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宗，又名鲁生，１９０２年８月２９日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白塔畈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葛世鹏，母亲潘氏。兄弟两人，他排行老二。葛文宗８岁入私塾读书，由于天资聪颖，能诗善赋，曾被称为“少年才子”。
１９１８年，葛文宗转入志诚小学，受到进步教师詹谷堂的影响，初步接受了爱国民主思想。１９２０年夏小学毕业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奔赴安徽省会安庆，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到校不久，很快与舒传贤结识并成为挚友。在舒传贤的影响下，他大量阅读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书刊，并投身学生运动的洪流。
１９２１年６月，安庆学生为反对安徽军阀倪道烺、马联甲克扣教育经费，掀起了六二学潮。葛文宗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反封建反军阀斗争。６月的安庆，气候炎热。葛文宗身穿白布衬衫，头顶烈日，到处奔走演说，唤起安庆工商各界群众起来同倪、马军阀作斗争。由于葛文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在群众中进行出色的宣传鼓动，不久被推选为安徽省学联领导成员。之后，他又参加了驱逐省长李兆珍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
１９２３年夏，葛文宗回到故乡白塔畈。他见到詹谷堂老师，知交重逢，分外亲切。在志诚小学，他们作了几次彻夜长谈。后经蒋光慈介绍，葛文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从此，他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生涯。
１９２４年暑期，葛文宗以公费考取了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与舒传贤同寓东京小石川南塘。在东京求学期间，他在学业上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很快学会了日语，并经常用日文翻译进步书籍。
１９２５年初，葛文宗和舒传贤、王步文、童长荣等人，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分别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随后，他们改组了国民党在东京的组织，使之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在国民党内，他们与国民党右派路锡祉、葛晓东、汤志先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葛文宗的斗争性很强，他经常在留学生中做宣传鼓动，有时当众揭露路、汤等人的假革命面目，从而团结了多数，孤立了反动分子。与此同时，他又同舒传贤、王步文、童长荣等一起，在华侨和留学生中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为建立党在日本的特支作准备。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东京后，葛文宗和舒传贤等人，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旅日华侨和留学生，联合朝鲜侨民以及日本工人，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
北伐前夕，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葛文宗报国心切，离开日本回到安庆。他先在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日语教员，不久即全力投入迎接北伐军进抵安庆的准备工作。北伐军进入安庆后，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和柯庆施等参加了左派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工作，利用国共合作的局势，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展工人、农民运动，与国民党右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１９２７年３月，他担任左派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
３月２０日，蒋介石从九江到安庆，经过一番策划，于３月２３日指挥特务、流氓捣毁了左派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打伤了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几十人，制造了三二三事件。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葛文宗正与柯庆施、舒传贤、周新民、童汉璋等在教育会三楼吃早饭，这时，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派辛焕文前来报信。葛文宗等人急忙收拾信件，迅速离开。三二三事件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一个信号。事件发生后，安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共安徽党的负责人大部分撤退，党组织为了应付剧变的时局，决定留下葛文宗等人坚持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的安庆，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大批革命机关被查抄，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革命处在危急关头。
