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作霖，字冬荣，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９日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西北顾家泾角的一个殷实农户家里。他念过私塾，在嘉定第一高级小学读书时，就受学校教师传播五四运动爱国反帝思想的熏陶，参加了抵制日货游行，演出抨击当局封建腐败的文明戏《糊涂官》。１９２２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国文教师穆济波处读到《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南京支部负责人宛希俨在东南大学附中学生中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名为“合作社”的学生社团，出版《合作社》刊物。顾作霖参加了“合作社”组织并积极活动，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学校与军阀勾结，反对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和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的“苏浙战争”。
１９２５年５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京东南大学校园，立即引起学生们的愤怒。６月１日是星期一，“合作社”成员把附中校方的晨会变成控诉英帝国主义罪行、声援上海死难同胞的集会。６月４日，顾作霖和“合作社”的成员们，与南京罢课的万余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来到下关的英商“和记”洋行蛋厂，发动洋行广大工人起来罢工，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英国军舰开到蛋厂码头，英军水兵进驻厂部，胁迫工人上班，但工人、学生团结一致，罢工长达４３天。顾作霖与工人共命运，时而来到工人聚居地点，时而上街为罢工工人募捐钱款。当得知全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来到浦镇，他和几个同学赶去向王荷波请教对策。这次罢工虽然在英国军舰开枪和军阀政府血腥镇压下结束了，顾作霖也被学校开除逐出校门，但对一个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却是接受了一次革命烈火的洗礼。
１９２５年８月，顾作霖考入暨南大学，不久转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上海大学是一座革命熔炉，提倡学习理论和实际斗争相结合。他奋发读书之余，常到上海工人聚居的小沙渡地区，实地调查工人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了解工人的反抗和斗争。在那里，他认识了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刘华。不久刘华被捕并惨遭杀害，更加加深了顾作霖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仇恨。顾作霖在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６年初被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要他离开学校，专职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设在上海的中共江浙区委和共青团江浙区委，调顾作霖到杨树浦，担任中共杨树浦部委委员、共青团杨树浦部委书记。
在杨树浦，顾作霖一身工人装束，经常到棚户访察工人疾苦，出入于英商、日商开的一些工厂的车间。他在老怡和纱厂听到团支部书记王根英反映，一个１１岁的扫地童工被机器轧死，死者家属要求抚恤，英国资本家却置之不理。顾作霖与工人们商议集体向厂方交涉，如不发抚恤金就要罢工。由于他们出面交涉，迫使厂方向童工家属发了抚恤金。
举办平民夜校，培养团员和发现积极分子，是顾作霖从事工人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办在工人聚居区的夜校每期都吸引了众多的青年男女，风雨无阻地前来读书识字，接受阶级教育。顾作霖以教师的身份，用工人熟悉的语言，一边教文化知识，一边讲政治形势，揭露压在工人头上的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军阀的罪恶统治，指出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力量，同资本家和反动当局斗争。他在办夜校中认识了许多工人积极分子，其中不少人经他介绍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准备了力量。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中共江浙区委决定，顾作霖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浙区委委员、组织部长。他被派至浦东地区，与中共浦东部委书记马禹夫一起筹划浦东的工人武装起义。在北伐战争中，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曾经两次组织武装起义，都遭到北洋军阀部队残酷镇压。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在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１日举行。２１日中午，顾作霖和马禹夫一起率领手持步枪、铁棍、木棒的工人起义队伍，冲进军阀重点把守的浦东四区警察署，一举缴枪２０多支。他们立即将枪支分发给工人武装起来，又到三区警察署和五福弄、陆家嘴、杨家渡等警察所，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随即成立了浦东地区工人纠察队。党所领导的各区工人武装起义队伍，经３０小时的激战，终于打败北洋军阀毕庶澄的直鲁联军。蒋介石率部一枪未放，乘机进驻上海。仅过了２２天，蒋介石便露出反革命狰狞面目，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指挥军队和流氓血腥镇压上海工人武装，并且在全国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使原先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逆转急下。
