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原名志员，１９０７年８月生于河南省新县新集镇董店（原属光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刚出生时，奶奶给他取名高志员，意思是让孙子长大立志做个光宗耀祖的员外郎。高敬亭１０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由祖母抚养。不久，祖母将他送进私塾读书。他学习用功，记忆力强，颇受先生器重。可惜只读了六年书，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在家与父亲一同种田、屠宰，偶尔也跑一些小生意。１９２５年，高敬亭经同学梅光荣的介绍，与以串亲访友为名到董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方进贤成为挚友，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１９２８年春的一天，高敬亭出外跑生意回来，突然发现自家的房屋被烧成了废墟，家人都不明去向。他急忙跑到邻居家问原因，才得知当他外出时，麻城县乘马区民团突然闯到董店。他们在高家搜到一些“打土豪、分田地”的传单和标语，就说高家有人参加共产党，将高敬亭的父亲捉到泗店。董店群众出面保释未成，高父被带到乘马岗大河边活活打死，高家的房子也被民团焚烧。得知情况后，高敬亭怒火满腔。他愤然从废墟中找到一把杀猪用的大刀，在磨石上磨得锃亮，然后用一件旧衣服包着，带着对反动民团的刻骨仇恨，毅然离开家乡，参加了农民自卫军。为了隐蔽身份，他从此改名高敬亭。
１９２９年３月，高敬亭经石生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为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武装委员，后又担任乡苏维埃主席。这年秋的一天，高敬亭率领赤卫队攻打民团武装盘踞的蜂子笼寨。战斗打响了，他手持大刀，率先向寨墙攀去。当他刚攀上寨墙时，突然，他的腿被民团的枪弹打中，重重地从寨墙上摔了下来，身负重伤。赤卫队员见他负伤，都慌了神，要拖他下去，撤出战斗。他一见情况危急，就将大刀往地上一扎，用力将裤筒撕成两片，牢牢地捆扎住伤口，然后忍着剧痛站了起来，挥舞着大刀，高喊道：“我没事，快冲上去，打败他们！”赤卫队员纷纷重新投入战斗，奋力杀敌，一鼓作气夺取了蜂子笼寨。
蜂子笼战斗之后，高敬亭被送进了红军医院治伤。在简陋的红军医院里，高敬亭从小报上看到，中共中央派徐向前到鄂豫边区来担任红军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到就指挥红军取得三战三捷，还帮助中共弦南区委举行了“白沙关万人暴动”，歼灭了县西的胡、范、成、寇等四姓地主武装，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速扩展。看到这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他感到徐向前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而且从心眼里敬佩这位红军领导人。
一天，高敬亭见到林之翰医生就问：“你听说过徐向前的情况吗？”林医生点点头回答：“徐向前是山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农民暴动。他今年只有２７岁，年轻有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呀！”高敬亭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林医生说着。
“吴光浩军长到哪里去了？”高敬亭原来只知道吴光浩是红军的指挥员，现在却听不到他的消息，又问林医生。“吴光浩军长５月间率领红军一个小分队，前往商南帮助农民起义，途经滕家堡时，遭到地主武装的包围。他在指挥突围时，不幸牺牲了。现在，徐向前来接替他的职务。组织上为了保密，所以徐向前对外称副军长，实际上就是总指挥了。”林医生稍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徐向前与吴光浩在黄埔军校是同学，都是具有文韬武略的人才，有大将风度。吴光浩牺牲对红军来讲是个重大损失，好在徐向前又来了。”
此时，高敬亭感到很惭愧，自己读书太少，也没进过军事学校受军事训练，所以还没打两仗就负伤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以徐向前为榜样，好好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不然将来怎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呢？于是，他不急着向医生请求出院，来个安心养伤，还对护理员小张说：“请你多找些革命书籍给我看好吗？我是越看越有瘾啊！”小张点点头，笑笑说：“你不要求出院了？”“你这小鬼真顽皮，你若不给我书看，我马上就出院。”高敬亭乐呵呵地说。
这样，高敬亭在红军医院里先后读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布）简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还阅读了中共中央一些重要文件，从中了解到共产党的性质与任务，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有关知识。当高敬亭的伤口基本愈合后，他便立即回到了弦东区。
