难３５周年，时在凤冈县政协工作的冉鸿逵回忆往昔、唏嘘不已，创作一首律诗《悼念故友胡有猷烈士》以抒发对故友的无限思念：“六十年来感电驰，家国兼忧先殉党。筑城夜话几人知，须眉无玷任求疪。关情配偶违君愿，三生石上重相会。携手浮桴恨我痴，为改缁衣换钵衣。”诗中“关情配偶违君愿”一句，就清楚记载了当年他去欧家说“坏话”一事。
不情愿的结合，使胡有猷无法尝到婚姻带来的幸福。是时，他正在贵阳求学，已投身于学运活动，所以很少回家。有一个假期，胡有猷回到凤冈老家探亲，晚上发现妻子欧翠兰提着灯笼出了门，他感到有些异常，便悄悄跟踪，结果发现妻子欧翠兰是去烟馆吸鸦片。胡有猷顿时伤心欲绝，回家后痛哭一场，第二天不辞而别回到贵阳，之后连续几年都没回家，并登报声明与欧翠兰解除夫妻关系。
直到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有猷才回到凤冈。在家乡，他向青年们传播进步思想，教他们唱《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传输什么叫共产主义等知识。之后，胡有猷与志同道合的李昌琦女士结婚，先后生育了四个孩子——长子胡庆中，次子胡庆国，一对孪生兄妹胡庆新、胡庆生，四个孩子的名字联在一起便是“中国新生”。一位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将自己的全部心愿和希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成长上。
革命未竟事业，后世代代相传。１９４９年胡有猷遇难时，他的次子胡庆国才２岁多。胡庆国成人后，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１９７７年为中国的气运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年胡庆国才３０岁，他的儿子胡渝也只有２岁。如今，烈士胡有猷的亲人分别住在重庆、贵阳等地，仍然在不同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烈士的大无畏精神，给后世留下难忘的记忆。现居重庆的女儿胡庆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听母亲李昌琦讲，父亲为了躲避特务的视线，在领导学运工作中，工作场所、通信地址、居住地点不得不经常变换。白天忙完之后，晚上研读文件及‘禁书’，总是深夜才睡。在小川北开展工作时，经常一整天只吃一顿饭，饿着肚子跑很远的路，在渝（重庆）时也随时用两三个烧饼或一碗小面就算一餐饭。”侄女胡庆瑞回忆道：“叔父牺牲时，我们还很小，记得的东西不多，只知道生前家里曾经多次营救，但他就是不写悔过书，不写自白书。”
三、被捕前后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迁往南京，党在重庆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庆市委。这时胡有猷在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专门从事学运工作。
为了更好领导和开展全市学生运动，市委决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区南岸三个学运特别支部。胡有猷任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负责北碚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学运工作。北碚是重庆重要的文化区之一，有乡村建设学院、湘辉学运和勉仁中学等数十所大中学校，党的力量比较强。党员分别由南方局青年组和重庆、巴县地方党组织领导，同一个学校就有三个系统互不联系，没有形成统一的战斗组织，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来清理关系，建立了统一的党支部。
１９４７年暑假的一天，胡有猷顶着烈日来到城区莲花池，向乡村建设学院学生党员甘光余布置工作。在听取了甘光余汇报学院的情况后，他又向甘光余传达了市委决定：“乡建学院建立统一支部，由你担任支部书记，回去要尽快把学生组织发动起来。”之后，在胡有猷的直接领导下，北碚地区的学运风风火火，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１９４８年４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说党内出现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他深知情况严重，赶紧通知了有关同志，销毁、转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各种应急准备。４月１７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课，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长办公室。他警觉到可能发生意外，但仍沉着镇静地走进院长办公室。
“你是胡有猷吗？”一个便衣特务问。
“我是。”他微微点头回答。
“胡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特务假装客气地说。
育幼院离北碚中心还有十来里路，山高路窄，特务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门，就将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时，特务突然问他：“你认识蒋启予吗？”
他蓦然一惊：难道蒋启予也被捕了？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又追问一句。
“我与他素不相识，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胡有猷放心了，敌人不知道地址，说明北碚师范的党员蒋启予没有发生危险。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务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蒋家对面马路口的缝纫店。一个特务拿着一封信，冒充蒋启予的朋友，欺骗蒋启予的母亲说，是蒋启予约他从沙坪坝赶来的。蒋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马上到街上去找蒋启予。胡有猷见状心如火焚，只有一个念头：快想办法营救同志！这时，蒋启予的妻子坐月子睡在里屋，发觉情况有异，伸出头来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蒋启予家，与蒋妻相识，于是故意咳嗽一声。当蒋妻用惊诧的目光看他时，他故意低下头装着不认识。胡有猷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蒋妻的警觉，她赶忙抱着小孩装着逛街，抄小路拦住回家的蒋启予，叫他赶快过江转移到隆昌老家去。
特务等了一阵不见蒋启予的踪影，知道上了当，就将胡有猷押到兴江旅馆一个房间，进行突击审问：“快说，蒋启予是不是共产党？甘光余是不是共产党？”
胡有猷答：“我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晓得。”