这年６月，顾作霖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１０月，他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女工、该厂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杨龙英结婚。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山东省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处于瘫痪状态。中共中央派顾作霖前往，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顾作霖与妻子同去。那里人生地疏，但他深入齐鲁大地，看到了山东各地灾荒的严重情况，摸清了党团组织的现状和问题。他和原来团省委的两位委员一起，在济南召开了团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产生了团省委新的领导班子，大刀阔斧地开展组织恢复工作，建立了六个团县委和１４个特别团支部，引导青年群众把自发的抗粮抗税转到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地主剥削压迫的斗争中，使各地青年运动恢复了生机。１９２８年４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侨，派出军队在青岛登陆，迅速占领胶济铁路沿线，５月３日炮轰济南。在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的情况下，日军屠杀中国军民一万多人。济南惨案发生后，顾作霖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一起，迅速召集各地党团组织负责人开会，研究在山东全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和措施。他还以中共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的名义，起草了告民众书，号召山东人民和各阶层青年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作殊死的斗争。
１９２８年６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顾作霖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
正当山东工作打开局面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叛变投敌，山东党团组织又一次遭受破坏。时在青岛检查工作的顾作霖得悉这一情况后，迅速至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研究处决叛徒的措施。党中央决定他留在上海。
１９２９年４月，顾作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这一段时间，他用了很多精力在沪东地区一些工厂进行调研活动。他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上海各区区委书记会议上，曾经用调查工人向资本家争取米贴的斗争做例子，提出要关心广大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要在帮助工人争得最迫切的生活利益时，做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不久，顾作霖被调回团中央任组织部长。１９３０年７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长江局，项英任书记，顾作霖负责组织兼青年秘书处工作。年底，党中央命他们撤回上海，顾作霖继续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并与任弼时等参加了１９３１年７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早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作为派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指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顾作霖等人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５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的宁都县黄陂成立。那时，周恩来、任弼时、顾作霖还在上海。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并授权处理有关问题。
１９３１年３月，顾作霖与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化装成商人，自上海出发，乘轮船至香港，转轮到汕头，由党的交通员带领，经潮安、大辅到青溪，再改装成农民模样，日伏夜行，翻山越岭，从青溪到达中共闽西特委驻地虎岗，４月间到达中共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塘。
“中央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路线也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从顾作霖来说，他毕竟年轻，政治上比较弱，在“中央代表团”中不是决策者，他有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一面；但是，他在执行中重调查，重实践，发现错了有能随时改正的一面。两者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往往不自觉地成了矛盾和对立的统一体。
顾作霖等到达中央苏区，正值蒋介石调集２０万兵力对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４月间在青塘多次开会，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针，争论相当激烈。以项英为代表的委员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无法全力进行战斗，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游击，以便保存实力。毛泽东在会上分析敌我态势时，细分了各路敌军的特点，主张集中优势兵力，由西向东，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倾听了争论双方的分析，都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促使会议决定实行毛泽东的主张。中共中央原来确定苏区中央局书记是周恩来，因周恩来未到，暂由项英代理，这时商定由毛泽东代理书记。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和指挥下，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１５天内横扫７００里，连续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当年７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纠集３０万兵力，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又指挥红军迎击，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由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师兴国，又歼敌三万余人，缴枪１．５万支，把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也粉碎了。
