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辛亥首义 继续二次革命
耿丹（１８９２—１９２７），字仲钊，湖北安陆城关人。１９０１年，入武昌武普通学堂，后转入湖北陆军小学堂。１９１０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组织革命团体竞存社、黄汉光复党。不久，加入共进会。１９１１年９月参加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大会，筹划起义。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熊秉坤率领该营首先发难，武昌首义爆发，并于１１日凌晨２时攻下督署。耿丹得到通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由于前一天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起义消息和革命者名单泄露，清军全城戒严，大肆搜捕革命者，起义有流产的危险。
接到消息后，作为陆军第三中学的共进会总代表，耿丹立即召集陆军第三中学学生宣布起义，整队入城。次日一大早，又亲自去湖北陆军小学发表演讲，举臂高呼“推翻清廷，打倒专制，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第一要务”，号召同学们“急起直追，奋勇前进”。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等清廷文武官吏，先后于起义纷乱时潜逃。１２日上午，耿丹率学生军１０００余人到达总督府。
原清军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后，耿丹被任命为学生军大队长，担任都督府警备工作，驻守官钱、铜元、军实各局。１２日下午，清军第三十标一营管带郜翔宸，乘革命军派出去守城之机，率领２００余名残兵偷袭都督府。黎元洪见大局未定，仓皇溜走。耿丹等指挥学生军奋勇反击，击退郜部，在蛇山将黎元洪找回。１０月１７日，黎元洪委任刘佐龙为执事官兼禁卫军司令，耿丹为警卫团团长。汉阳保卫战时，耿丹任战时总司令部参谋，协助黄兴布置汉阳防务，并受命任军令官兼督战官，于玉带门迎击清军。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黎元洪为副总统兼鄂军都督。湖北军政府近卫军整编为八个师，耿丹由近卫军标统改任鄂军第五师团长。后因不满南北议和，遂辞职。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耿丹十分悲愤。“二次革命”爆发时，他积极活动于革命党人之中，起兵讨袁。１９１３年４月，他与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昙华林组成“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推翻袁世凯政府和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为宗旨。随即奔赴上海，参与沪都督陈其美的反袁军事活动。７月，因进攻上海制造局失利，耿丹决定秘密返汉，策动湖北“改进团”驱师东进。不料一到武汉，黎元洪已勾结北洋第六、第二师入鄂镇压革命。“改进团”早于５月间被破坏，许多革命党人遭到枪杀和通缉。反袁倒黎失败，耿丹乃潜入北京隐匿。此时，经同学介绍，与同乡女士、北京女师学生张笃和结婚。
留学英伦学有所成 归国领导学运工运
黎元洪念耿丹于武昌战事中两次将他找回，以致能够登上副总统宝座，遂批准尚未撤销通缉令的耿丹同李四光、赵师梅等１２人，作为北洋政府的第一批留学生，资遣出国。１９１３年冬，耿丹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习期满，他以优异成绩荣获伦敦大学经济科博士学位。
１９１９年６月，耿丹回到祖国。他先是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结识了同校文学教授陈独秀、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彼此交往甚密。年底，他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中国与新旧银行团》的长篇论文，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和中国人民爆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国际国内根源作了科学的说明。文章分析深刻，论证精确，很有鼓动力。文章发表后，曾激起全国各界爱国志士的强烈共鸣，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北洋政府的仇视。
１９２０年底，耿丹经湖北辛亥革命友人的邀约回到武汉，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和武昌商科学校教授。此时，李汉俊已约请董必武在武汉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不久，李汉俊又来武昌高师担任社会学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政党的组织工作。耿丹很快结识了李汉俊，并建立了深厚情谊。他们同在武昌高师宣传新思想，深受学生敬仰。
１９２１年３月，耿丹参加了由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常学习介绍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册子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听取李汉俊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东欧各国的社会情况。耿丹还经常到红井巷李汉俊住所，同陈雪涛、危浩生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代表人士，如国家主义者余家菊、自由主义者胡忠明、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等人展开激烈辩论。
