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伯礼，又名高山子，曾用名高郭宣（阁宣）、郭煊、郭朝栋、郭朝礼，１８９６年农历四月十二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华山乡土门寺。父亲高学凯，又名高世和，是一位教书先生，在本乡教私塾，母亲郭冬勤，弟兄４人，高伯礼居长。
高伯礼幼年随父就读私塾数年，后考入内江县立中学读书。他１６岁时，父亲去贵州做生意，不幸被人谋害。胆量过人的高伯礼，一人前往贵州，把父亲的遗体运回华山安葬，自此辍学。后随母亲迁到观音滩场上开茶旅栈，３年后便离家去重庆，找到远房哥哥、重庆烟酒局局长高一白，当了烟酒局调查员。
１９２５年，军阀混战，四川督军熊克武部撤离重庆，重庆烟酒局局长换人，高伯礼也随之失业。后高一白任重庆讨袁第一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高伯礼得到他的资助，去广州考上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步科第二团第三营七连学习，取名高山子。当时，黄埔军校内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一个是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高伯礼毅然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他逐渐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坚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录上，他充满着革命豪情题诗一首：“纵横四海，气吞八方。一人有志，邦家之光”，充分表明了他的抱负。
１９２６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高伯礼即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高伯礼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随贺龙、叶挺起义军退出南昌，进军广东。在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领导下，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又称红二师）。高伯礼在红二师任营长、教导队队长，为革命培育了一批军事骨干。１０月下旬，红二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全力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收复海丰，重建苏维埃。高伯礼营在紫金县南岭之战、公平之战、砾山坳之战等战役中，迎头痛击敌人，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接着，红二师向东江潮汕地区的反动势力大举进攻，迅速消灭了惠来县的顽敌，随即又向丰顺、普宁进发。在战斗中，高伯礼作战非常英勇，总是迎着枪林弹雨，身先士卒，率领该营先头部队冲锋陷阵。在向丰顺、普宁进发中，他带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率先攻克了陇头。后由于司号员吹号失误，致使战斗失利，只得同兄弟部队退到大南山根据地，然后再回师海丰。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８日，彭湃在海丰主持召开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即海丰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经代表提议，代表大会决定，红二师出兵进攻农军久围不下的捷胜城。下午２时，全体代表欢送红二师师长董朗亲率高伯礼所在营开往捷胜城。当日，部队到达前沿阵地，立即和农军研究，成立了攻城指挥部，由董朗任总指挥，并要求农军组织敢死队，准备好登城用的长梯等物，配合红军冲锋。１９日拂晓，攻城令一下，红军和农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高伯礼率领一支队伍攻打北门，激战１个多小时，首先登城，旋即全城攻下，在城内俘获反动地主豪绅２０多人。根据群众的强烈呼声，将罪大恶极的何舜廷处决，人心大快。这次战斗，击毙蔡腾辉部和地主武装３００余人，俘获数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