这时，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总政委。顾作霖平素对毛泽东、朱德怀有崇敬之情。但是，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初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竟要求“集中火力反右倾”，批判毛泽东的所谓“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等等。中共苏区中央局许多同志虽然有不同看法，但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错误指示，都对毛泽东发言批判，顾作霖也在内。这是来自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也是代表团的决定，他作为党的苏区中央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从组织纪律上是不能违抗的。即便如此，他仍然崇敬毛泽东。毛泽东比他年长，政治上比他强，知识比他渊博，指挥红军作战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但中共临时中央却硬说毛泽东的不是，这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共青团中央任命顾作霖为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主持中央苏区青年团工作。苏区处于战争状态，青年工作的神圣使命是发动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与敌人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
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时，少年先锋队已普遍建立，有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当时，党和团的苏区中央局，特别是顾作霖，对于这个直接关系到苏区社会安定和红军兵源的重要力量，都是特别重视的。在顾作霖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少年先锋队建立到乡、村，基层组织队部，队部以下设分队、小队，队长经过队员选举产生，政治训练工作都由共青团支部直接负责。区、县、省都有少年先锋队区、县、省的队部，最高机构为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在各级队部都设列宁室、俱乐部等机构，组织队员到识字班、夜校学习文化，还经常利用生产中的休息时间练习射击、刺杀、投手榴弹，每月还有二三次集中的军事训练。在少年先锋队中还组织了模范队，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时间更多，组织更集中，纪律更加严格。
在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苏区少年先锋队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５日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１５２位代表受到苏区党政军领导亲切接见。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都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祝贺少年先锋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起了先锋模范的作用，向代表们亲切地发出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号召。顾作霖代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对苏区少年先锋队建立以来开展的各项活动进行了全面回顾总结。他指出，在党的指引、关怀和各级团组织的具体领导下，少年先锋队在后方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帮助红军家属耕田种地，生产粮食，支援前线；在前方，少年先锋队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协同红军英勇作战，用革命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少年先锋队不愧是工农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和保卫者，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顾作霖在提出面临的繁重任务后，要求到会代表率领苏区广大少年先锋队员，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遵循列宁的教导：“青年的任务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苏区少年先锋队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顾作霖和到会的各地共青团干部、少年先锋队的代表分别进行接触、谈心，掌握了各地青年运动开展的详细情况。代表大会以后，苏区少年先锋队组织进一步发展，活动更加威武雄壮。中央总队部总队长是王盛荣，周恩来担任了中央总队部的党代表。少年先锋队队员发展到３０万人。
在每次“扩大红军”的运动中，顾作霖总是带领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和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的同志们，全身心地深入到各地少年先锋队，从一般号召、表彰典型到个别指导，各地到处出现女队员送男队员、未婚妻送未婚夫、父母送儿、妻送郎的动人情景，每次都使“扩红”计划完满实现。顾作霖、张爱萍等还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提出组建“少共国际师”的计划。后来，顾作霖离开了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但这个计划仍付诸实施。１９３３年９月３日，“少共国际师”在宁都庄严地举行了成立大会，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专门为“少共国际师”谱写了《出征歌》。“少共国际师”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在长征的路上，英勇杀敌，屡建战功。
苏区共青团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把党的决策传达给广大青年群众，特别是要把广大少年先锋队员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顾作霖深深感到，需要办一张青年喜爱的报纸，作为沟通上下左右的宣传工具。经过中共苏区中央局同意，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多次讨论，决定出版机关报《青年实话》，由陆定一任总编辑。顾作霖亲自负责筹划创办这份报纸。当时苏区纸张缺乏，印刷条件很差，只有福建汀州有印刷厂。顾作霖即和在汀州的共青团福建省委谈妥，每期报纸在于都编辑后派专人送到汀州印刷。１９３１年７月１日，《青年实话》创刊，顾作霖撰写发刊词《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他说：“这个报纸要成为苏区团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团在青年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的有力工具，成为青年群众的组织者。”顾作霖用了大量心血指导《青年实话》的出版，亲自为报纸写了许多评论文章。苏区一切工作都要为着战争的胜利，在这个总目标下，顾作霖撰文动员青年群众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帮助红军消灭进犯的敌人。《青年实话》文风平和朴实，青年爱看，每期发行近三万份。这在当时的苏区是一个很大的发行量，仅次于《红色中华》，成为苏区的第二大报。