武昌高师向为守旧的经心派（前清武昌经心书院）教员把持。耿丹到校后，即团结进步教授，鼓吹新思潮，学校风气为之一新。学校当局实行禁闭政策，不准学生外出参加社会活动，早晚要到班上点名，动辄开除学生。耿丹鼓励学生自治；允许学生请假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学生伙食由学生自己管理，经济公开，如有克扣、舞弊等事情，学生可向包伙厨房罚款；对不学无术的教授，学生可以建议学校解聘。１９２２年１月１日，武昌高师成立了武汉地区第一个学生自治会。同年，湖北女师进步教员黄负生、刘子通因提倡女子解放被无理解聘，学生夏之栩等挽留，也被无理开除。耿丹和武昌高师学生自治会成员积极奔走于湖北教育界，支持女师学生正义斗争，并首先在武昌高师开放女禁，将被无理开除的陈端本、兰淑文等学生招收进来，实行男女同校。武昌高师校长谭锡恩对学校一系列变革极为反感，请来军警镇压学生，勒令１３名进步学生退学。耿丹支持学生自治会发起驱谭运动，组织代表团赴京请愿，谭锡恩被迫辞职。
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耿丹参加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推动武汉各工团、各学校开展同情罢工、罢课，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并组织慰问队，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友。“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耿丹被指名通缉。他当即同李汉俊经上海到达北京，找到陈独秀，策动湖北籍国会议员胡鄂公在众议院对镇压罢工的元凶——湖北督军肖耀南提出弹劾。不久，耿丹仍回武昌高师工作。
耿丹主持武昌高师教务以后，力扫积弊，打破党派界线，延览人才，受到学校进步师生的拥戴，也受到学校经心派首领黄际遇等人的拼死反对。黄际遇等一面勾结经心派教师，订攻守同盟，一面收买部分学生，联名驱耿。由于耿丹为多数人信任，所以驱耿阴谋未能得逞。黄际遇又变更手法，勾结同党煽惑理科学生张贴驱逐耿丹、李汉俊等文科大教授的标语。文科学生以耿、李等学识优异，教授得法，平日素所敬仰，自当拼命反对，因而这次阴谋又化为泡影。黄际遇等仍不甘心，便利用“‘二七’工潮事件”，到两湖巡阅使署等处密告耿丹、李汉俊，致使两湖巡阅使署于次年春再次通缉耿丹、李汉俊。
１９２４年９月，武昌高师改名武昌大学，校长张继煦同时去职。１０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湖北宣告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因而学校一直无人主事。经李汉俊、郁达夫等进步教授的多次呼吁，１１月１４日，湖北督署不敢违抗进步学生的强烈要求，同意耿丹代理武昌大学校长职务。
１９２５年１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后为西山会议派成员的石瑛回到湖北，接替武昌大学校长。他在学校中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发展会员，网罗党羽，排斥进步力量，如开除名教授黄侃，挤走进步教授郁达夫等。耿丹、李汉俊在党的领导下，发动驱石学潮。
“五卅”惨案发生后，国内各校均未举行期末考试，至下学年开学，石瑛为打击声援“五卅”运动的学生，强令学生补考，并亲自查卷，评定甲乙，分别升降，结果仅附中学生留级者就达百名。１２月９日，石瑛节外生枝，强令附中教师复评三份试卷，寻机打击另外三名学生。附中师生积愤难平，一举冲进校长室，将石瑛双手反绑在椅子上，偿以饱拳，逼其辞职。同日，湖北督军肖耀南指使反动军警包围附中，勒令学生解散，同时开除学生五名，逮捕二名。
１０日，耿丹发动进步师生联名发表宣言，呼吁武汉学界一致驱石，反对督军迫害进步师生，将斗争扩展到武汉全市。１１日，武汉各校一致罢课，援助该校学生，并排队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１５日，武汉各校学生代表千余人、工人代表约百人集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十条决议。
在耿丹、李汉俊策动下，武汉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军阀督署害怕学潮扩大，最后迫使石瑛辞去了国立武昌大学校长职务。石瑛辞职后，学校各项工作暂由教职员和学生推举代表组成校务维持会，共同主持。学校又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一年，武昌大学党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式成立了中共武昌大学支部。耿丹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此后不久，耿丹经李国喧、宛希俨介绍，董必武、吴玉章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之一员。
策反刘佐龙 接应北伐军
１９２６年５月，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出师北伐。耿丹欣喜万分，与董必武等一起，紧张地投入了湖北各界群众的组织动员工作，以接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７月１０日，北伐军攻克湖南长沙，耿丹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参加湖北省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随董必武、李汉俊赴湖南慰问。８月９日到达衡阳，１２日抵长沙。
在长沙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部分人不同意蒋介石先赣后鄂的意见，主张乘吴佩孚南北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直捣武汉，扩大战果。会议遂决定先攻武汉，对赣取监视态度。这时，唐生智提出，驻守汉口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曾答应在一定条件下倒戈，反对其上司陈嘉谟，以配合国民革命军入城，但需要有人策动。耿丹与刘佐龙曾同在黎元洪手下任职，有旧交，他主动接受了这一任务，回汉策反刘佐龙部。