特务“啪”的一声打了他一耳光，进一步追问：“你与乡建学院的甘光余是什么关系？”
“我是育幼院的老师，教的是小学生，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特务见他不说，就用被子捂住头打屁股，打一阵问一阵，结果什么也没问出。
１７日傍晚，在一辆美制囚车内，紧铐双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被捕？敌人为什么知道蒋启予的地址和甘光余的名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他分析可能是上级领导人出了问题。胡有猷很快知道了自己被捕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出卖的，而蒋启予、甘光余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于胡有猷给蒋妻的巧妙暗示，使蒋启予得以虎口脱险，甘光余和北碚的其他党员也没有发生意外，北碚的党组织因此得以保存了下来。
敌人从叛徒的口里知道胡有猷是中共地下党北碚特支书记时，便妄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北碚地区的中共党员一网打尽。在用尽了种种酷刑什么也没有得到的时刻，特务们只好让叛徒冉益智出面劝降胡有猷，而胡有猷凛然挺立，大声呵斥叛徒冉益智。尽管胡有猷受尽毒刑拷打，但他所领导和发展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未暴露。
四、狱中斗争
胡有猷用坚定的革命信仰，战胜了特务们的醋刑和叛徒的劝降，始终没有出卖党组织和战友们。面对这位来自黔北的铮铮硬汉，特务们只好把他投入到“人间魔窟”渣滓洞，开始了１９个月的非人生活。
胡有猷被关押在渣滓洞楼上二室监狱里。在狱中，他仍然坚守秘密、团结同志，把监狱变成对敌人斗争的新战场。在重刑之下，胡有猷难开铁口。敌人为了达到瓦解关押同志的目的，便在狱中办了两期“新生”墙报，逼大家写稿表示悔过自新。胡有猷在学运工作中，曾积极向《挺进报》《新华日报》撰稿，是一支有名的笔杆子，特务们便软硬兼施，都遭到他的严拒。胡有猷还随时提醒同室的难友们要随时警惕，要团结一致挫败敌人的阴谋。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７日，重庆各报刊载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书”和“供词”：“北碚区之胡有猷，曾在湘辉学院吸收金臣麟，在乡建学院吸收吕雯然等为党员，在北碚师范有外围组织创造研究社及群众三人。”敌人根据冉益智的供词，先后逮捕了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等人。由于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是通过胡有猷来发展和领导的，冉益智和他们没有见过面，不敢与他们“对质”，更供不出他们所领导的党员，因此，敌人仍千方百计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认和敌人严刑逼供的极端险恶情况下，胡有猷明知吕雯然是共产党员，甘光余是支部书记，金臣麟与自己是同一个党小组，可始终坚持不承认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胡有猷坚定不移地保护同志，金臣麟、吕雯然、甘光余所在的乡建学院、湘辉学院和北碚师范的党组织，一直到重庆解放也未遭到破坏。
１９４９年春季的一天，在阴森的渣滓洞监狱的院子里，特务徐贵林正在凶狠地毒打小难友蒲小路。胡有猷见状怒睁双眼，朝着特务徐贵林大声斥吼“不许打人”。震耳的吼声如一根导火线，使全室的难友纷纷发出反抗的吼声，特务给怔住了，不得已悻悻而去。１９４９年，曙光普照山城，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密令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到成都、重庆实施“大屠杀、大爆破”。１１月１４日晚，特务徐远举秉毛人凤之命，将胡有猷、江竹筠、李青林等３０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歌乐山电台岚垭杀害。牺牲时，胡有猷才３７岁。
当年在中共重庆地下党工作的吕坪后来写了一篇题为《怀念战友》的文章，发表在２０１０年的《光明日报》上。吕坪是著名作家吕雷的父亲，他在文章中沉痛地写道：“据后来统计，除有１５人逃离监狱外，一年多来先后有２８５位烈士牺牲，其中包括和我有过直接联系的胡有猷、杨韧、陈诗白几位同志。”
五、曲折的认定
解放后，胡有猷的历史一直得不到澄清，其主要“依据”是重庆方面的档案上有“胡有猷，党员、已自首，可能是叛徒”的记载，为此一直未被定为烈士。
而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胡有猷是被叛徒冉益智供出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当他被捕后得知自己是被冉益智出卖时，也就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种大无畏精神不能说明他存在叛党，只能证明勇于承认自己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同志。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７日，在一辆封闭式的囚车里，被捕的胡有猷遭受特务们的突审。当特务问胡有猷北碚和育幼院地下党的情况时，他只用“不知道”三字作答。这些都是曾与胡有猷同车关押的余永提供的可靠材料。
为了澄清胡有猷的历史问题，１９８３年重庆复查组调查了曾与胡有猷同室关押的金臣麟。金臣麟是胡有猷发展的地下党员，他后来说：“胡有猷明知我是共产党员，被捕的吕雯然是乡建学院的共产党员，甘光余是乡建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但他只承认我们是赤色群众。”１９４９年初，国共和谈时，胡有猷发展的共产党员金臣麟、甘光余、吕雯然被保释出狱。面对这些史实，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８日《四川日报》登载了一篇署名艾风、吴中福、赵世富的文章，标题是《这叫“叛变自首”吗？——胡有猷烈士殉难复查纪实》，详细讲述了对烈士胡有猷的复查经过和历史真相。１９８３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认定胡有猷为革命烈士。
胡有猷出生于凤冈、革命于重庆、遇难于渣滓洞，与江竹筠、李青林等３０位革命烈士一样，在全国解放之际血染红岩。可是，这位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出年轻生命的铮铮铁汉，今天的大多凤冈人却摇头不知，惜乎、叹乎！
今日之事不忘前世之师，我们没有理由遗忘过去。胡有猷是唯一被国民党枪杀在重庆渣滓洞的凤冈人，他与江姐、赵雪峰、华子良、小萝卜头等一样是人们心中永远的英雄，一样与红岩彪炳千秋。胡有猷虽然在黎明前倒下了，但是他用年轻的生命和对党的忠诚驱散了满天的阴云，换来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