１９３０年５月，高敬亭当选为光山县苏维埃主席。不久，他又被调任刚刚成立的鄂豫皖特区苏维埃粮食委员。这时，鄂豫皖苏区已有红军１．２万余人，农民赤卫队等地方革命武装达２０多万人。苏区面积东西长约２００华里，南北宽１５０华里，总人口１４０多万。这么多人要吃饭，粮食生产显得非常重要。高敬亭想：党组织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自己，是对自己的信任和考验，一定要干好。
１９３１年春夏之交，正当青黄不接之时，又遭特大水灾，同时国民党军队又对苏区加紧了“围剿”和经济封锁，粮食供应出现空前的危机。高敬亭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文告，发出通知，号召苏区人民每人每日两餐稀饭，党团员每人至少种五棵瓜藤，每个红军家属、学校学生至少种一棵，最好是南瓜或其他杂粮。他白天顶着烈日跋山涉水，督促检查工作；夜里摸着黑路走村串户，访问群众，了解安排生产和生活。在高敬亭的组织领导下，苏区群众度过了饥荒，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
１９３１年５月，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新集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正式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高敬亭当选为中央分局委员。同年７月１日，在新集召开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大会，高敬亭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兼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在担任光山县委书记期间，高敬亭先后领导创建了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０日，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省委书记沈泽民，宣传部长成仿吾，组织部长高敬亭。高敬亭因已担任省苏维埃主席和光山县委书记等重要职务，组织部长由周纯全代理。不久，红四方面军围攻赤城（今河南商城），国民党第五十八师陈耀汉部星夜弃城南逃，高敬亭奉命调往赤城担任中共豫东南道委书记。
这年７月，国民党军队１８个师又５个旅，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妄图彻底消灭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险恶的形势和张国焘的麻痹轻敌，使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于１０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走川陕。敌乘隙而入，所到之处，村庄被烧毁，群众被杀害，一派凄凉景象。看到这些，高敬亭的心如被利剑刺痛，决心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团结一致，带领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和地方革命武装，凭借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和密布的丛林，坚持斗争。
１１月１２日，高敬亭从豫东南赶到鄂东北，到长冲参加省委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下的总任务》决议。不久，省委又在檀树岗召开了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总结了一个多月坚持斗争的经验。高敬亭认为，即使红军主力不再回来，也应当而且可能依靠现有力量，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会议决定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下辖七十四、七十五师，全军约７０００人。高敬亭任七十五师政治委员。
１９３３年２月初，正是过元宵节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忽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情报：驻信阳铁路沿线之敌第三十五师某部，调到新集（今新县城）驻防，充当“清剿”鄂豫边区红军的急先锋。３月４日，该师一〇三旅二〇五团、一〇四旅二〇七团进驻郭家河地区，接替敌第八十九师的防务。高敬亭建议军部集中两个师统一行动，乘其孤军深入，人地生疏而又立足未稳之机，消灭该敌。
郭家河是位于新县西南２５公里的一个集镇，自古以来是河南通向湖北的要道之一，这里也是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军部为了稳扎稳打，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认真研究了战斗部署，决定红七十四师担负主攻任务，红七十五师一个团用于阻击援敌，另一个团留作预备队，确保郭家河战斗的胜利。
