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谍海飞天侠 功成执教鞭
■虢安仁
苦读上北大，辗转忙抗日
葛佩琦是山东平度人，家境贫寒。８岁时他到村塾读书，农忙时节，一边放牛喂猪一边读书。后来，葛佩琦步行１５０多公里到隔壁黄县上了一年半中学，又到北平当学徒工，半工半读，用两年时间读完高中三年的课程，１９３３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怀着“科学救国”理想的葛佩琦，本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会，并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
１９３７年６月，葛佩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他没有去中学教物理，而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北平各大院校在西山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时，他专程去听课，学习游击战常识。
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后，葛佩琦与同学们辗转到达南京，参与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学会组织战地救护队，从淞沪前线救回大批伤兵；组织宣传团，演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大批青年学生到后方或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为奔赴抗日战场，葛佩琦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培训。１９３８年２月，他和战训班同学１００余人抵达河南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他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到各县工作。葛佩琦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等４０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商丘地区工作。在这４０人中，葛佩琦是唯一一个“完成任务”的人，并建立起了黄泛区以东唯一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受到程潜的亲自接见和表扬。
千里走单骑，策反三个师
１９３８年８月，葛佩琦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１９３９年春，葛佩琦所在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调河北省抗日。葛佩琦任政治部主任。他发觉军长宋克宾有带着部队回豫东当汉奸的企图，便只身前往西安去见已经调任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的老上司程潜。
从河北到西安，葛佩琦弄来一辆自行车，“千里走单骑”。他脱下军装，换上便衣，穿越陇海铁路日军封锁线。为避开汉奸组织的盘查，他扛着坏了的自行车走２５里地到县城修好车，然后又翻山越岭从许昌到洛阳。铁路被日军炮火破坏，他推着自行车沿铁路钻函谷关，穿潼关，奔华阴，到华阴后才坐上火车抵达西安。
此时，程潜已接到前方电报，宋克宾已叛国投敌当了汉奸，听说葛佩琦回来了，马上接见他，并问：有没有办法把部队拉回来？葛佩琦说：有。因为那支部队的中下级军官都是他做民运指导员期间发动起来的。
程潜委派葛佩琦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配属三名联络参谋和一部电台，任务是策动汉奸部队。葛佩琦把三名参谋分别派往开封、商丘、徐州，他自己也化装进入商丘侦察。
根据搜集到的情报，葛佩琦决定从伪军“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袁天柱部打开缺口。他找到袁天柱的青帮师傅——当时任国民党夏邑县县长的老朋友祁虞琴，也是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的第一支队长。葛佩琦拿出天水行营的策反伪军命令和汉奸反正奖励办法，告诉祁虞琴：只要能把袁天柱拉过来，申请天水行营，给他新番号，职位绝不会比现在低。
经过几次秘密磋商，１９４０年２月７日夜（农历除夕），袁天柱率部２０００余人反正，胜利开赴事先约定的集合地点。同年１０月下旬，在国民党何柱国部的接应配合下，葛佩琦又成功策动伪军三个师同时反正，大大地削弱了日军在豫东的统治力量。
安徽建据点，东北传情报
１９４２年，葛佩琦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赵耀斌（王石坚）的领导。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携带电台，来到安徽界首，将悦昌恒商行作为联络据点搜集情报。
葛佩琦派遣联络员赴商丘、亳县等沦陷城镇，大量搜集日伪军事情报。他又利用国民党少将参议和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与各路军政要员保持交往，暗中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信息。自此，葛佩琦在豫东、皖北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网络，联络范围远至北平、上海。来自沦陷区的各类重要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党在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
１９４４年秋，葛佩琦回到西安，他和赵耀斌、李年等人以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名义，筹办“西安研究书店”，继续开展隐蔽斗争。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决定：抢先接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军队和地下工作人员都要尽快向东北转移。葛佩琦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各种关系赶赴北平，租下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为掩护，建立了地下工作联络站。
１９４６年２月４日，由赵耀斌领导的李年、邢国彦、王书鼐三人坐飞机到北平，住在葛佩琦家。他们均是经由陈忠经（“后龙潭三杰”之一）介绍，准备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共产党人。几天之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来到北平，给他送来一张派令：“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少将督察”。
到沈阳后，葛佩琦代理政治部第一组组长，主管军队政治工作。国民党部队从关内调到东北所有部队的番号、主官姓名、驻地、人数、编制等，经葛佩琦之手编成国民党在东北驻军一览表，先报给了我党的地下组织。
国民党驻沈阳的各大单位每两周开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葛佩琦随余纪忠参会时获得的重要情况，也都“如数上报”。此后，葛佩琦还经常代表长官部到各驻防部队视察，得到大量敌军军事部署、防御配置等情报，均“如数上报”。
１９４７年７月，解放军围攻四平，攻打国民党新七军（陈明仁任军长），几周相持不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葛佩琦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他用军用电话将增援情况报给沈阳地下情报组织。第二天夜里，葛佩琦代表前进指挥所“慰问”陈明仁军长。陈明仁发牢骚：共产党的特务无孔不入，他们夜间爬到工厂的高烟筒上，打信号弹，给城外共军发出进攻目标。葛佩琦说：共产党的“特务”确实有办法！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沈阳解放；１９４９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葛佩琦没有去情报总署，而是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担任理化教研室物理组组长。他一面教课，一面钻研业务，除编写《物理学讲义》，还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