为了挽救革命，党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精神传达后，葛文宗按照中共安徽省临委决定，担任了中共怀宁县委书记。不久，怀宁县委改为怀宁中心县委，他仍任书记。
为了便于掩护，葛文宗早将妻子李锦文接到安庆，夫妇俩住进安庆北门三官塘三号县委机关。在这里，他主持召开县委会议，作出了“组织工农夺取敌人武器，武装工农开展游击战争，以挽回大革命败局”的决议，讨论了恢复整顿各级组织的问题。会后，他又深入基层，在市区先后成立了３个党支部，在市郊海口洲、广济圩成立党小组。稍后，县委还在海口洲创办党刊《新生活》，宣传中央政策，传达省委指示。他经常奔走于中心县委所属的桐城、枞阳、潜山、太湖等地，发展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的不断兴起，使国民党反动派坐卧不安，大批特务、警察像狼犬一样，到处搜索党的地下组织。
１９２８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李锦文从街上买菜回来，看见三个警察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语，说什么“三官塘三号”，李锦文听后大吃一惊。三官塘三号是中心县委机关，也是葛文宗和她的寓所。于是，她匆忙赶回家，告诉葛文宗说：“我在外面听到三个警察在讲什么三官塘三号，怕有什么事，你赶快走吧！”形势十分危急，但葛文宗镇静如常，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县委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以及家中保存的党的文件。他坦然地对李锦文说：“不要紧张，没有什么事情，你快去把门关好。”接着，他把所有文件都抱到厨房去烧了，对写有党的机密或留有同志姓名、地址的书信也都一一查看，迅速投进火中，直到化为灰烬，他才放心。文件刚烧完，大门咚咚地响了起来，随着门板的倒地声和叫骂声，一群警察闯了进来。他们翻箱破壁，到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只好垂头丧气地将葛文宗逮走。
葛文宗先后被送进国民党安庆饮马塘看守所和安徽省第一监狱。他临危不惧，从容对敌，以极鄙视的态度拒绝回答敌人提出的有关党的组织、党的机密的任何审问。敌人恼羞成怒，用针刺指头、踩杠子、坐电椅、跪铁链、坐老虎凳等酷刑折磨他。葛文宗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下肢几乎残废。在敌人面前，他没有丝毫的软弱，不愧为铮铮铁汉。李锦文经过多方寻求方准探监，她从窗口望去，只见葛文宗骨瘦如柴，戴着脚镣手铐，不禁心如刀割，低声抽泣。葛文宗走近窗口，看见是爱人前来探望，也不禁心情激动。他连忙放下提在手里的破烂长衫，把脚镣盖住，又放下长袖，把手铐藏起，安慰她说：“锦文，别难过，我不要紧，你注意保重身体。”临别时，葛文宗再三叮嘱她：“为了千百万穷苦人的翻身解放，我们吃些苦算不了什么。要记住，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葛文宗勇敢坚强，忍受狱中的残酷折磨，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判处他８年有期徒刑。
在看守所中，葛文宗被关在单人囚房，和狱中难友隔绝。判刑后，他被解送到安徽省第一监狱，进了大囚房，和难友们生活在一起，他有机会通过个别谈心，了解狱中的共产党员情况，为建立狱中党组织作准备。他经常对难友们说：“我们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党的组织领导，跟敌人作斗争，监狱里更需要党的组织领导。”在葛文宗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１９２８年下半年，狱中党支部建立起来了，他被选为支部书记。
敌人对监狱控制很严，大小号房的“犯人”不能来往，早晚“放风”时间极短，号房之间不准接近。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狱中党支部首先发动难友，向监狱管理人要求读书的权利，外面送来的书不准扣留；监房的门打开，允许“串号子”。在这场争取读书权利的斗争中，葛文宗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敌人认为他不守狱规，把他拉去吊打。他和支部成员不畏强暴，坚持斗争，把敌人闹得昼夜不安。敌人无奈，只得接受他们的条件。
争得读书权利后，监狱里的政治空气顿时活跃起来。他们组织了两个学习组：一个是识字组，专门帮助工农同志提高文化水平；一个是理论学习组，由葛文宗、柳毅夫、甘野陶等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组成，学习政治理论。当时有些革命书籍没法搞进来，他们就想办法请外面的同志把一些外文本和各种伪装本送进来，日文本由他译成中文，英文本由柳毅夫翻译，供大家阅读。葛文宗领导的这个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通俗资本论》以及日本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等。他们还秘密组织大家学习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葛文宗不仅白天抓紧时间学习，甚至在暮色苍茫、光线微弱的黄昏时分，他也要坚持读书，并经常和狱中同志交换学习心得和体会。