１９２８年初，广州起义后整编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又称红四师），也来到海、陆丰与红二师会师，配合农军扩大东江暴动。就在东江一带五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惊恐万状，一面组织地方武装对抗，一面电请蒋介石派重兵前来镇压。２月，蒋介石即派遣国民党第四、第五军兵分４路，大举进攻“围剿”海陆丰，接着又加派第七军参与“围剿”。红二、红四师主力即转移农村，与来犯之敌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虽然红军英勇善战，致使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在将近一年的拉锯游击战中，红军本身减员亦很大，给养困难，战斗力不断受到削弱。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广东省委于１２月２５日作出了“同意红军撤离海陆丰”的决定，并成立了红军出港委员会，领导红军撤离，将外籍红军指战员分批经香港转送上海等地，有的回到原籍。１９２９年初，高伯礼回四川工作。
１９２９年初夏，高伯礼被中共四川省委派到荣县担任县委书记，化名高郭宣。当时，荣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农会已被瓦解。尤其是“双石惨案”后，群众革命情绪低落，开展工作极其困难。高伯礼不畏艰难，到荣县后，即走乡串户，深入群众，广泛听取意见。经过艰苦的工作和认真分析，高伯礼认为农协会被瓦解，除反动派血腥镇压外，原有农协会的领导职位多数为富农所占据，领导权没有掌握在贫苦农民手中，而农会的党员领导骨干又素质不高，缺乏理想、前途教育，也是重要原因。针对这一情况，高伯礼首先整顿恢复各级党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紧接着整顿农协会，将主要领导权掌握在贫苦农民手中。通过整顿，使党的组织和农协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高伯礼深知干部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不管工作多么繁忙，对干部的教育从不放松。他不仅对党员干部进行气节、理想教育，而且还对文化低的农民干部进行文化教育。荣县黄汉尧、曹瑞奎、朱福等三位农民领袖，就是在高伯礼的亲切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入党前不识几个大字，经过文化教育后，能看文件，能写通告。不少党员和农会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工作能力亦逐步增强。在高伯礼的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荣县的党组织战斗力增强了，农会的活动也非常活跃，有“川南模范”之称。由于高伯礼具有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讲求实际的好作风，因此深受群众爱戴，荣县农民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大哥”。
１９３０年初春，中共内江县委负责人曾莱因领导内江东乡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斗争暴露了身份，上级便调高伯礼任中共内江县委书记。高伯礼回到内江，积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３月，在白鹤乡诸古寺，他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领导成员、各地党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共２０余人，作出了“利用各种手段，掌握地方武装，夺取城市”的决定。
高伯礼在担任中共内江县委书记期间，把联络点设在华山乡萧家冲，将工作重点放在华山、杨柳、石子、平坦、观音滩、杨家乡等地。这些乡的党组织和农会比较健全，有党员近百人（多数是农民），农协会员２０００多人。高伯礼在恢复和发展这些乡的党组织和农会时，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他曾在一次集会上说：“要把各保的民团武装掌握起来，土枪、夹板枪都要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农协会员手中。”又在党员、农协会员骨干中讲：“我们要团结起来，要掌握好各种武器，要进行抗捐、抗税和减租减息斗争。”
高伯礼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宣传，亲自编印《新生必读》小册子，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党的政策，还亲自书写“打土豪，杀劣绅，土地收来大家分”的标语，贴在场镇十字路口和路边土地庙上。为了发动群众，高伯礼一时在城内，一时在乡下，东奔西走，十分繁忙，有时工作通宵，常常是饭都不能按时吃。
１９３０年夏，县委委员廖释惑为县委筹集经费而开设的“晓东书店”被搜查，廖释惑同时被拘捕。为了营救战友，高伯礼在平坦乡发动民团武装人员写出了反对驻军无理逮捕廖释惑的标语。高伯礼还以中共内江县委名义公开发表宣言和告农民书，还张贴标语，大造社会舆论，争取社会同情，通过各种办法和关系进行营救活动。
