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０日深夜，在四川省邛崃县（现邛崃市）西河坝，有几位不平凡的人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其中一名是从事军运工作，曾先后任四川省军委委员、四川省军委秘书、四川省军委负责人，后调任邛（崃）、大（邑）、蒲（江）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区军事委员的侯伯英同志，牺牲时年仅２８岁。
（１）
侯伯英，本名侯登仁，又名侯服周，１９０７年１月１７日（光绪二十三年腊月初四）生于四川省盐亭县灵山乡王家坝。侯伯英排行老二，是侯门祖孙三代唯一的男儿。他７岁时发蒙读书，天资聪慧。１９２２年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柏样乡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刻苦勤奋，１９２５年高小毕业后，就读于三台潼属联立中学。
青少年时代的侯伯英，性格倔强，待人诚实，扶助幼弱，乐济好施。当时，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勒派战费，拉夫拉丁，给社会带来极大灾难和痛苦。侯伯英耳闻目睹军阀割据、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的时局，满腔怒火，愤慨地对老人们说：“这主要是世道不好，我长大了一定改它！”
（２）
１９２７年，侯伯英在潼属联中毕业。此时，正值大革命高潮，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驻三台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适应潮流，不断扩充实力，保全自己，便声称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军内办起政治讲习所，招收青年知识分子进行培训。侯伯英抱着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愿望前往报考，结果被录取。
讲习所共设３个班，一个是该部队营以下的军事干部班，一个是招收的青年学生班，一个是男女兼收的宣传班，学习期为３个月，其教官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侯伯英是宣传班，学习的内容有《不平等条约》《外交失败史》《政治经济学》《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教唱的歌有《国际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列强》等。
侯伯英学习努力，具有较强组织能力和演讲才能，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该军部宣传处作宣传员。侯伯英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谆谆教诲，深入浅出开展宣传工作，面向民众，以歌剧、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唤起民众觉醒。
侯伯英同志及家人
（３）
１９２８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发生后，成都师大的共产党员余桢、杨鹤鸣遵照党组织指示，到三台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开展军运工作，余桢担任连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余桢对侯伯英的思想和活动逐步了解熟悉，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通过借阅《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革命进步书籍，引导侯伯英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组织考察，这年夏天，侯伯英、范洪先、罗定中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经过他们共同努力，组建了中共三台地方党小组，侯伯英同志任组长。
在中共三台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当地群众革命社团如涪波社、赤潮社、赤卫社、读书会、学术研究会、农民之友社、农民协会、儿童团等，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潼属联中、县立初中、县女中及部分乡场，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竞相发展，他们率领群众开展了工运、农运、学运等活动。
１９２９年４月，侯伯英因公务回盐亭（盐亭属第二十九军防区），上级党组织借此机会派侯伯英筹建盐亭的党组织。侯伯英于５月１日在盐亭县城成立了中共盐亭特支，由范洪先任书记，虞国正任组织委员，侯伯英任宣传委员。盐亭地方党组织建立后，党员分别发动积极分子在农村成立农民协会，在龙潭、玉龙等小学成立“今天社”“小阳社”等进步社团，在县城各界人士和学生中成立“工余俱乐部”“磨滩社”等进步社团，宣传发动群众同反动势力开展斗争。不久，侯伯英离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奉调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
中共三台党小组诞生地
（４）
１９３０年６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四川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并发出第十八号通告，调派了大批党、团员和骨干，分别安置在军队和地方工作，领导群众斗争，发动游击战争和农民暴动，创建新苏区。