狱中学习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和斗争信心，难友们兴奋地说：“我们把国民党的监狱，变成了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安徽省第一监狱典狱长平时对“犯人”拳打脚踢，百般侮辱。每人每天只有８分钱生活费，还要层层克扣，贪污中饱，难友们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１９２９年冬，葛文宗和狱中党支部成员决定发动全体难友，揭发监狱的黑暗，反对敌人迫害，并利用安徽高等法院院长易人的时机，发动大家展开改善生活待遇的大规模群众斗争。斗争开始后，典狱长带领看守人员携带武器和镣铐冲到牢房里，拖走了５位同志，把他们毒打一顿，并且铐起来送进特别监号。葛文宗经过商量，决定通知所有难友，立即绝食。敌人看到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一手，假惺惺地把饭菜送进牢房，劝大家进食。难友们不为所动，把送的饭菜倒掉。敌人又要“犯人”代表去谈判，妄图从中抓到共产党。党组织识破敌人的阴谋，秘密通知大家：一个也不走出牢门。难友们团结一心，不动摇，不妥协，坚持了五昼夜。敌人怕事情闹大，被迫接受条件，送回被抓去的５位同志；生活费每人由８分增加到１角２分，饭菜稍有改善；每个号房放一张桌子；放风时间延长至１０分钟。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不久，典狱长被撤换，狱中的政治气氛更为活跃。
狱中党支部通过考查和实际斗争的考验，决定发展５位政治觉悟高、斗争坚决的同志为党员。葛文宗亲自培养和介绍王修顺入党，党组织得到壮大。
在长期监禁的艰苦生活中，葛文宗以身作则，薄己厚人。他身受重刑，伤痕累累，身体非常虚弱，偶尔得到一点可口食物，总是让给受刑和生病的难友吃。平时他自己少睡，照顾受刑和生病的难友多睡。有时监狱里发了几十粒黄豆和蚕豆做菜吃，他总是收存和积聚起来，利用狱中微弱的阳光，把它晒干或风干、留到节日拿出来供大家嚼食。葛文宗的模范行为，使他的威信日高，无论在党内或在难友中，只要提到他，大家都从内心深处产生深切爱慕和肃然起敬的感情，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狱中斗争的好领导人。
１９３１年夏，在熬过３年多的监狱生活以后，由于党的大力营救，葛文宗被释出狱。临行前，他十分留恋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斗争，保住胜利的成果”。他告诉党支部成员：“我出狱后一定去找党、找部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待机劫狱，营救狱中难友。”
葛文宗出狱后，忍受着多年牢狱生活所带来的肉体痛苦，披星戴月，秘密奔赴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他像失散的孤儿见到母亲，向党倾诉了狱中的一切，并向党表示忠贞不渝的决心，要求组织上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参加保卫红色根据地的斗争。当时，组织上以及在上海的周新民、李相符等看到他遭受长期监狱生活折磨的伤痕未愈，疾病缠身，劝他留在上海治病养伤，等健康恢复后再走。但是，他渴望立即投入战斗生活，婉言谢绝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关怀，坚持要求立即前往苏区。党组织理解他的心情，遂于１９３１年秋，通过地下交通站，掩护他经过寿县、霍邱，最后到达皖西北特委所在地——安麻埠。途中，他通过内线关系，给安庆监狱的党支部成员写去一封信。信上说：“我出狱后，在安庆住医院开刀，现已到寿县，预备回老家去。”同志们一看就知道，他已找到了党，并将到大别山区参加斗争，大家都为他高兴。
同年１２月，皖西北特委改为皖西北道委，并成立皖西北道区苏维埃，下设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和革命法庭等。组织上考虑到葛文宗曾担任怀宁中心县委书记，又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当过教员，因而任命他为皖西北道区苏维埃革命法庭书记。
１９３２年底，葛文宗被调到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任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军转战六安、霍邱、金寨一带。１９３３年春的一天，红军由霍邱西进，途经白塔畈，家乡的男女老幼夹道欢迎。葛文宗的妻子李锦文闻讯，一早就抱着孩子在白塔畈街头等候。葛文宗骑着马，在一片欢呼声中，随队伍缓缓而行。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在路边伫望时，心情一阵激动，急忙下马，将孩子抱在怀里。李锦文见他身体消瘦，想到他路过家门而不入，心中非常难受，不禁热泪盈眶。他连忙安慰说：“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李锦文目送丈夫渐渐远去的身影，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别。
不久，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在大别山区豫皖交界处的行军途中，与敌西北军马鸿逵匪部遭遇。红军勇猛出击，将敌人击溃。激战中，葛文宗不幸受重伤被俘。后来敌人知道了葛文宗的真实身份，顿时凶相毕露，立即要他说出红军行军路线和作战意图。葛文宗面对残暴的敌人，报以极端仇视的眼光，只字不吐，坚强不屈。敌人从这位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身上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下令将他杀害。葛文宗为捍卫党的事业，为保卫红色根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３１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