３月５日夜，红二十五军在野鸡笼集中出发。６日拂晓，趁敌熟睡之时，红七十四师准时在羊人岩高地向郭家河之敌发起攻击，拉开了战斗的序幕。高敬亭率红七十五师也迅即占领了郭家河东北部的磨云山，扼住新集方向援敌的咽喉。当红七十四师歼敌一个营后，高敬亭即令预备队冲上去，对敌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并以一部冲向街头，将敌分割开来，就地予以围歼。敌阵乱作一团，官兵各自抱头鼠窜。其间，高敬亭发现敌一团长率部向郭家河东南洼地二道河逃跑，即令担负阻击援敌任务的张团长调出一营人截断其逃路，给敌以迎头痛击，将逃敌全部歼灭。整个战斗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胜利结束，红军毙伤敌数百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２０００多名。
接着，高敬亭又率领部队取得了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扭转了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高敬亭受命赴安徽金寨接替郭述申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他根据形势的需要，在金寨县沙河店组建红二一八团。不久，国民党梁冠英部第二十五路军以１９个团的兵力，采取前堵后追、合围“兜剿”等手段，对皖西进行疯狂的“清剿”，妄图将高敬亭率领的红二一八团消灭于六安地区。
１９３５年春节前夕，高敬亭果断命令一路游击师南下罗田，二路游击师向北强渡史河，到外线牵制敌人。他亲自率领红二一八团和商北游击大队与敌苦战三天三夜，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摆脱了强敌，安全转移到鄂皖两省交界的鹞落坪。
２月１日，高敬亭率部在金寨县抱儿山扎营。哨兵忽然来报告：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队伍向这里开来，声称是来寻找皖西北红军的，但好像不是红二十五军主力。等到两军会师后，才知道原来是鄂东北少共书记方永乐和独立团政委徐诚基率领的队伍。他们是奉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杀出重重包围，前来寻找高敬亭的。
见到高敬亭，方永乐立即告诉他：“由于敌人的疯狂‘扫荡’，红二十五军奉党中央的命令，已经北上抗日。省委决定留你在大别山主持党政工作，并领导革命武装，继续坚持斗争。”徐诚基又补充说：“鄂东北的形势也很紧张，我们找你已经有好几个月了，现在的形势更加恶化，恐怕我们也不容易转回去了。”接着，他从破棉袄里的夹缝中掏出省委的信递到高敬亭的手里。
高敬亭郑重地接过信，然后对通信员说：“鄂东北的同志们来了，他们还饿着肚子哩！通知后勤多做些饭菜，让大家吃饱饭后庆祝会师。”他又让警卫员安置方永乐和徐诚基休息一会儿，他说：“你们来了，就不要再走了。我们一块干，等力量大了，我们再打回鄂东北去不是更好吗？现在我们一起讨论重建红二十八军的事。”“那太好了，我们按照高政委的指示办。”方永乐、徐诚基高兴地回答。夜里，两支部队的战士们在林子里联欢，庆贺胜利会师。
翌日清晨，战士们正在河溪边忙碌着埋锅烧饭，突然从总河铺方向传来“砰砰”的枪声。高敬亭一听，便知道是尾追之敌来了。他迅速指挥伤病员和红军家属撤退转移，并让每人丢弃一件衣物，然后命令战士们选择占领有利地形，设好埋伏，待机杀敌。
枪声越来越近。国民党第十一路军六十四师三八四团团长朱瓒带领两个营追来了，很快进入红军的伏击圈。追了一夜的敌兵，正饿得肚子“叽哩咕噜”叫，突然发现前边树林中一锅锅白花花的大米饭，个个不要命地冲上去抢饭吃。他们狼吞虎咽，有的守在锅旁，恨不得一口连锅都吞下去。
高敬亭看到进攻的时机到了，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顿时“冲呀！杀呀！”的喊声四起。敌人见中了埋伏，立即拼命夺路后逃，企图突出重围，被红军游击队截住一阵猛打，将其压了回来。战斗完全按照高敬亭的计划进行，红军经过浴血奋战，一下子歼敌一个营，获得长短枪２００多支、子弹近万发。从此，高敬亭的名字在皖西北传开了。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日，高敬亭认为鹞落坪已经暴露，为防敌偷袭报复，即率部转移到凉亭坳。２月３日这天，高敬亭在凉亭坳宣告红二十八军正式成立。从此，他率领红二十八军高举大别山革命的红旗，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将中原大地的茫茫黑夜照亮……
高敬亭主持建立红二十八军后，率先克服固守深山的被动局面。他面对敌军以１４个团的兵力从三面向红军合围的险恶形势，毅然率部转移。２月１２日，当高敬亭率军进入霍山县太阳畈东侧黄泥榜时，又遭敌九十四旅二个团的围截。当时，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崎岖的山间小道被大雪遮盖得严严实实。全军指战员在风雪中据险抵抗，伤亡很大，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在战斗中牺牲。敌仍在增兵，轮番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高敬亭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红二十八军初创，不能硬拼，否则，就要断送在此地了。想到这里，他高声对打红了眼的战士们喊道：“要死面朝天，不死翻大山。”在他的激励下，红军主力在一支小分队的掩护下，借着朦胧的雪光，连夜开始翻越海拔１７００米的白马尖山。