如何提高苏区青年干部的思想觉悟、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也是顾作霖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力主成立一个苏区团干部培训基地，这个基地后来被定名为“列宁团校”，可说是最早的中央团校。它于１９３１年９月开始筹办，正式创立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团校设在瑞金洋溪，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驻地庙背约五里路。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团校校长由顾作霖兼任，杨岳斌任副校长。列宁团校第一期有学员１２４人，为期两个月，课程安排得相当紧凑，由任弼时主讲中共党史，顾作霖主讲团史，毛泽东主讲苏维埃运动史，徐特立主讲地理知识，陆定一主讲政治常识，红军总参谋部一位科长主讲游击战术。结业时，杨岳斌副校长代表团校作总结，顾作霖对学员们回到青年工作岗位提出了任务和要求，周恩来、任弼时也出席团校首期结业典礼并讲了话。
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和苏区少年先锋队工作过的干部，都说顾作霖为人正派、公道，又注重调查研究，能够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苏区深受其害。顾作霖虽然执行了这条路线，但他对人、对事不轻易下结论，保护了一批青年工作干部。比如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共吉安特委报送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份材料，指控共青团万泰地委书记张爱萍是“ＡＢ团中央总团部青年总团长”，顾作霖和任弼时都不相信。顾作霖特地到万泰地区调查，证明完全没有根据，决定将张爱萍调至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担任秘书长。１９３２年年底的一天，湘赣省保卫局派人到瑞金共青团苏区中央局，说苏区少年先锋队湘赣省队部队长谭启龙和共青团湘赣省委儿童局书记胡耀邦是“ＡＢ团分子”，要逮捕谭启龙和胡耀邦并带回湘赣省。顾作霖征询刚从湘赣省回来的巡视员冯文彬。冯文彬认为根据不足，顾作霖当即明确表示，谭启龙、胡耀邦的问题由我们审查，两人留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不同意湘赣省保卫局来人带回。当时谭启龙、胡耀邦虽是少年，对革命事业都忠贞不渝，经过一段时间边工作边考察，证明指控完全不实。顾作霖分别与他们谈话，慎重宣布审查结论，安排谭启龙作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巡视员，胡耀邦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１９３３年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就成为事实上的共青团中央。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６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决定成立闽赣省，省会黎川，辖区包括建宁、资溪、崇安为中心的１５个县的三个根据地，以及信江、抚河等一些地区，任命邵式平为省主席。与此同时，中共临时中央任命顾作霖为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这是一片红军在反对蒋介石第四次“围剿”作战中解放的土地，工作千头万绪，无论治安、土改、对敌斗争、生产、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和政权建设，顾作霖都需过问。他在瑞金工作期间，工作过于劳累，长期营养不良，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到了黎川，他自知生命有限，更加努力工作。当年９月，蒋介石集中５０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北路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黎川。而黎川红军力量薄弱，顾作霖与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一起，虽领导军民顽强抵抗，但黎川还是失守，省委、省府机关只得迁至建宁，继续与敌人作战。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临时中央举行六届五中全会，中华苏维埃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顾作霖应召前往瑞金参加这两个会议。在中共中央全会上，他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顾作霖被留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正在治病的王稼祥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当年４月，顾作霖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来到战斗最激烈的广昌前线，参加指挥部工作。当时红军集中九个师兵力在广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命令红军“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进行两条道路决战”，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都没有发言权。顾作霖目睹红三军团将士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英勇抗击，一批批地壮烈牺牲。他也亲眼看到李德处处以“太上皇”自居，听不进红军高级将领的意见，一意孤行地瞎指挥，以致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等发生激烈的争执。顾作霖思想十分矛盾和苦闷，在野战政治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他针对李德的瞎指挥慎重表示，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进行什么“两条道路决战”。４月２８日开始，红军撤出广昌，顾作霖命令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第一方面军野战直属机关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萧忠渭（萧锋）带领野直警卫营留守广昌南山，保障红三军团的第四、第五师后撤。顾作霖由于过于劳累，在４月２９日晚上参加前委在头坡召开的军团首长会议后回到住处，心脏剧痛，吐血不止。朱德命萧忠渭找兵站卫生处医师前去诊治，并急送顾作霖去瑞金红军医院抢救，结果无效，于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８日与世长辞，年仅２６岁。
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共青团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都为顾作霖的逝世发了讣告。５月３０日下午，２０００多人来到瑞金沙州坝“二苏大会堂”，出席顾作霖的追悼大会。在一些地方和部队，也举行了追悼顾作霖的大会。他们都以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激励自己的斗志，迎接新的战斗到来。
顾作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了短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