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恬波，１８９８年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一个医生家庭。其父高若汉坐堂行医，母为家庭主妇，有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第三。高恬波早年被父母包办嫁给一个纨绔子弟，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在反帝反封建新思想影响下，她在１７岁那年逃出封建家庭，到广州市妇孺产科学校学习。
１９１９年高恬波受到五四运动的启发，参加了广东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工作。１９２３年６月，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进步青年组织“新学生社”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妇女工作。同年与阮啸仙结婚。
１９２４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恬波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同何香凝（当时任妇女部部长）、蔡畅、邓颖超等妇女运动领袖共事，从事妇女运动。
妇女部的任务是组织和发动各阶层的妇女，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高恬波为了唤起民众，常常跑到工厂、学校和街道访问妇女，有时跑到停泊在珠江岸边的小艇上，同艇家妇女拉家常，鼓励她们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高恬波在１９２４年７月参加彭湃主持的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明确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决心以彭湃为榜样，为农村妇女的解放多做些事。于是她又奔走于广东农村，发动劳动妇女，开展妇女运动。为了同群众沟通，她努力学习各地方言，尊重地方的风俗习惯。高恬波有着非常高的语言天赋，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掌握了客家话、潮州话和海南话，能用流利的方言土话同农民交谈，并且能抓住要领，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革命道理，说服群众。至今顺德、花县仍有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高恬波和阮啸仙一起搞农运的情况。高恬波曾对农民说：“地主豪绅就像吸血鬼，要他们发善心是办不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团结起来同他们斗争。”当年花县九湖村、元田村及宝珠岗村成立农民协会时，高恬波都到会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鼓动农民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还帮助大会起草、发表减租宣言。在她的领导下，这几个农民协会都通过了“取消送租”、“取消大斗租”等决议。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使花县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农妇们更是喜欢她，尊敬她，有的甚至称她为“活观音”。
１９２５年夏天，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大批香港女工和工人家属回到内地，她们的生活亟待安排。为此，妇女部开办了草鞋厂、缝纫厂等等，高恬波兼管草鞋厂的工作。她把女工视同姐妹，处处关怀，事事关心。当了解到这些妇女多为文盲后，高恬波就建议妇女部举办妇女识字班，高恬波亲自担任教员，对她们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一些贫困女工有病无钱医治，她又向何香凝建议，以妇女部名义筹办贫民医院。为了解决经费，她积极向海外募捐。医院建成后，她受何香凝的委托，把医院管理得井井有条。她还常常抽空到病房为病人服务，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为产妇接生，精心护理病人，深受病人爱戴。
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何香凝、邓颖超等人于１９２５年冬发起组织“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培训北伐救护人员，高恬波亲自为该所讲授包扎技术。翌年，高恬波被推选为救护队队长，带领女救护人员，随军北伐，辗转湘、鄂、赣三省之间，行程万里。她吃苦耐劳，大智大勇，尤其是北伐军进攻汀泗桥之役，她带队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奋不顾身，官兵称赞她是救护队的“女将军”。她还抽时间做宣传工作，教育战俘，为北伐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高恬波转入地下活动。她曾劝慰父母说：“革命工作随时可能流血牺牲，以后如果双亲听到我牺牲的消息，请勿悲哀，你有五个女儿，一个为革命牺牲了还有四个……”是年冬，她率妇女救护队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党派她到江西省委工作。１９２８年她从苏联学习归来，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活动于南昌、赣州等地。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由于叛徒出卖，她被反动派逮捕。军阀张辉瓒对她威胁利诱，妄图要她投降。但无论是甜言蜜语，还是严刑拷打，高恬波都横眉冷对，坚贞不屈。刽子手狂叫：“高恬波，难道你就不怕死吗？”她坦然自若地答道：“到了你们手里，就不想活着出去。我现在只求一死。”刽子手狠狠地说：“要死也不让你死得舒服。”这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就在反动派的残酷折磨中壮烈牺牲了，时年仅３１岁。
为了悼念高恬波烈士，１９３０年１月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日报》第６９期发表了《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号召学习她的革命精神，斗争到底。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何香凝写了《回忆高恬波同志》一文，褒扬高恬波和阮啸仙夫妇的革命事迹，指出：“他们夫妇二人，为了工、农、妇女等民众运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积极努力，百折不挠地做了很多工作。对革命有过不少贡献，可以留名于后世。他们的牺牲，极为可惜。”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