侯伯英调到省委后，即被派到合川，了解合川的军运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向省委汇报“合川革命力量薄弱，起义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省委即转派他前往广汉，帮助广汉驻军起义。驻广汉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陈离，１９２７年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受革命思潮熏陶，思想日趋进步。到１９３０年，第二混成旅三个团八个营，已发展党员一百多人。省委派廖恩波参加兵变领导，实际由刘连波、徐昭俊负责。侯伯英参加了酝酿、讨论起义的有关事项。１０月２５日（农历九月初四日）夜，起义开始了，起义人员占领电话局和电灯公司，控制了通讯和照明系统，砸开武器库，夺取了枪支弹药，扣押了旅部秘书等可疑人员，击毙了对抗起义的顽敌份子。２６日，全城平静，改编部队为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一路，打出红军旗号，向绵竹方向挺进。几天后，遭到敌人合力围击而失利。
广汉起义失败后，侯伯英返成都。这时，他已经担任省军委委员、省军委秘书，工作更加忙碌，往往是清晨出去，午夜才归。此时，全川军阀混战加剧，各地群众斗争普遍开展。侯伯英受省委和省军委派遣，又先后到过广安、永川、灌县（现都江堰市）等地检查军运工作，发动、组织兵变和农暴，迎接红军入川。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边区挺进。为从人力、物力、财力、武器、医药等各方面大力支援红军，四川省委和省军委做了大量工作。为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侯伯英被派往驻防崇宁县（现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六混成旅开展工作。他结识了二团二营六连少校连长李奇柱（又名李鹏）并发展李奇柱入党。此后，在这支部队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联系敌军中、下层军官以及掌握敌军状态，发动群众，对扩大红军影响起了一定作用。１９３５年１月，该旅被派往剑阁嘉陵江前线围截红军，有两个连举行兵变，击溃敌军一个营，肢解了两个连，给红军输送了弹药、医药，为红军渡江打下了良好基础。
１９３３年９月，刘湘派出大批叛徒、特务在成都市内各交通要道及城门口暗设哨卡，大肆开展“清乡”运动，对我地下党党员和革命分子进行跟踪逮捕。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四川省委及成都市的领导机关先后被破坏。侯伯英目睹此情，毫不胆怯，他同省委书记廖恩波、省军委书记覃文等，仍坚守战斗岗位，顶逆风，战恶浪，积极为党工作着。同年１０月，覃文被捕牺牲，廖恩波调中央苏区，省委紧急决定组织临时省委，由史伯康代理省委书记，组织委员殷自强，宣传委员曾海云（张守恒），军委委员侯伯英、叶伯刚。在省委领导下，当时全川武装斗争阶段性重点工作之一是“注意了前线的兵变与恢复邛大的游击队”。邛大游击队成立于１９３２年，在邛崃、蒲江、名山、洪雅、大邑以及芦山等地一带以抗捐、抗款、惩治恶霸等活动为主。为配合红四方面军行动，对付敌人“围剿”，加强对抗捐军的领导，１９３４年４月，省委派侯伯英到邛（崃）、大（邑）、蒲（江）一带，指挥抗捐军的活动，还先后派余宏文、何曼修、闵一涵、曾海云到邛崃地区工作。
侯伯英到邛崃后，任邛大蒲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区军事委员，以做茶叶生意作掩护。抗捐军正式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余宏文任大队长兼邛大游击区区委书记，曾海云兼任省委驻司令部特派员。随即组织建立了１２个党支部，设置了６个交通联络点，整顿游击队，使各地隐蔽的游击队逐渐恢复了活动。这里是武装斗争前线，斗争十分复杂。侯伯英既管地方工作，又管武装斗争，每到一处不得不更换一个名字，侯玉州、侯伯勋、朱建文就是他曾用过的名字。他扮着茶叶商人，来回奔走于邛崃、大邑、蒲江等地城乡，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活动。在中心县委领导下，邛大游击队日益壮大，侯伯英先后布置和指挥了几次游击战，缴获敌人车辆、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在邛大蒲兰县交界的游击区内，农民斗志旺盛，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还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抗粮抗捐、追缴契约债券的斗争。四川军阀政府委派李家钰为“剿共”总司令，先后纠合邛蒲周围１５个县的驻军和团防队，于１９３４年秋冬又一次对游击区进行“围剿”。斗争空前激烈，游击队坚持苦斗，与敌人周旋于深山密林中。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邛大蒲中心县委被游击队的叛徒何明全出卖，侯伯英夫妇等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被捕。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０日（农历一九三四年腊月十六日）深夜，敌人将侯伯英和另几名同志秘密杀害于邛崃西河坝。侯伯英就义前，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段雯、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