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和跋涉，红军指战员们粒米未进，损耗很大。他们刚爬到山顶，有的战士由于饥饿和疲劳，支撑不住，就晕倒在雪窝里。高敬亭的肺病越来越重，不时就猛烈地咳嗽，脸色也变得苍白，但他想到部队仍处敌包围之中时，便不顾自己的病痛，对战士们大声疾呼：“同志们，冲下山去就是胜利！”他奋力迈开大步，踏着二尺余深的积雪，率先带领战士向山下奔去。天蒙蒙亮时，红军到达了马家河，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０日，红二十八军转移到霍山县桃岭。当高敬亭登上桃岭时，发现敌一九五旅一九〇团已经追来，他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击敌人。敌一九〇团先头二个营进入坳口后，红军特务营的战士立即开火。敌以为是游击队阻击，一窝蜂似地拥上山来，结果很快被特务营的火力压制在山坳里。高敬亭看到正是火候，即令司号长吹起冲锋号，方永乐带领埋伏在山坡树林里的部队冲向敌群，将敌分割成数段。特务营营长林维先一马当先跃出阵地，率众与敌进行肉搏。一场激战以后，敌入山的二个营被红军全部歼灭，营长也当场被击毙，后面的一营人见势不妙，丢下他们的难兄难弟不管，一个劲地往山下撤退溃逃。
桃岭一战，使蒋介石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八军的计划彻底破产。蒋介石得知“剿共”失利，气急败坏，电令“豫鄂皖剿总”重新部署１２个师和１个独立旅，共６１个正规团的兵力，分三个“防区”，再次对红二十八军“清剿”，并限令两个月内将大别山区的红军全部歼灭。
高敬亭面对数十倍于红军之敌，本着“能打即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针，决定率部西进桐柏山区，待机去陕南寻找红二十五军。５月上旬，高敬亭率部越过平汉铁路，敌人慌忙调兵追赶。红军到达泌阳县五道岭时，发现前方是一片开阔地，敌在沿途早已布防了重兵。在这前有敌军拦阻、后有追兵赶来的紧急时刻，高敬亭和方永乐交换了意见，认为去陕南的愿望难以实现，而大别山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牢固，地形熟悉，只有重返大别山，队伍才有立足之地。于是，他果断地决定立即东返，率部沿着淮河流域行军，避开敌之“防区”，安全回到了皖西北。
不久，高敬亭在太湖县店前河召开军事干部会议。会上，他总结了前几次作战胜利的经验，提出了“敌情不明不打，伤亡过大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缴获不多不打”的“四不打”原则。
７月初，高敬亭患疟疾，引起肺病发作，高烧不止，体力愈发不支，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行军打仗。这以后一段时间里，高敬亭基本上是躺在担架上指挥打仗。他率领全军指战员根据既定的作战方针，在皖西北、鄂东北、豫东南等山区游击作战，先后歼敌数股。８月１３日，红军夜袭霍山县花凉亭，歼敌一个营；接着，高敬亭派方永乐带手枪团两个分队和一个营去黄梅、广济一带试探；又令林维先带特务营去浠水县平源地带活动，智擒国民党第二十五路军秘书长。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由于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红二十八军活动的范围由初建时的３０个县发展到４５个县的广大地区。
１９３６年１月，高敬亭率手枪团到达鄂东北。他发现鄂东北中共地方党组织根据恶劣的环境，组织了一种特殊的武装——便衣队。这是一种组织精干，动作神速，三五人或五七人一组的党政合一的武装组织。高敬亭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斗争形式，决定发展和壮大便衣队。他专门从红二十八军中选派一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骨干，到各个游击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只一年多的时间，边区便衣队就发展到８１个、５００余人，活动范围遍及鄂豫皖三省“赤”“白”区之间。后来，这些便衣队与红二十八军一起，被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
１９３６年２月，蒋介石在第五次“清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而未得手后，又调卫立煌任“清剿”总指挥，以４９个团的兵力，对大别山区再次展开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强敌合围的严酷形势，高敬亭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提出：“敌进我山区，我下敌平原；敌进我内线，我就打到外线去，捅他们的老窝，砸烂他们的坛坛罐罐。”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高敬亭终于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指示精神，主动通知国民党鄂豫皖“剿共”总司令卫立煌，要他马上停止对红军进攻，立即派代来进行谈判。７月２８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亲自出面在岳西县九河镇与卫立煌的参谋长刘纲夫进行谈判。在谈判桌上，他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同时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使谈判获得了圆满成功。