耿丹之妻张笃和其时正在汉口市党部妇女部工作，耿丹通过张笃和往返联络，刘佐龙答应在北伐军攻抵武汉时即起兵响应，但以属部扩充为军、他自己当军长为条件。张笃和将其信件缝在鞋底里，托人带到长沙，刘的要求得到应允。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北伐军第四、第七、第八军抵达武昌城外。９月５日，当第八军一部迫近汉阳时，刘佐龙率鄂军第二师起义，加入革命，并自汉阳炮击汉口查家墩吴佩孚司令部。９月６日、７日，北伐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随后，鄂军第二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刘佐龙任军长，耿丹任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耿丹从长沙回到武汉任十五军党代表后，在继续稳定刘佐龙的同时，将主要精力用于协助董必武、李汉俊、张国恩等从事省、市党政机构的筹建工作。９月２３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李汉俊的提议下，成立了湖北省教育讨论会，聘请共产党员董必武、钱介磐、耿丹和国民党左派邓初民（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九人为会员，负责“改造及振兴”全省教育事业。１０月１０日北伐军光复武汉三镇后，又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张国恩为常务委员，耿丹、李汉俊、何羽道等为执行委员。
１１月１２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耿丹当选为青年部长。省、市党政机关建立后，为发动武汉群众接应北伐军入城、开展全省工农运动、迎接国民政府莅汉办公及收回英租界等，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耿丹身兼数职，各项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耿丹十分注意部队的政治方向，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部队。他带领部队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积极协助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并在租界里设立特别第三区，行使原租界管辖权。他还任命进步的黄埔学生担任政治部科长和师、团、营政治工作干部，用革命理论和良好作风教育和影响部队。一些旧官僚军阀作风严重，随意打骂工农群众，甚至辱骂政治工作干部，耿丹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当刘佐龙在全军营以上政治工作干部会议上大肆叫嚣“工农运动过火，糟得很”时，耿丹立即指出：“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是天经地义，好得很！”一针见血，当面予以驳斥。对刘佐龙克扣士兵薪饷的事，耿丹也多次提出批评和劝告。因此，刘佐龙十分痛恨耿丹，等待时机报复。
坚持革命 杀身成仁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完成了一系列反革命部署后在上海发动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消息传来，武汉军民义愤填膺，而刘佐龙却暗中与蒋方信使往还，伺机倒戈，破坏革命。面对这种情势，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为增强革命战斗力，防止不测，对党政军各方面人事作了调整，任命耿丹兼任第十五军副军长，以加强对刘佐龙的控制。
耿丹对刘佐龙早有警觉。他得到驻防宜昌的独立十四师政治部代主任李伯刚的报告，说该师师长夏斗寅有异动之势，与刘佐龙勾结，要刘在夏部攻抵武汉时响应。耿丹心中焦虑不安。５月１５日下午２时，适逢林伯渠参加耿丹兼任副军长就职典礼，耿丹将此情况作了汇报。５月１６日，林伯渠在军委会上报告夏部已抵咸宁、蒲圻间，商讨对付办法，决定由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等１０００余名学生，加上第四军新兵团和教导营，组成中央独立师，由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叶挺统一指挥，阻击叛军。５月１７日，叶挺所部又挺进纸坊，与敌激战。结果，夏斗寅部全线崩溃、狼狈逃跑。击败夏斗寅的进攻，使刘佐龙不敢轻举妄动，蒋介石“大失所望”。武汉转危为安。５月２３日，耿丹与林伯渠欢聚于东坡楼。
其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代表听取了粉碎夏斗寅叛乱经过的报告，讨论了夏斗寅叛乱后的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通过了《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告夏斗寅部下的士兵》两个文件，从而击破了夏斗寅、刘佐龙散布的种种谣言，澄清了社会上的思想混乱，稳定了军心民心。
７月１５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耿丹遵照党中央指示，即时发表公开声明，愤然辞去所兼各职。７月２４日夜２２时，耿丹在湖北省党部后楼何羽道宿舍出席一个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及退出省党部的其他共产党员何羽道、钱介磐等人。会议讨论了国共分裂后的政治形势，商定立即组织力量到鄂东地区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同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
８月９日，蒋介石利用刘佐龙痛恨耿丹的心理，派遣特务，唆使刘佐龙捕杀耿丹。８月１１日下午，刘佐龙突然打电话请耿丹前往查家墩军部“议事”。耿丹接电话后，即带勤务兵罗前泽等驱车前往。耿丹一到军部，刘佐龙副官刘智即将罗前泽及车夫关闭于楼下，让耿丹只身上楼。刘佐龙大声喝斥，指责耿丹不该说他是反革命，更不应该说他克扣士兵薪饷等话。耿丹说：“我的工作是按照国民政府的命令进行，并无其他行为，昭昭在人耳目，军长所说的话，可以详细调查。”刘佐龙说：“什么国民政府，我还要调查什么东西，绑出去枪毙了再说！”耿丹说：“既然要枪毙我，为什么不详细调查证据，为什么不呈请军事委员会？”刘佐龙说：“什么军事委员会，什么叫做确实证据，本军长一概不知道。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我要枪毙你就得了！”说完，一阵狞笑，随即令其左右将耿丹绑出军部左侧，以“煽惑军心”的罪名，击掌为号，鸣枪杀害。耿丹不幸遇难，时年仅３５岁。
耿丹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宝贵生命。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５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并向其亲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