一天晚上，地下党员陈杰、高志烈在内江城内鼓楼洞张贴标语时，被便衣特务抓捕。陈杰受不住敌人严刑拷问，供出了党的领导成员和县委机关所在地。因此，县委委员傅宾、黎光谦及共产党员张继文相继被捕，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党的文件和油印机等也被搜去。县委书记高伯礼闻讯后，感到情况十分严重。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他立即布置已暴露的同志及时转移，其他同志进行隐蔽。随后，他自己化装潜往自贡，向中共自贡特别区委汇报，请示营救方案。临行前，母子、弟兄恋恋不舍，其弟高季耻很担心地问：“今后怎么办？”高伯礼毫不犹豫地说：“工作要由组织安排，革命就是要流血嘛！今后我若遭不幸，不论哪个弟弟生的头个娃娃抱给我，继承我的事业。”
１９３０年７月，高伯礼向中共自贡特别区委汇报工作后，被留在特委工作。１９３１年，高伯礼曾一度调中共四川省委搞军运工作。１９３２年１月，省委为了加强党对自贡盐场工运工作的领导，又调高伯礼任中共自贡中心县委书记。当时，自贡有党员５０余人。他化名郭朝栋，上任后着重抓宣传教育，整顿党和工会组织，慎重发展党员，积极开展活动。他经常深入到大坟堡、郭家坳、贡井等盐业工人集中地区，对工人们讲解“要反对大资本家，先要反对军阀。因为大资本家依仗军阀压迫、削剥工人”的道理。他曾到长土、艾叶滩地区发动灶井工人进行罢工和绝食斗争，要井主、灶户给工人增添工资和每天早晨增加一份“浮汤肉”。经过斗争，工人伙食得到了改善。
高伯礼还将携带到自贡的《红旗刊》《东北风之歌》以及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歌曲，派人到处散发，以教育群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高伯礼对搞军运的同志讲：“大家要多看些革命书籍和报纸，增长革命知识。”他还鼓励大家：“我们要反对压迫和剥削，就要不怕军阀和大资本家势力大，他们总是少数。我们穷人多，人多力量大，团结起来向剥削阶级作斗争，一定能够胜利。军阀部队的军心不稳，只要工作做好了，士兵就会把枪口调转去打他们。”高伯礼对店员们说：“我们学艺就学艺，不给资本家当牛作马，只要我们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向他们斗争，一定会胜利。”他还发表了反对军阀和资本家的宣言。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高伯礼每天忙个不停，一会儿到贡井，一会儿到自流井，发动工人向资方斗争，为工人争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增添了工资。１９３２年８月，他领导工人反对盐业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并组织盐井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高伯礼生活简朴，工人打扮，穿双草鞋，工人都喜欢接近他。由于他政治成熟，经验丰富，在自贡工作期间，被大家尊称为“老将军”。
１９３３年春，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特委会所属的各级“清共”委员会活动十分嚣张，利用叛徒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斗争形势十分严峻。３月５日，高伯礼被叛徒出卖，在自贡长土双滩井沟头兰锡江家被捕。
高伯礼被捕后，被押送到自流井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刘崇云师部。敌特们对他软硬兼施，首先由叛徒刘家明出场劝降。刘说：“郭老师，‘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反共，一定会重用你，县长少不了你当。”高伯礼厉声痛斥道：“我哪有你这种学生！你充当野兽，不觉可耻，还在放狗屁！”劝降不成，敌人又用美女诱骗，弄上漂亮姑娘相陪，酒肉款待，企图以筵席美人灌酒引诱他上钩。高伯礼对敌人的伎俩十分蔑视，把酒桌子掀翻。“清共”委员会主任张晓林和敌师长刘崇云不死心，又亲自出马劝降，假惺惺地说：“高先生，我知道你是黄埔生，是大有作为的，只要你把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交出来，就推荐你为团长……”话未说完，高伯礼就义正辞严地给予了驳斥，说：“假若我要当官的话，师长早已当了。”
敌人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吼道：“这里是‘清共’委员会！”高伯礼即借机嘲讽：“你们是清道夫啊？呀！把卫生搞干净点，等帝国主义来，免得弄脏了他们的皮鞋哟。”敌人无可奈何，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以强硬的态度威胁说：“你再不交待，就枪毙你！”高伯礼毫不畏惧地说：“死，又有啥关系！哼，共产党员多得很，死了我一个，还有许多人。”敌人紧接着追问：“有好多？”高伯礼幽默地说：“除了坏人以外，尽是共产党。”
敌人束手无策，只好将高伯礼送进富顺监狱关押，又将其与后来被捕的中心县委副书记杜培心（杜芬芳）一起解往重庆第二军军部。高伯礼在重庆第二军特委会监狱里，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毫无所得。１９３３年５月５日，高伯礼、杜培心被押赴刑场。高伯礼“气势甚雄，大呼口号不绝”，慷慨就义于重庆两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