１９３８年春，高敬亭来到武汉，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周恩来接见了他。高敬亭详细汇报了红二十八军的组建、发展和鄂豫皖边区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周恩来听完高敬亭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各路红军长征，你们功绩很大！你们能够在敌后保存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停了一停，周恩来又说：“红二十八军将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中央考虑由你出任司令员，你看如何？”高敬亭听罢，十分激动，拍着胸脯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１９３８年９月，高敬亭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到达皖中。国民党政府准备放弃武汉，但在表面上还装做抗日的样子，白崇禧令四支队正面阻击西进的日军。高敬亭接到命令后，心中暗自好笑。他清楚白崇禧企图把四支队当成挡箭牌，进而借日寇的屠刀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决定坚持实施中共中央关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和“扬我之长，避敌锋芒”的游击战争方针，转正面阻击为侧面游击。９月中旬的一天，高敬亭决定歼灭棋盘岭之敌，配合正面战场，狠狠打击日寇。
棋盘岭位于安庆至桐城之间，离桐城约１０余公里。安（庆）合（肥）公路从棋盘岭中的丛林里穿过，路两边山地高出公路１０多米，形成一个天然要塞。棋盘岭西侧是七八里长的一个漫坡，坡上布满树林，便于隐蔽部队。这里是伏击敌运输线的理想地段。１０月１７日拂晓，高敬亭率手枪团和七团进入棋盘岭，在公路南北两边构筑了警戒阵地和预备队阵地。上午１０时许，侦察兵发现日本骑兵６０余人由新安渡出动，其后尾随汽车８０余辆，由东向西驶来。当其先头部队距伏击区域３０里时，新四军侦察人员又发现桐城方向十里处的杨西桥，有日军两辆装甲车由西向东驶来。面对东西两种几乎同时出现的敌情，高敬亭决定采取先打近后战远的战术，全歼敌人。
当西路两辆敌装甲车进入新四军伏击圈时，高敬亭一声令下，战士们立即向前头的一辆扔去一排手榴弹将其炸毁，歼敌１０余人。后一辆车的驾驶员一时紧张，加速行驶过来，慌慌张张地撞向前车而不能行动。日军仓皇跳车，奔向路边洼地，企图负隅顽抗。第四支队战士们迅速将其包围，用机枪射击，用手榴弹炸，毙伤日军甚多，余下几个鬼子狼狈逃窜回杨西桥据点去了。
西路战斗刚刚结束，东路战斗又打响了。当日军两辆运输车驶进棋盘岭东口时，被便衣队击毁，第三辆也被一排手榴弹炸翻，车上１０余名日军士兵全部毙命。日军后续车辆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停在路上约有几里长。第四支队全体指战员全面出击，冲上了公路，护车的２００多名日军纷纷跳车乱跑，被战士们拦住猛打，日军大部被歼，剩下一小部分拼命逃至棠梨山据守顽抗。高敬亭命部队不要恋战，迅速转移。棋盘岭战斗，四支队牺牲４名战士，负伤６人，击毙日军６名军官和８０名士兵，摧毁汽车４０余辆，缴获各种枪支４５件、指挥刀５把，还有大批物资，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高敬亭指挥四支队活动于皖西南广大地区，配合地方政府发动群众，破坏公路交通，使日军运动陷于瘫痪，迫使日寇退出桐城、舒城、潜山各县，大大鼓舞了军民打败侵略者的胜利信心，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高潮。
１９３９年１月，新四军总部电令四支队开赴皖东至江苏部分地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高敬亭此时发现国民党第五路军（桂系）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开进红军坚持十年斗争的根据地，像一把尖刀刺在他的心中。于是，他立即致电新四军总部，要求返回大别山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没有率部东进。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高敬亭的做法极为不满，指责高敬亭“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要求他“改正错误”，迅速率部东进。然而，高敬亭对项英的指责未予理睬，拒不东进。６月２４日，项英借批评高敬亭的错误之际，给他扣上种种罪名，在安徽青龙场将他杀害了。
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７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生前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高敬亭平反昭雪，次年１０月２６日追认他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